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我說的是趙紫陽的意義，不是趙紫陽的作用。
趙紫陽的意義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中顯示出來的。
天安門事件爆發了政府和人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矛盾，也催化了統治者內部的矛盾。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文件是改革派的綱領。改革為了什麼？可以有不同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權，還是為了促進共和國的前進發展？在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面前，不同的改革派分道揚鑣了。不同的出發點引向不同的歸宿點。改革為國為民的代表人物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僅此一語，使他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改革為黨為我的代表人物鄧小平主張以軍隊和暴力的鎮壓解決問題，就此一舉，使他成為同一典型環境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宣佈戒嚴，調動軍隊，在坦克的掩護下，進軍天安門，向手無寸鐵的人們一路衝殺，製造流血事件的鄧小平，千夫所指，萬年遺臭。“民主和法制”的口號並不是趙紫陽最先提出的，但在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面前強調“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特別是與鎮壓解決問題的結果所發生的流血事件相對照，便具有強烈的典型意義。趙紫陽的主張雖然當時沒有發生作用，事後本人還遭囚禁，它的意義在於為前驅指路，為後世垂範。鄧小平式的改革派，被歷史所證偽了；中國未來真正的改革派，必是趙紫陽式的人物。
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使人們理解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所作所為，根本之點，就是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
（一）
一九八七年初，在反自由化的喧囂聲中，中共影子元老院廢黜了總書記胡耀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接任代理總書記。他本來抓經濟，接任代理總書記後，經濟、政治一把抓。趙紫陽突破了鄧小平的局限，將中國的改革事業從經濟領域切實推向政治領域。
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力”而下臺的。趙紫陽如果同樣“反自由化不力”，是不是也會下臺？他似乎並不以此為念，而是力挽狂瀾。他向糾集在反自由化的旗幟下的保守派質問：“把經濟搞亂了，誰負責？”沒有人敢回答，那麼就由我趙紫陽來作主。反自由化無疾而終。趙紫陽豈止“反自由化不力”，而是一度中斷了反自由化。他實際上沿著胡耀邦的同樣的方向繼續前進，走得更遠。
據鮑彤介紹，趙紫陽主政時期，破了毛澤東以來的許多老規矩，開黨中央不討論法院案件的風氣，不以理論是非整人的風氣，不審查文藝作品的風氣。這些，不過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行措施。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紀念中共成立六十六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旗幟鮮明，口號響亮。同時，重新發表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在這篇講話中認為，制度上的官僚主義同“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而“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的色彩”。他指出，改革領導制度是改革各方面制度的關鍵，而改革領導制度必須“肅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在民主派看來，其中的論點還沒有引向徹底，但它的價值超過了鄧小平本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那篇著名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體現了鄧小平一生的思想水準所達到的高度。這篇講話發表於一九八零年八月。僅僅過了四個月，鄧小平的另一篇講話《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腔調完全變了，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此只談經濟改革不談政治改革。趙紫陽壓制了反自由化，又重新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分明顯，意在規勸鄧小平回到一九八零年四月，重新出發。
一九八七年十月，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具有鮮明的推行政治改革的色彩。報告的第五部分《關於政治改革》特別強調：“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有十多條，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三條：
