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8日讯】十月一日
地铁中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早上九点，王选带着一群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前往日本参议院第二议员会馆。步行过天桥再下到地下坐地铁。七八位老人目不识丁、行动不便，途中还得转一次车，可够她忙碌的了。幸亏王选的丈夫扛着摄影机跟在队伍后面，大声招呼大家一起上车。在车厢里清点完人数，王选已是一头大汗。
此时正是早上上班的高峰时期，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瘦小的王选踮起脚尖来张望，查看团队的人是否全都在附近。我们恰好挨在一起，正好可以低声交谈一番。王选气愤地告诉我说，中国使馆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诉讼提供过任何的方便，甚至没有说过一句温暖的话。他们根本无视这些老人和这些案件的存在。
听了王选的诉说，我感到十分愤怒。使馆固然不便公开支援民间诉讼，但派一辆车接送应当不是什么难事。这群七八十岁的农村老人，在地铁中上坡下坎，多么不容易啊。人皆有父母，为何官僚们就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呢？为什么官僚们对自己的同胞如此冷漠？以前我就听很多海外的华侨华人批评驻外机构的官僚主义，听到此事之后更是深有体会。
出地铁口，又步行数百米，我们方进入国会第一会议室，今天的会议是由参议员川田悦子招集的，由议员本人和中国受害者质疑日本防卫厅的官员，要求尽快整理公开细菌战的有关档案材料。会议开始之前，王选带领众人在会场张贴各种标语，以壮声威。而工作人员并不干涉，亦见其议会中有相当的民主与自由。
四名日本防卫厅的官员坐在台上，逐一作自我介绍，表示愿意回答议员和中国受害者及家属的一切问题。于是，先由受害者和家属代表发表声明，王选作同声翻译。然后，川田议员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追问之，这四个官员穷于应付，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好处。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议员却能将政府的大小官员招来质问，而议员则诞生于民众之选票。因此，无论官职多大都得看民众的脸色行事。我在这几天的电视中就看到了小泉在议会中遭到“炮轰”的尴尬场面。这个强势首相在议会中却是一副可怜状。
前些年，美国方面已经向日本政府移交了一批档案材料，另外若干曾参加细菌战部队的老兵也捐出了他们的日记。可是防卫厅依然不公开这些材料。
川田议员追问说：“究竟何时可以公开这些材料？请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防卫厅的一名满脸大胡子的官员回答说：“个人捐赠的材料涉及隐私问题，其他材料共五百件，准备三个月内整理完毕。至于公开的时间，非常抱歉，我们无法列出一个详细的时间表。但是我们愿意随时向您汇报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
议员不满意这个回答，继续追问道：“究竟有多少人从事此工作？是否胜任此工作？”
另一名防卫厅的官员斟酌片刻，回答说：“我们有七到八人负责整理这些文件，已经初步写出了目录。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高效率地工作。我们今天就可以公布部分已经整理完毕的资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已经复印好的几页资料分发给与会人员。这是日军某毒气弹部队（所谓“防疫给水部队”）的档案材料。看来，他们个个都是打“太极拳”的高手，能搪塞就搪塞，实在糊弄不过去了，就抛出一点资料来糊弄公众。
会议开了一上午。主持人一宣布结束，前来出席的记者们便围了上去，对与会的议员、官员、律师以及受害者进行采访。我们也前去采访了川田议员、研究细菌战的学者奈须重雄和近藤昭二等人。
历史学者近藤昭二对日军细菌咱问题作了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他告诉我们，日军专门组织了“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队”，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大规模实施细菌战。这一事实知道最近才逐渐披露出来，大部分日本国民根本不知道真相。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义务把这些可怕的事情告诉国民。
“那麽，真相为何被掩盖了长达半个世纪呢？”我问道。
近藤回答说：“战后，日本政府与美军当局进行交易，秘密达成妥协。日方将研究成果无条件给美国，而美方则同意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后来，许多当事人在日本有很高的地位，更难以被揭发出来。”
“那麽，普通日本人得知此资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近藤认为，日本国民中会有部分人坚持不相信，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拒绝承认事实。许多年轻人也会认为跟自己无关，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当然，大部分的日本国民还是会接受这种事实，并思考如何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受害国打交道。近藤特意澄清一个概念，在日本，需要的不是“改善”，而是“改恶”，但是反对“改恶”的力量很大，修改宪法是在“改善”而非“改恶”。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元前来采访的记者——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东京特派员符祝慧。符祝慧长居东京，报道过许多对日战争索赔案件。据其观察，近年来日本政坛日趋保守化，政府和议会都不愿直面战争罪行。符氏在日本念书期间，接触到许多日本同学，都不知道日本侵略过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这些日本年轻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都是很久的历史了，我们不感兴趣。”符氏认为，这种情况将大大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午在地下一层议员餐厅吃饭，类似于中国的盒饭套餐。各种食品都有塑胶制作的栩栩如生的样品摆在橱窗里，供顾客选择。老田告诉我们，议员们与国会的普通工作人员一起在此吃饭，围坐着就餐的人群中，就有好几位是著名的议员。由此可见，日本议员的生活相当平民化，他们并没有享受“小灶”的待遇，该排队还是跟普通人一起排队。经常听说国内召开两会的时候种种奢侈浪费的情形，看来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真该好好向日本的议员们学习学习。
