鄭雯:《人民日報》的「弦外之音」

鄭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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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31日訊】大陸民眾流行一句說法:《人民日報》只有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人民日報》的內容令人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在葫蘆裡賣的到底是啥藥。不過,既然了解這項報紙的特色,也不難解讀其字裡行間所透露的訊息,它所隱瞞的弦外之音到底為何。

前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洋洋灑灑七千字左右的社論〈再幹一個二十年──論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全文分為十六小節,開宗明義的第一小節,列舉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座偉大的豐碑」,意指在2003年,大陸的人均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按國際公認標準,中國已走出了低收入國家的行列。」

要如何來解讀這項數據呢?8月21日出版的《經濟學人》有篇文章〈中國發明了算盤,但統計數字卻一塌糊塗〉,光是篇名就令人捧腹一笑,那個「突破1000美元」的數字能說明什麼呢?

8月1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有篇專文報導,不過該報8月30日在台創刊的精選週報我才看到這則新聞。一位18歲的四川農村青年鄭清明,因為繳不起80美元(600多人民幣)的學費,老師就不允許他參加高考,那天是6月4日,高考的前三天。過了幾小時,他走到一列快速駛來的火車前,選擇了臥軌自殺。

《紐約時報》向四川有關部門查證,長達七頁的官方報告把責任推向死者──精神異常而導致死亡,但《紐約時報》的長篇報導反倒是把矛頭指向中國農村的一貧如洗。25年來,今年是中國的年收入在600人民幣(75美元)的貧困人口首次有所增長,政府預估增加了800,000人,達到8,500萬人。

鄭清明的外公說:「每分錢賺進來就剛好支付出去,作為他的學費之用。」學費一年290美元,而四川農民在2002年的人均收入只有250美元。

根據官方報導,普通農民家庭的每年平均收入也是250美元左右,城鎮家庭則是1000美元上下,一個大學生的四年學雜費就要3000美元左右,對農民與城鎮家庭都難以負擔。於是,最近高校即將開學,中國大陸不乏有媒體報導,貧苦家庭因為無力支付學子的學費,而有學子自殺,或父母親自殺,甚至母親賣器官的都有。相形之下,《人民日報》那個「偉大的豐碑」顯得好空泛。

8月30日網上有篇組圖〈我們的農村:赤貧,無法迴避〉,有讀者提到:「不是說中國已經走向小康了嗎?」「建議將此貼轉到《人民日報》,轉到中央,轉到溫家寶手中。」〈再幹一個20年〉也確實提到了中國已邁向小康,他們真該看看那些真實中國的照片。

還有,這篇〈再幹一個20年〉的社論一開始就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把「中華民族」與「西來幽靈」的共產黨混為一談。中華文化是修煉的文化,是信神的文化,共產黨則是無神論者;共產黨說它們自己是「流氓無產者」,中華文化裡哪有這些東西呀?

從第一小節就發現到這篇社論還是老套,只不過蒙老百姓的虛晃招式罷了,那麼,它到底暗藏了什麼玄機?文中有些似曾相識的句子:「我國是人口大國,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就會變成一個大問題;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就會變成一個小數目。」

這是去年底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演講的片斷,那是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慨,有心想做點事,想要改革,奈何受限於現有的體制,處處掣肘,徒有抱負而無法施展能力,所以不得不藉由這篇社論來對黨員內部信心喊話。由以下摘錄不難看出政策執行力施展不開的苦衷:

「我們黨剛剛度過83歲生日,執政已有55年,領導改革開放也已26年。關鍵時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一場新的考試,是對全黨智慧和力量的一次很實際很具體的檢驗。」「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以提高執政能力為重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

回想起1930年1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曾經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答覆林彪對於紅軍前途究竟該如何估量的徵求意見信。毛澤東在信中批評林彪與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抱有悲觀的思想:「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是不遠了。」

好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何等的氣勢!雄心萬丈、一鼓作氣、無畏之勇,反觀現在卻成了「我國是人口大國,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就會變成一個大問題」,連簡單的骨牌效應的道理也付諸腦後了。

中國大陸確實處於關鍵時期,但江澤民的無能,共產黨的腐化,卻讓社會危機四伏,矛盾重重。儘管江澤民一再新聞封鎖,一再高喊穩定壓倒一切,但還是掩飾不了危機,讓《人民日報》不得不信心喊話:「再幹一個20年!」

共產黨還能有20年嗎?在社論的第十五小節提到:「上一個千年,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曾經說過,最先朝氣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們,他們的命運是令人羡慕的。」從中完全看不出來馬克思是如何指導共產黨迎向未來的挑戰,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倒可以來檢視一下共產黨還能有20年嗎?

在《左傳》的〈季梁諫追楚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在春秋時代(西元前700年左右),中國就有這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孟子也主張過:「民為貴,社稷(指「國家」)次之,君為輕。」

從最近較熱門的拆遷新聞來看,西安市安仁坊小區居民遭強制拆遷,安仁坊全體居民寫下:「安仁坊『拆遷』:『拆』的人民群衆的『心』,『遷』的百姓對黨的『情』」。這些老百姓對海外國際媒體的緊急呼籲,也展現了文字高手的智慧,中國文字真是奧妙無窮。而像這樣不得民心,就如同春秋時代季梁的諫言:「現在人民還在挨餓,而君王卻想滿足私慾;祝史虛報功德來祝禱,臣真不知道這怎麼行得通。」

看看那些像是乞丐的普通農民,連鞋子都沒得穿,小學生上課沒有課桌椅,學生們或蹲或坐在地上,對照共產黨老是把別人做事的成果或功勞往自己身上攢,我們也真不知道共產黨要怎麼行得通?它還能有一個20年嗎?@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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