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從中國媒體看中國勞工現狀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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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11日訊】1、中國的媒體控制:屠嬰、避孕与墮胎

要從中國的媒體了解中國勞工的真實狀況是十分困難的。盡人皆知,今日中國仍然是共產党一党專政。和傳統專制不同,傳統專制下的書報和新聞檢查主要是事后追懲,好比屠嬰;共產專制下的書報和新聞檢查卻主要是事前預防,好比避孕。共產党政府不但設有它的書報与新聞檢查机构(如各級宣傳部),并動用專政工具對發表“反革命”言論(現在改成“顛覆政府”)的人定罪,而且它干脆把一切出版机构与媒體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領導去把關。這等于加了雙保險。在這种情況下,那些讓党不高興的消息或言論几乎沒有公諸于世的机會,偶有漏网之魚也不必去抓起來關起來,只消動用党紀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決問題了。

互聯网的發明向共產党的避孕術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互聯网上發布消息或言論是很難事前預防的。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為政府喜歡的新聞或言論得以公諸于世的机會。為此,中國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网絡監管系統,一方面,通過設置网絡篩檢程序對許多所謂“敏感”詞匯進行過濾–這是把避孕術用在互聯网上;另一方面,只要發現了有“危險傾向”的文字便立即刪除–這好比墮胎。但盡管如此,互聯网的出現還是為那些不為政府喜歡的新聞或言論提供了更多的机會,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對那些它不喜歡的新聞或言論實行懲罰的難度,只要這些新聞或言論已經公諸于世,政府要懲罰不能不找出一點說得過去的理由,顯然政府不能為它不喜歡的每一條新聞或言論都找得出懲罰的理由,于是到頭來,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歡的新聞或言論,不得不容忍很多它痛恨的記者或作家。民工孫志剛被毆打致死一事就是首先公布在互聯网上而引起強烈反響,然后才被官方媒體發表,從而形成輿論壓力,最終促成了收容審查制度的廢除。這件事可視為互聯网重大作用的一個突出事例。

這里,我們還要講一講海外媒體、海外的互聯网的作用。海外媒體和互聯网的作用有二:一是發表自己的消息和文章并努力傳送到國內以外,二是還能幫助國內网民“出口轉內銷”。國內的人把他們在國內無法發表或一發表就被刪除的文章或新聞發送到海外媒體,然后再“出口轉內銷”,通過電台或互聯网又傳回國內。盡管中國政府設有強大的防火牆屏蔽海外互聯网以及對境外電台大力干擾,但這种屏蔽和干擾的效果畢竟是有限的。有關中國勞工狀況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勞工集體抗爭的事情,主要都是通過海外媒體和互聯网而得以傳播的。

2、所謂“改革陣痛”,所謂“分享艱難”

如果說在八九之前是改革的蜜月期,几乎各种人都從改革中得到好處;那么,此后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八九之后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很多勞工–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職工–則成為改革的犧牲品。

對此,官方的說法是:改革是必需的,國有企業是大鍋飯、鐵飯碗,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要提高效率,要使企業盈利,減少虧損,維持生存,必須裁員,很多職工下崗失業就在所難免。在官方媒體(包括報刊、文學作品、電視劇等)上也開始出現了對下崗工人狀況的報道和描寫。在這些報道和描寫中,對勞工的窘迫狀況(包括對傷害事故)多少有所披露,但最后總是把這些問題歸結為改革的陣痛,并強調党和政府的關怀,積極采取措施幫助弱勢群體,例如設立下崗工人中心,安置再就業,介紹致富經驗,等等。

几年前,國內發表了一部反映改革期間中國社會問題的小說,題目叫“分享艱難”,寫的是一家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的故事。這部小說描寫到一些群眾的貧困,也描寫到一些“先富起來的人”的權錢勾結,違法亂紀,還描寫到官場的腐敗傾軋,有時還通過個別受害群眾之口冒出几句直接罵共產党的話來。然而這部小說的中心思想卻是主張讓受損害的群眾和共產党官員分享艱難。它強調的是,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大家好,但是在其過程中,免不了會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盡管在我們的社會里,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价值觀和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有著种种矛盾和沖突,但是大家畢竟都生活在一起,要有同舟共名之感,這就要求彼此間多體諒,多溝通,多協調,多包涵。領導也有領導的難處,讓遭受損害的群眾和政府和官員分享艱難。小說里寫到一位負責官員講授其為官之道,他說:“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別要注意別在群眾鬧事時讓步,要讓也得等將來,免得讓群眾養成遇事就鬧的習慣。”