一，黨政分開。看起來提法上並不新鮮，實質上有所前進。鄧小平認為，黨的領導決定問題迅速，定了就辦，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扯皮，這是我們的優勢。在保證共產黨的優勢的條件下實行“黨政分開”，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趙紫陽卻認為，被鄧小平視為優勢的這種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體制往往處在矛盾的焦點，改革黨政體制是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前提。剝離共產黨權力的黨政分開是一個起點，歷史的車輪一旦啟動，就不會停頓，最終必將瓦解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十三大以後，黨政分開的實施，首先是逐步撤銷政府機構中的黨組。
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全新的思路。再加“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的政治透明化，實際上是制約共產黨的獨斷專行、建立全民監督的措施。這一制度的實施，必將啟動民間社會。
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這也是喊了很久的一個口號。但法制建設有不同的性質，是以法為工具（rulebylaw），還是以法為權威（ruleoflaw）？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反自由化，就是把法制當作制約人民的工具。而趙紫陽所說的法制，是另一種：“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與“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相聯繫的法制，才是制約政府的權威。
中共十三大的檔體現了趙紫陽的風格，口號上並不驚人，重在事實上開拓進取。
中共十三大的改革之風，吹開了一幕戲劇性的場面。反改革的頭面人物鄧力群，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兩次選舉中落選。這是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上難得一見的順應民意之舉。
開完十三大，趙紫陽正式就任黨的總書記。在接受自由採訪時，一位外國記者問：上任後準備幹什麼？他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發現：“在幹部和群眾中出現某些思想混亂，很重要的原因是對改革的思想準備不足，弄不清為什麼要改革，為什麼現在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潮流。”於是他風塵僕僕到各地考察，大講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十三大之後的一九八八年，政治體制改革悄然而行，中國處在和平演變的進程之中。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和北京的《經濟學周報》實際上已經衝破報禁，成為自由化思潮的輿論陣地。
我對一九八八年的和平演變，感受比別人更為靈敏、更為深切。
我被鄧小平壓在五行山下。貶出京城、發配南京時，給我規定了三條：第一，不准發表文章；第二，不准當領導；第三，不准離開南京。實際上不止三條，比如還有不准接見外賓，甚至也包括某些內賓。陳鼓應在北大哲學系時，來南京要見我。他被告知：“郭羅基不在南京，外出了。”其實，當時他離我的所在地只有三十公尺。但到了一九八八年，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政治參讚Mr.Edmund居然見到了我，談的就是和平演變。
為了反抗鄧小平的禁令，我在南京還是用筆名、假名繼續發表文章。政論文章是不能寫了，因為人家說我寫的政論即使用了筆名也能看出是郭羅基寫的。我的狐貍尾巴天生就藏不住。只好寫一些理論性的哲學文章。就是這樣，用筆名不說，稿末的真實姓名和地址也是向友人借來的。而且，還得像打遊擊那樣，打一槍換個地方，每發一篇文章就換個筆名，怕被人查出來。到了一九八八年，居然有人來約我寫文章了，還可以用真名發表。我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寫了一篇《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新啟蒙》。文章發表以後形勢變了，一九八九年受到批判，被說成是“動亂的理論基礎”。
“不准離開南京”的意思主要是不能去北京。一九八八年，我居然去了北京，應邀出席在北京飯店舉行的“文化座談會”。在會場上一看，以前被整肅的自由化分子都到齊了，連為胡耀邦陪綁的下臺中宣部長朱厚澤也來了。這次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如何紀念翌年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和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準備在思想文化領域大幹一場，對於進一步的和平演變寄予希望。
不料，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尚未鋪設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變的進程為之夭折。“六四”以後，一變而為江澤民的“反和平演變”。
（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必須放在歷史的聯繫中考察。