我要了一碗担担面，这是唯一的与川菜有关的名字。结果，这碗面条端上来之后我才发现，虽然是很大的一碗，但与四川的担担面毫无关系：上面浇了一层什么味道也没有的油腻的肉沫，面条也如同速食面般软。这是我生平吃过的最难吃的担担面。看来，日本的议员们根本没有什么美食可以享受。这几日，我已经快受不了日本的饮食了。日本菜大部分是“中看不中吃”，眼睛倒是能够大饱眼福，肠胃却是强烈抗议之，如周作人所说：“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麽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日本衣食住》）不过，日本的饮食总比美国好些，至少大部分时候还有我喜欢的米饭。
从国会出来，步行约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位于东京市中心的皇宫。这一带有国会大厦、文部科学省、法务省、财务省等大楼，是日本政治中枢所在。有几个女中学生站在政府大楼门口为红十字会募捐，她们一看见有行人经过，便像唱歌一般宣传红十字会的理念，并向行人鞠躬致意，希望能够获得捐助。
老田告诉我们，在日本的几个大城市中，东京的地铁最为复杂，换乘需要进进出出。其原因之一在于，修建地铁的时候，有关部门通过法令要求，地铁必须避开皇宫，即便是从皇宫的地下穿过，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可见，日本国民心中对天皇的崇拜依然没有消退。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与欧洲有巨大的不同。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天生便不喜欢王室，对欧洲皇家的绯闻毫无兴趣，但他们毕竟实现了平民化，而日本王室依然是不能批评的，这是除了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王室以外，最拒绝批评的王室。
与紫禁城一样，日本的皇宫也被一群高楼大厦所包围。不过中间还有一个大广场和一大片浓绿的古树隔离。一般游客只能到皇宫外边的广场上游览，广场与皇宫之间还隔着一条宽阔的护城河，河上有几座古式的桥梁，但禁止皇宫之外的普通人通行。游客只能从岸边远远地眺望皇宫，皇宫大部分的建筑都掩映在浓密的树木之中，其颜色亦以灰、绿、白为主，并不富丽和张扬，相反显得素净雅致。日本皇室没有中国帝王奢侈铺张的传统，因为有宗教的支撑，其皇权的运用也更加神秘和隐蔽。这一点从皇宫的格局及风格中亦可看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皇宫像是扩大的佛教寺庙。日本的皇宫与中国的紫禁城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日本的皇宫里面种植了茂盛的树木，建筑几乎就在一片森林之中；而中国的紫禁城则几乎没有什么大树，据说是皇帝们害怕树上藏着刺客。就此而言，日本的天皇比中国的皇帝生活得舒服。我隐约看见一对身穿白色长袍的仕女在树林间行走，宛如云中仙子。这大概又是在举行什么祭祀活动。老田开玩笑地说：“天皇什么都不好，唯一的好处就是给东京留下了一个‘绿肺’。”然而，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天皇裕仁，居然得以在此人间仙境中享受后半身的幸福，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心平气和。
皇宫大门紧闭，门口有穿灰色警服的卫兵看守，其换岗仪式虽无英国白金汉宫那麽威严，却也颇为讲究。两名卫兵缓缓推开大门，然后正步走向岗亭，向站在那里的另外两名卫兵致敬。接着互相换位，交班的两名卫兵进入大门内，并将大门关上。虽然不像英国王宫前骑兵的英姿飒爽，却也营造出天皇神圣不可接近的气氛。统治者都喜欢搞这样一些神秘的仪式，使得自己超乎于寻常人之上。
有日本学者探讨天皇崇拜在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升温的原因时指出，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以及对外侵略战争的升级与得势，缓和了日本国内的矛盾和危机，从而助长了对天皇崇拜的意识。这使得天皇制与民众观念逐渐融合起来，以至与天皇制同命运的意识最终得以形成。
二十世纪末至今，日本国内涌现出这样一种思潮：日本国民正从战后民主主义的迷惘中被解放出来。而且对日本来说，天皇作为国家重要的精神支柱，又逐渐在民众中间被树立起来。许多日本人认为，天皇制必定会给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带来变革，这预示着战后民主主义的终结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然而，这个新的时代对日本、对亚洲和对世界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拍完皇宫，我们坐计程车去巢鸭监狱旧址。巢鸭监狱曾经关押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本来是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地，但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有关方面居然将其拆毁，在原地重建一个街心花园和高级商场。
此处仅有一个小小的纪念碑，碑上有如下文字：“二战后，在东京市谷，极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下的刑及其他联合国战争法庭判定的战犯在此地服刑。由于战争发生的悲剧，把此地作为战争遗址，建立此碑。昭和五十五年六月。”好一个没有主语的“悲剧”，将战争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就在此碑前面的小广场上，许多身轻如燕的青少年正在练习滑轮。他们甚至的阶梯上做出了各种惊险动作。然而，没有一个孩子对这个纪念碑以及它背后的历史感兴趣。他们会成为和平的热爱者吗？