有不少文章和報道談到下崗工人如何克服困難,打出一片新天地的成功經驗。在這些文章和報道中,有的下崗工人是這么說的。他們說:我們要克服依賴思想,不能老靠國家,指望著讓國家養自己一輩子,要靠自己,要自己養活自己,我們工人是國家的主人,是主人就要發揚主人翁的精神,要自力更生–這話听上去更象是嘲諷。

3、中國勞工問題的實質

從中國的官方媒體上,我們最難讀到任何有關勞工抗爭的報道。僅僅是通過海外媒體和國內的互聯网,我們才能對中國勞工的抗爭有所了解。

乍一看去,中國勞工的抗爭似乎要求很低,他們無非是要求有口飯吃而已,他們要求得到足夠的失業救助,補發拖欠工資,等等。從表面上看,中國政府似乎也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比如說近些年來,官方也不斷談到保護弱勢群體的問題,建立社會保障系統的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的勞工問題遠比這嚴重得多,复雜得多。

就拿失業問題來說吧。不錯,在市場經濟下,企業有破產,工人有失業,都是正常情況,中國既然還不富裕,政府手里也沒有很多錢,無法提供符合西方標准的福利待遇。但問題不在這里。工人們很清楚,如果企業是私有的,你是雇主,我是雇員,雇主當然有權解雇雇員。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的,你厂長和我工人都是企業的主人–或者同樣都不是主人,那么,我工人憑什么就該被你解雇?你厂長憑什么就有權力解雇我?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等于是全體國民合伙做的一個生意,在其中,厂長和工人,政府首腦和普通百姓,它們之間的區別只是分工的區別,只要工人或百姓沒犯錯,厂長或總理都無權扣他們的工資,讓他們失業。我們完全贊成中國的經濟必須改革。我們也知道,雖然改革的目的在于增進全社會的利益,但是在改革過程中,難免會有部分人的利益會受到暫時的損失。換言之,我們必須為改革付代价。問題是,這筆代价應該由誰來付?或者更准确地說,首先應該由誰來付?舊體制分明是共產党一手搞起來的,因此,改革舊體制所需的代价首先應該由共產党來付。共產党理當引咎辭職,最起碼的,也該放棄對權力的柯斷,接受分權制衡,接受人民的監督。可是,共產党非但不付任何代价,把自己先前執政所造成的所有惡果全部轉嫁到對此惡果毫無責任的民眾身上,而且還趁改革之机大發橫財,把民眾辛辛苦苦几十年創造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這怎么能讓人服气呢?民眾不服气,起來抗爭,反而要遭到共產党的殘酷鎮壓。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正的事情嗎?

有网友發表文章,指出:“弱勢群體”一詞誤導民眾。政府表示要關怀弱勢群體,表面上似乎是表示關心,實際上是推卸責任,因為那些老工人和下崗工人都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或者某种自然的原因導致的貧困,而是因為政府非法掠奪了他們的勞動保險金從而使他們淪為赤貧。過去共產党實行低工資制,這等于是讓職工交付了高額保險金(以及住房發展基金),現在政府非法侵占了這筆錢,政府理當退賠,怎么還好意思說是關怀呢?假如說在公開的抗爭中,勞工們只是提出很低很低的要求,那不是他們不明白,而是他們害怕遭到鎮壓(事實上,就連很低訴求的抗爭也往往遭到鎮壓)。假如說在前些年,還确實有許多勞工對自己深受剝奪的狀態缺乏認識,那么越到后來,覺悟的人越多。越來越多的勞工認識到,中國的所謂改革實際上是一場公開的搶劫,是一場在專制暴力保護下的公開搶劫。不少人說,我們打不過人家,沒辦法。許多人都表示,八九如果推遲一年,工人就會起來,八九民運的結果就會大不一樣了。

這才是中國勞工問題的實質所在。

2004-08-31
轉載于《人与人權》:www.renyurenquan.org(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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