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歷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和平演變的連續性出現中斷。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歷史，偏離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政治上出現倒退。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是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期。中共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從十三大倒退了十年，停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狀況。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客觀上，它的歷史作用是消極的；它的歷史責任則是另一個問題。
對於天安門事件，對抗的雙方有不同的定性：以鄧小平為首的官方態度認定事件是一次動亂和暴亂；抗議示威的群眾認定事件是一場民主運動。事件的進程表明，雙方都不理解趙紫陽的意義，沒有出現“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跡象。
當胡耀邦逝世後的悼念活動轉化為抗議示威後，矛頭首先對準趙紫陽。共產黨的領導機構是黑箱，人們並不瞭解上層的分歧。因為趙紫陽是總書記，應為共產黨承擔責任，炮打司令部，情有可願。但趙紫陽在五月三日發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講話、五月四日發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代表的談話之後，表明他不同於為四•二六社論定調的鄧小平，也不同於堅持四•二六社論的李鵬等人。雖然當時多數人說他講得好，至少沒有人說不好，但事實上雙方都沒有響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共產黨頑固派和民主運動激進派，主導形勢的發展，互相刺激，互相攀升，共同走向不可挽回的結局。
民主運動對趙紫陽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規道上解決問題”的回答，是從佔領廣場發展到大規模絕食。
五月十三日開始的絕食，沒有想好退路，把自己處於絕境。結果手段變為目的，絕食成了運動的主題。在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有人居然說：“如果有一個同學不離開廣場，廣場上的其他幾千絕食同學也不會離開。”他還說：廣場上的原則“並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99.9%服從0.1%。”作為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民主的常識。而堅持民主運動似乎就是堅持絕食。
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停止絕食，開展多層次多管道的座談對話。從趙紫陽的五三、五四講話，到五•一七書面談話，實際上已否定了四•二六社論。這篇書面談話完全滿足了絕食的兩點要求：不是動亂，開展對話。學生們對共產黨的讓步沒有善意的回應。相反，有人說：“我們首先不信任趙紫陽，然後才不信任李鵬、鄧小平”，因為“趙紫陽完全是政客”。當天，空前盛大的遊行示威中打出一條標語：“鄧小平狠心，趙紫陽滑頭，李鵬下臺，謝國安民。”廣場上還廣播了一篇《五一七宣言》。宣言中說：“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宣言》並沒有接受趙紫陽關於停止絕食的建議，而是歡呼“絕食鬥爭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宣言》也沒有接受趙紫陽關於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座談對話的建議，而是號召“打倒個人獨裁”。鄧小平感到無路可退了，第二天上午決定採取極端措施。
共產黨頑固派對絕食和《五一七宣言》的回答是戒嚴。
就在戒嚴已決定、未宣佈之時，五月十九日清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他含著眼淚發表了一篇談話，一方面暗示“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勸導大家不要輕易犧牲生命；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的無奈：“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後來人們才瞭解，這是他以自己的身價性命為抵押反對戒嚴未果而慨嘆的“無所謂”。到了如此嚴重的關頭，廣場上的學生們還是沒有理解趙紫陽的意義。在趙紫陽講話的過程中，後面有人喊：“打倒趙紫陽！”這是電視直播的場面。事後政府方面和民運方面剪緝的資料，這個鏡頭都沒有了，因為使他們雙方均感難堪。對於政府來說，學生要打倒趙紫陽，“支持動亂”的罪名還能成立嗎？對於民運來說，學生要打倒趙紫陽，不就和鄧小平、李鵬站在一起了嗎？趙紫陽講完話，向學生們深深地鞠躬，終於感動了周圍的人們，大家報以掌聲。保守派比反對派更敏感，李鵬指責趙紫陽的態度是“把黨內的分歧暴露給全國人民”。但反對派卻還沒有發現、更沒有重視“黨內的分歧”。趙紫陽的苦衷對絕食的進程絲毫沒有產生影響。事實上，廣場上的絕食行動與鄧小平一樣，也是無路可退的。雖然不少人呼籲停止絕食、撤離廣場，“高自聯”還作出撤離的決議，只要一兩個激進人物手一揮，就算作廢。和任何運動一樣，激進人物似乎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見；而他們的行動所招致的後果，卻要全體來承擔。
