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 巴金老人終於仙逝了。
他的漫長的晚年，是在病痛中度過的，是在沈默中度過的，甚至是在無意識中度過的，用他的話說：是在“爲別人活著”。據說，他晚年不能講話，甚至無力大便。“多壽多辱”。古人的這句話在巴金老人身上得到了印證。
他早年成名，晚年安享富貴尊榮，以年邁多病之身於百歲高齡仙逝，用我家鄉的話說，應是“喜喪”，無須傷感，應該慶賀！
我一直認爲，巴金先生是個真誠的人，是個善良的人，是個有才華的人。然而他生不逢時。那個特殊的時代，使一個有才華的人不能盡展其才，使一個善良的人有了斑斑劣迹，使一個真誠的人變得虛僞圓滑……
這是巴金老人的悲劇，還是制度的悲劇、抑或時代的悲劇？
如今再看巴老的代表作《家》、《春》、《秋》，竊以爲已經過時了，顯得稚嫩與簡單。但這畢竟是他的早期作品，在作品中顯示出了他的創作天賦。如果正常的話，隨著作家閱曆的豐富與思想的深刻，他應該能夠寫出更加優秀的作品。
然而，1949年以後的巴金，在創作上卻乏善可陳。
這不能怪巴金。因爲在創作上乏善可陳的，不僅僅是巴金。郭沫若、茅盾、老舍、錢鍾書、沈從文……他們又何嘗寫出過更成功的文學作品？
年輕時的巴老，文質彬彬，性情溫和，敏於事而訥於言。
他是文藝界公認的“好人”。然而，1952年，，震驚文藝界的“胡風事件”，便將巴金這個“好人”扯了進去。在那個風雨如磐的歲月裏，想做個獨善其身的好人，談何容易！
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令全國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於是乎，幾乎所有的名作家、名教授都參加了以“自貶、自損、自賤、自謗”爲主要內容的思想改造運動，人人表態，斯文掃地。巴金、馮友蘭、金岳霖、朱光潛都是“真心誠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積極分子。其實，真心誠意也好，被動消極也罷，爲了生存，他們必須這樣做。如今，我們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地奢談知識份子的“骨氣”。在以摧毀知識份子骨氣爲主旨的疾風暴雨般的運動面前，作爲“一介書生三尺微命”的知識份子，又有什麽抵抗的能力和本錢呢？在這個時候，誰有骨氣，誰就首當其衝，正好爲無堅不摧的“專政”鐵拳提供了打擊目標。
然而，在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紛紛寫文章進行自我批判的時候，唯獨胡風沒有表態。
1952年，舒蕪率先向胡風發難，周揚、何其芳、林默涵等召開了批判胡風的座談會，揭開了“胡風事件”的序幕。在毛澤東的過問下，“胡風事件”迅速升級爲“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郭沫若、何其芳、林默涵、綠原、魯藜、賈植芳、王元化……紛紛寫出大批判文章，一時間，中國的報紙好像是爲胡風等幾個人開辦的——報上天天都有批判胡風的文章。對於大大小小的知識份子來說，寫不寫批判文章是個態度問題，如果不批胡風，那就意味著是胡風的同黨，也就意味著即將鋃鐺入獄的下場。在此情況下，不管對胡風認識不認識，也不管瞭解不瞭解，一時間大報小報口誅筆伐，攻擊謾駡鋪天蓋地。巴金雖然與胡風有著二十多年的交情，但是，在關係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之時，巴金不得不作出選擇。
也許是真心回應上面的戰略部署，也許是爲了自保、被動地表態，巴金發表了《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關於胡風的兩件事》、《談別有用心的〈窪地上的戰役〉》等文章，聲稱要將胡風等人打入“深墳”。而且，巴金在上海作協多次主持批判胡風的大會。惡劣的形勢，竟使一個那麽溫和的人，變得沒有一絲溫情。
毫無道理地批判老友胡風，在當時雖然保住了自己，但從此成了巴老心靈上永遠的傷痛。1986年，即胡風死後的第二年，巴老寫了《懷念胡風》（收在《隨想錄》），向胡風懺悔道歉。 他說:“去年（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梅志同志（胡風夫人）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還認得他嗎？’我楞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1955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爲我認爲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臉上，我找不到過去那個熟悉的胡風了。……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巴老一直想當面向胡風道歉，然而，他終於沒有道歉。是沒有勇氣還是自尊心作怪？巴老沒明說。我推測巴老在心底已經向胡風道歉了，已經懺悔了。他之所以沒有當面向胡風道歉，仍是由於他性格的原因。巴老曾在散文《憶》中懺悔道：“我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過的是兩重的生活。一種是爲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種是爲自己的內心生活，我的靈魂充滿了黑暗。”他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文人，他早已習慣於逃避。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他完全可以做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在一個使人變鬼的時代裏，他無法成爲他自己。我們還有什麽理由、還如何忍心對他求全責備呢？
俗話說：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巴老儘管在批胡風運動中得以自保，又因爲積極參加“反右”而倖免於難，卻還是沒有逃脫“文革”煉獄，終於被關進了“牛棚”。此時的報紙上，《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鬥倒批臭文藝界反動“權威”巴金》、《徹底鬥倒批臭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巴金》等當初用來批判胡風的文章題目也無情地落到了他的頭上，正所謂“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他糊裏糊塗地成了“文革”的祭禮之一。因此他對文革深惡痛絕！“文革”過後，他大聲疾呼要建立“文革博物館”，要讓後人記住那段荒唐的歲月。他的這一提議，使他的威望如日中天。
他的本性是個真誠的人，但是命運似乎又常與他開開玩笑，讓這個真誠的人講了許多不真誠的話。他對此也是痛心疾首。所以，在“文革”結束後的開明時代裏，他提倡“講真話”。了了三個字，激起了多少人的共鳴啊！僅僅是“講真話”而已，竟使他被譽爲中國作家的“良心”，不知這是對他的褒揚還是對中國作家的諷刺！由此可見，僅僅是不說假話，是多麽的難能可貴！提倡“講真話”，又該具備怎樣的勇氣和良知！
巴老在獲得解放後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的《隨想錄》。這是他的隨筆集和回憶錄，雖然零零散散，雖然嘮嘮叨叨，但這畢竟是出自一個年愈古稀的老人之手，這畢竟是他對世人的貢獻。他的某些隨想，頗值得後人品味。
他的本性並不複雜，直到老年，他仍顯得有些天真可愛。他對“文革”的反思，也僅僅限於“文革”本身。他在《再說創作自由》一文中說：“我一生不曾遇到‘創作自由’的問題，除了文革10 年。”（《隨想錄·無題集》）胡風以及在“反右”中被打翻在地的五十萬右派，此時似乎都淡出了他的視野。巴老啊巴老，這就是您要講的真話？
其實，自從巴老提倡“講真話”之後，他似乎又沈默了，沒人知道他此後到底講過什麽“真話”。可能從此他便步入了多病的晚年。
巴金老人終於仙逝了。對於這樣一位長壽老者，對於這樣一位本性善良的好人，在他去世之時，是不應該來一番“春秋大義責備賢者”的。然而，巴老的去世，仍使我想了好多好多，於是想寫下點什麽，不是要悼念巴老，也不是要責備巴老，而是想借巴老之仙逝，使我們認真地想一想，到底是什麽讓一個有才華的人不能盡展其才？到底是什麽使一個善良的人在人格上有了污點？到底是什麽使一個真誠的人不敢講真話？
逝者長已矣，願巴老安息！生者長戚戚，願我們反思！
──轉自《天涯雜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