晚七点，惠泉女学园大学教授、战后遗留问题专家内海爱子女士来到宾馆，在大堂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谈及天皇的战争罪责时，她认为美军出于其世界战略，需要利用天皇，故为其开拓；同时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也使得一般人不容易看出天皇的责任。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她既不同意右翼学者声称的“大东亚战争”，也认为英美方面使用的“太平洋战争”有其局限性。因为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在中国，所以应当称之为“亚太战争”。这种说法尚未形成定论。
内海爱子还谈到战后审判不彻底的问题，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他各国的审判只涉及到很小一部分人。她拿出自己的一本著作来，其中有一张表格显示，中华民国立案六百零五件，审判八百八十三人，其中仅有一百四十九人被判处死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进行审判，但没有一个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虽然中方如此宽宏大量，但大部分战犯并未深切反省，对审判还怀有恨意。
在此表格中，我还注意到一个资料：台湾人当中被作为战犯处死的有一百三十七人。
内海爱子特别批评了日本学者武藤章的观点。武藤章认为，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事变”而不是“战争”，日本没有对中华民国宣战，因此国际公约关于战争的条款并不适用。进一步来说，日军抓到日本了的中国劳工，并不是“俘虏”，而是普通的“劳务者”。这种掩耳盗铃的认识，阻碍了劳工赔偿诉讼的进展。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中国劳工的俘虏身份，因为一旦承认了俘虏的身份，就等于承认了战争，就得根据有关俘虏的国际公约来处理遗留问题。内海爱子不留情面地批评说，日本政府一味玩弄文字游戏，在国际社会上根本得不到尊重。
晚上，我又与秦导一起去王选的房间与之聊天。王选直率地指出，索赔问题久拖不决，中日两国政府都有责任。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有关部门不仅不支援民间索赔，反倒视之为破坏中日友好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民间活动人士施加种种压力，甚至刁难日本帮助中国受害者索赔的人士，有的日本友人甚至拿不到赴中国调查的签证。
王选越说越激动，她有演说家的才华。谈及《中日联合声明》里面中方放弃战争赔偿的条文时，她指出：“联合声明中要求日方‘反省’。所谓‘反省’，仅以细菌战而言，就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正视历史；其二，公开档案；其三，进行调查。但是，如今日方这三点都没有实施，日方已经单方面违约了！”另一方面，她分析说，政府放弃赔偿不等于所有的公民个人都放弃赔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王选亦谈到她的家乡——浙江省对这些诉讼的淡漠：地方政府视而不见，新闻媒体毫不关心，公司企业不愿支援。王选对家乡深感失望。浙江是中国经济富裕、民众知识水平较高的身份，浙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王选说：“《圣经》中早说过，先知在其故乡都是不受尊重的，这也许是你的命运。”
民众的蒙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均有官僚主义。官僚们玩弄权术，所在意的是如何稳定地掌握权力，全然不会在意受害者们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诉讼反倒成了“不稳定因素”。索赔之难，不在于少数日本右翼暴力团的威胁，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权力机关的颟顸和冷漠。王选叹息说：“我们多么希望中日两国政府都能够多尊重一些生命、多关心一些人权啊。那可就是老百姓的福气了。”
索赔之难，固然说明日本的司法体系有严重问题，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受国际尊重的、民主化的强国。对日索赔之难，难在日本，也难在中国。中国自己的法庭为什么不能受理这些案件呢？中国的法庭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人民主持正义呢？同时，我也认为国际司法体制没有完备，海牙国际法庭仅仅受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诉讼，而不接受个人的诉讼，其作用相当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索赔之路尤其显得艰辛而漫长。
索赔固然很难，但我们不能知难而退，而应知难而进。我想起周作人在《排日》一文中说过：“要讲亲善，须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我不想奈何你，你也奈何不得我，好像两个力士会面，各伸出醋坛大的拳头来，摊开手掌紧紧地握一下，互说一声‘你好，哈哈，’这才是可能的亲善。”此种观点放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国内地网路上有很多“粪青”天天辱骂日本，宣称要“炸平东京”，不过是过过嘴巴瘾而已。如果中国真正成了一个民主而富强的国家，无须采取武力，自然会获得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重。
深夜，在宾馆里思考日本的人与事。日本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摇晃，如同一个不认识自己父母的孩子。这个孩子将自卑与自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大江健三郎说过：“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确实，没有一个词语能够像“暧昧”这样准确地表达出我对日本的感受。日本人爱好清洁，却不愿面对自己历史中的污秽；日本人重视名誉，却用遮掩事实的办法来维持自尊。
暧昧不是一种良好的、正常的状态。大江健三郎说：“我希望通过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的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的方向而作的祈祷。”我愿意与他一起祈祷。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