待到兵臨城下，學生領袖們還是沒有考慮如何避免流血，相反，有人居然說：“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到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團結起來。”要求防止流血的人被指責為“出賣運動”、“葬送運動”。各級傳達的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中就提到“不怕流血，不怕國際影響”。一方是不怕流血，一方是期待流血，流血終於成為事實。但是，期待流血的人沒有流一滴血；流血犧牲的都是善良的普通人，也沒有一個廣場上的領袖人物。普通人的鮮血成了領袖人物臉上扮演英雄的油彩。
天安門事件得到流血的結果，從政府方面來說，快意得逞，宣佈“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勝利；從人民方面來說，飲恨廣場，不得不忍痛接受民主運動的失敗。但是，鎮壓人民的暫時勝利必將走向徹底失敗；民主運動的暫時失敗必將走向最後勝利。
民主運動從暫時失敗轉化為最後勝利的第一個條件是承認失敗，消化教訓。
不承認失敗、甚至以失敗為勝利，就談不上轉化。承認失敗是痛苦的，但，卻是必需的，也是自信的表現。十五年來，民主運動還沒有確立這個走向勝利的起點。凡是一提“六四”的失敗，就有人義正詞嚴地起來譴責，認為美化了政府的鎮壓。不能承認失敗的理由為人民的行動是正義的。論辯的思維混亂在於，將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分析取代了勝利與失敗的事實分析。正義的事業屢遭失敗的記錄不絕於史書。正義的一方也並非總是正確的。正義而招致失敗就因為在思想上、行動上有不正確的地方。正義與非正義，正確與不正確，這是兩條不同的界限。王丹說了一句“政府有罪，學生有錯”，遭到一陣猛烈的攻擊。他所說的，前者區分了正義與非正義，後者區分了正確與不正確。這是最起碼的反省了，學生豈止“有錯”，錯得很多、錯得很大。連“有錯”都不承認，不也成“偉光正”了嗎？
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以“民權法案”和“選舉權法案”的通過告終。運動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所以說它勝利了。中國一九八九年的運動，以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為目的。運動的參加者為此而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但，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國比之前更腐敗、更不民主了。事件的結果與預期的目的完全相反，有什麼理由說它不是失敗？
承認失敗，才能研究失敗。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軌道”。還要回答，為什麼沒有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軌道”？那是因為：
一，民主的理念缺失。
要求民主而並不真正理解民主；不理解民主的集中表現是運動的參加者自命為“愛國民主運動”。從愛國出發求民主，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運動初期，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跪進陳情表。傲慢的公僕不予理睬，可憐的主人涕淚橫流。學生代表自以為表達了愛國的忠誠，其實是失去了為人的尊嚴。
四•二六社論出籠後，集中反對四•二六社論是正確的。但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論，只為承認學生是愛國的，不是動亂，這就不正確了。反對四•二六社論的有效武器是人權和公民權。人民履行表達自由和遊行示威自由被說成“動亂”，是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犯。運動中提出許多具體要求，諸如記者要求新聞自由，學生要求成立“學自聯”、工人要求“工自聯”的結社自由，等等，也始終沒有上升為人權和公民權。除了《五一七宣言》，沒有產生一篇中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西方民主的理念來自人權。自由、平等、民主都是從人權引申出來的。為什麼要求民主？歸根到底，是為了實現人之為人的利權。
中國人將民主屈從於愛國，這是民主遲遲沒有到來的思想理論根源。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從西方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沒有搞清楚“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家譜。“五四”時代，救國壓倒一切，一切都淹沒在愛國的激情之中。五四運動是最早的“愛國民主運動”。“民主和科學”是近代中國啟蒙的旗幟。由於愛國統帥了民主和科學，造成理性的啟蒙不徹底，也為後世留下對民主的誤解。要民主是為了反對軍閥，要民主是為了抗日，要民主是為了反蔣，就是沒有喊出要民主是為了人權。
一九八九年的運動，在行動規模上大大超過了“五四”，在精神理念上還是停留在“五四”；從民主不是通向人權，仍舊拘泥於愛國。七十年後重複“五四”的口號，意義並不相等。“五四”時代，面臨著賣國與救國之爭強調愛國，顯示出現實的針對性，具有對政府的批判意義。八九民運高喊“愛國”，就顯得無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對政府的批判意義，反而把政府恭維為批准“愛國”的權威。“五四”運動講愛國是反對政府賣國，八九民運講愛國卻是乞求政府承認“學生愛國”。
八九民運的理念還是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和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倒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和西單民主牆運動，已經從爭民主通向要人權。“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蔑視人、糟蹋人、殘害人的運動，清算“文化大革命”必然會歸結為維護人的尊嚴、要求人的利權。鄧小平指斥“要人權”是聳人聽聞的口號，把它作為“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面。可見，提出人權問題擊中了共產黨一黨專權的要害，只有從民主講到人權才能反對專制。
愛國非但不能產生民主，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以壓制民主、否定民主。美國奧克拉荷馬聯邦大樓爆炸案，就是極右組織打著“愛國”的旗號進行的反民主活動。“六四”以後愛國主義完全成了中國政府的專利。而政治反對派還在重複“愛國民主運動”的口號，十五年來沒有走出迷誤。
二，鬥爭的手段不當。
追求民主，必須運用與之相應的手段，只有民主的手段才能達到民主的目的。中國人往往以為，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結果總是不當的手段否定了正當的目的。
天安門廣場的抗議示威者雖然激烈地反對不民主，自身也沒有實行民主。學生組織只有一個北京大學研究生自治會的領導機構是選舉產生的，其他的不是自封為王就是小圈子內定。當年的廣場是由糾察隊封鎖的，外人不得入內。《天安門》影片提供了內幕。人們看到，廣場指揮部內進行綁架，發動政變，爭奪廣播站的畫面。誰佔領廣播站，誰就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力，因此廣播站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人們還看到，莊嚴的民主運動成了高歌勁舞的狂歡節。這樣的廣場指揮部，在北京的十幾萬大學生中是缺乏民意基礎的。在學生組織中，民主的議事規則也不起作用。遇有不同意見，動輒指責別人為“投降派”、“陰謀家”。多數人作出的決議，只要一兩個人不同意，就可以一腳踢翻。
尤其嚴重的是，以反腐敗為號召的人們，自身也迅速地發生了腐敗。國內外的捐款，被塞進了某些人的私人腰包。有人的口袋裡，一把抓出來，各國的貨幣都有。
中國人常常以為，反對不民主就是民主。殊不知，可以用民主反對不民主，也可以用不民主反對不民主。一場運動的性質，主要的不是取決於反對什麼，而是自身堅持什麼。共產黨當年是反對一黨專權的，結果它自己實行的也是一黨專權。所謂“八九民運”，準確地說，只是反對不民主的運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主運動，因為並沒有運用民主的手段來反對不民主。
民主是以法律為保障的。以民主的手段達到民主的目的，必須善於運用法律。目前的中國，不是靠現行的法律就能實行民主，也不能拋棄現行的法律去爭取民主；利用現有的法制，達到更好、更高的法制，是一條走向民主的現實的道路。八九民運強調“合法、和平、理性”，對於廣泛動員群眾起了積極作用。這一點是比西單民主牆運動進步的地方。但長期佔領公共場所──天安門廣場，並無合法的依據，追求民主與佔領廣場也沒有必然的聯繫。大規模絕食，更是非理性的手段。凡此種種，只是在於用大轟大嗡的辦法對政府施加壓力，沒有轉到以法律為武器，在保障人權和公民權的基礎上實行民主。
“六四”以後，我以法律為武器，向法院逐級控告共產黨違法。共產黨縱有百萬大軍，可惜不能開上法庭。任我在訴狀中和法庭上百般倡狂，擊鼓罵鄧，無可奈我何。我用法律奪回了在鎮壓後失去的人權和公民權。可見，法律比槍彈更有力量。
三，運動的進程停滯。
假如沒有鎮壓，是不是只要在天安門廣場堅持下去，民主就會到來？
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必須符合民主制度的機制。實行民主是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在西方國家，這一過程經歷了幾百年。根據民主的原則，不斷立法，建立制度，形成程式，才有民主政治的現實。民主是精心培植、一點一點生長出來的，不是一陣風刮起來的。
學生領袖們以為一場運動將為中國帶來民主，把廣場當作“唯一的陣地”，說是失去廣場“中國就要復辟”了。運動非但沒有將中國帶入民主生長的進程，而運動本身也是停滯的，從頭到尾只有一步棋，就是死守廣場。
一九八九年從北京波及外地的抗議示威運動發生時，我在南京。我首先不希望它發生；既然發生了，我決定參加進去。只有參與才能施加影響，作為旁觀者是沒有發言權的。我的研究生是南京市“高自聯”的頭頭，有其師必有其徒。我對他說，要加強運動的思想性。他說：“沒有辦法，大家根本冷靜不下來。”每天二十四小時給北京打電話，完全為北京的情緒所左右，北京遊行南京也遊行，北京絕食南京也絕食。有人提議堵截長江大橋，叫南京陷於癱瘓。我說，不能幹。“高自聯”經過激烈辯論，好不容易否決了。第二天，有人批評“高自聯”右傾，擅自帶了一幫人馬，把長江大橋堵住了。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運動是“極少數人操縱的”。其實，我想操縱都操縱不了。我深感，運動既不能前進，也不能收場。自己不能收場，只好等著別人來收場了。萬萬沒有想到，鄧小平竟用開槍來收場。
發展中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突發性的街頭運動、廣場運動是常見的，對於不民主的政治具有巨大的衝擊力。但對於實現民主來說，只是催化劑，民主只能實現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既然街頭運動、廣場運動不可避免，而實行民主又不能靠運動，因此，應當將突發性運動所激勵的熱情不失時機地轉入漸進性的民主生長過程。目前，全中國布滿了乾柴，任何一點火星，往往引起群眾性的抗議示威在不可預期的時間、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爆發。民運人士應當宣揚一九八九年的教訓，讓人們在行動之前有所領悟。
（三）
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有一句話，叫做“決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這句話是鄧小平的意思。他在兩三個月前同美國前總統卡特談話時就說：“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動亂的局面。”為什麼“那一套”在人家那裡是穩定的局面到了中國就成“動亂的局面”？沒有講出任何理由。趙紫陽授意起草的十三大報告中關於政治改革的設想，鄧小平都同意，就是要加上面那句話。只要有了那句話，政治改革不是阻滯就是走樣。談論政治改革，除了出發點不同之外，在改革的設計方面，根本的不同就是如何對待西方民主。
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記敘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他同趙紫陽的會談：“趙紫陽問，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地克服消極現象和黨內政府內的腐敗問題嗎？趙紫陽說，如果不行的話，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問題。”具有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對他的開放態度都感到驚詫。趙紫陽所主張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就是包括多黨制在內的現代文明國家的共同道路。民主政治起源於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發展成為全球的洶湧潮流。拒絕西方民主也就沒有任何民主。事實正是這樣，空喊“社會主義民主”而拒絕西方民主的鄧小平，說完了一切動聽的言辭之後就是開槍。
鄧小平自己說：“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史達林的嚴重問題在西方民主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發生的。毛澤東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他依然拒絕西方民主，結果比史達林的問題嚴重得多的“文化大革命”又發生了。鄧小平知道“教訓是極其深刻的”，自以為比史達林和毛澤東聰明，還是因為拒絕西方民主，連毛澤東都不敢下令在天安門廣場開槍的事也發生了。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切身體會，已經使他看到“制度問題”，一度還想改革。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權，終於又利用這種制度恣意妄為。他的罪錯具有明知故犯的性質，更其不可原諒。
江澤民步鄧小平之後塵，繼續拒絕西方民主。他說：“西方的那一套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鼎立，我們決不能照搬。”“在這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同志還是民主黨派的同志，思想上必須十分明確，十分堅定，絲毫不能含糊。”拒絕“西方的那一套”的理由是什麼？江澤民和鄧小平一樣，沒有理由，就是“必須十分明確，十分堅定”。結果，慘淡經營十三年，政治空前腐敗。
前車之鑑，不可不察。胡錦濤宜更弦易轍了。最近他卻說什麼：“歷史證明，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歷史證明瞭什麼？有誰“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有什麼“走不通”的事實？理工科出身、上世紀六十年代才入黨的胡錦濤，對世界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所知幾何？今後幸勿輕言“歷史證明”。歷史倒是證明瞭，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因拒絕西方民主而使中國的航船歷經風險，確實是到了“走不通”的地步了。
他們強調的是“不能照搬”。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按照別國的模式來實行民主的。所謂西方民主也是各式各樣的，沒有一種標準模式。最早走上民主化的國家是英國；英國的北美殖民地所建立的美國，它的民主制度就不同於英國；法國的民主又不同於美國。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盛讚美國的民主，但他說，體現美國民主的憲法雖好，“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的藝術品”。□“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各不相同，難道有人主張把各不相同的“西方政治體制模式”都搬到中國嗎？
體現西方民主的是一些基本原則。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權力分立。極權的政府是不可制約的，既無權力和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又無人民對權力的制約。故沒有權力分立無民主可言。至於權力如何分立，有三權分立，也有三權兩分，還有五權分立；即使是三權分立，又有總統制和內閣制的不同。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政黨競爭。人民中的不同群體必須由不同的政黨來代表，通過政黨競爭，形成多數人的意志，代表多數人的利益。故沒有政黨競爭無民主可言。政黨競爭的結果，可以是多黨輪流執政，也可以是兩黨交替執政，還可以是多黨競爭、一黨獨大、連續執政。
中國領導人把西方民主機械地歸結為“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這是一種偏見；執政五十年，更迭幾代人，長期為偏見所束縛而毫無長進。這種偏見的形成，說明他們既不瞭解西方，也不瞭解民主，更不瞭解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說：“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這就是說，推翻資產階級專政以後，要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機構來改造資產階級社會。民主共和制是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後創立的，同時也是人類幾千年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所以它能超出資產階級專政的局限。
恩格斯就說得更露骨了：“如果說有什麼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這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而且還是“勿庸置疑的”。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標準，此人不是“修正主義分子”，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老年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一年還念念不忘，說：“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沒有這種現成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馬上要去建立它。他以德國人的口氣對法國人拉法格說：“你們比我們優越的地方就是，你們已經有了它；而我們則要花費二十四小時去建立它。”□從蘇聯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沒有現成的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又沒有遵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囑咐，去立即建立民主共和製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不以民主共和制為政治形式，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暴政。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毛澤東竟說“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方案”在中國一齊破了產。□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為“共和國”，卻非民主共和制。而鄧小平直接違反恩格斯，居然認為，否定民主共和制的“黨的領導”反而比民主共和制優越。
如有什麼“高度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之類，那一定是繼承了已有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全圍產，以資產階級民主為基礎後來居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反對西方民主是居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歷史水準之下。近現代的西方民主制度並非十全十美，不是“歷史的終結”。生活在這種民主制度下的人們，常常批評它成本昂貴、效率不高。但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的人們，卻心嚮往之，求之不得。因為世界上還沒有比它更好的制度。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評有兩種，一種是前進的批評，一種是倒退的批評。前進的批評是為了改善民主，提升民主；倒退的批評是為了反對民主，實行不民主。中國領導人對西方民主的偏見就是在世界民主潮流下，堅持倒退的批評。
中國共產黨對西方民主並不是從來就堅持倒退的批評。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提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路透社記者問，“自由民主的中國”如何界說？毛澤東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過去，共產黨主張的“自由民主的中國”，不是照搬“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嗎？那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權。現在，共產黨又反對照搬西方民主了，還不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權？過去，共產黨批評國民黨“民主只是適用於外國，不合本國國情”的一番議論，現在，請共產黨領導人看看，是否可溫故而知新：“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陽曆只適用於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根據這種解釋，西方民主是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民主，不是只適用於西方的民主。而現在，共產黨領導人卻認為西方民主是只適用於西方的民主，不是又揀起了被自己批評過的“說法的荒謬”嗎？
西方民主還是西方民主，共產黨的態度或愛之或恨之，攻守之勢異也。倒是充分證明，西方民主與任何一黨專權決不相容。共產黨領導人常常說：“要堅決抵制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以西方為假想敵恐嚇人民，實質是害怕自由民主的光芒對一黨專權的威脅。西方國家的某些政策，可能損害中國的利益，是可以反對的；西方民主國家之間也彼此反對於己不利的政策。但由反對西方國家的某些政策進而反對具有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是完全錯誤的。
其實，現在的中國，從西方照搬來的東西還少嗎？洋槍洋炮、輪船火車、電燈電話、摩天大樓、西裝領帶、可口可樂，等等，等等，是不是從西方照搬來的？要是說，物質的東西可以照搬，思想和政治不能照搬，那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是不是來自西方？要是說，那也沒有照搬呀。壞就壞在沒有照搬。馬克思主義主張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但只有在資本主義思想自由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共產黨要求埋葬資產階級，但只有在資產階級政治民主的條件下才能存在。中國人從西方搬來了馬克思主義，沒有搬來思想自由；從西方搬來了共產黨，沒有搬來政治民主。結果怎樣？在中國，馬克思與秦始皇為伍了；共產黨變成了資本家都可以加入的官僚資產階級特權黨。
說到三權分立，中國人也搬了不少，就是沒有照搬。中國幾千年的國情是行政權和司法權合而為一。中央政府有刑部，地方長官兼審判，刑事民事一把抓。中國本來沒有法院，現在的法院就是從西方搬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形式上類似於西方的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議會，而中國的人大確實就是世界議會聯盟的成員。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法院體現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種權力的分化。中國的國情早已變了。那麼，為什麼一定要反對三權分立？因為中國特別的是三權之上還有一權──太上黨權。這是最後一點沒有變的國情。中國幾千年來是皇權至上，太上黨權不過是脫去了龍袍的皇權。中國自十九世紀的洋務運動以來，一直處於西化的過程中。現在不是流行清宮戲嗎？請將中國人的前後生活方式作一對比，不過百來年，西化知多少？輪到最後改變中國國情的時候，維護皇權-黨權統治的人們就跑出來反對西化了。所以，不是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是中國國情不適合世界潮流。
西方民主的精神、理念、原則必須照搬，不能走樣；不能照搬的是西方民主的具體做法、規定、措施，必須獨創。中國從來沒有發生照搬西方民主的事實，而是長期以反對照搬為口實拒絕西方民主的傳播。魯迅主張“拿來主義”。自己沒有的東西先要拿來，拿來以後才能變通。還沒有拿來，就反對“照搬”，其實是拒絕拿來。
胡錦濤是沿著拒絕西方民主的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腳印繼續走下去，還是重新走上與世界文明大道相通的趙紫陽提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宜從速抉擇，不能再猶豫了。
2004年10月29日
於哈佛大學
注：
《趙紫陽接見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代表的談話》，《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
見鮑彤《檢驗中國憲法的有效性的試金石》，《多維郵報》2004年10月17日。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80-302頁。
《趙紫陽在冀豫鄂三省考察時的談話》。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4頁。
Memoir,pp.489-491,DoubledayPress,NewYork,1996.
同，第293頁。
《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舉行的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北京2月2日電，2000年。
□《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9月16日。
□《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186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7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8頁。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
□《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27頁。
□《民主即科學》，《新華日報》（重慶）1944年5月17日。《歷史的先聲》第59頁，2002年5月，香港。
──轉載自《爭鳴》雜誌2004年12月號和2005年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