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當今時代，貫徹人權普世价值觀國家的最主要標志，就是建立了普遍和諧的“自由人社會”。在這种社會的結构中，權力的法理性特征，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內充分保障自然人自由組成“社會人”的權利。這种介乎于政府与公民間的紐帶，就是民間組織，即國際社會統稱的“ＮＧＯ”。在這种組織中，最重要的團体當屬民間教會、工會和人權團体。在某种意義上可以說，民間組織發展空間越大，國家的自然人就越自由，公民權利的保障就越充分。据悉，美國的儿童從小就引導他們參加各類ＮＧＯ組織，進行義務活動，以培養其參与“社會人”活動的意識。而在中國，也有一部載有保護人權的國家憲法，但卻難以貫徹實施。這雖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關鍵的一點，正是由于國家限制，甚至打壓民間組織的形成与發展。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國大陸体制內的有關專家与學者，于本月上旬，靜悄悄地聚會于不為人們注目的邊遠城市──蘭州，舉行了1次旨在“促進民間組織發展”的研討會。我從得獲的信息中印證，入會專家學者所達成的公識認為：中國90%以上的民間組織（ＮＧＯ）未獲得國家現行法律的認可，也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發展受到极大限制。有關專家呼吁：“法律政策環境是中國民間組織發展面臨的最大障礙”。會議認為，這种不能由“單位人”轉化為“社會人”的現實，正是當今社會矛盾凸顯難以排解的1种重要原因。
其實我早在大陸“6．4”后不久，就提出建立“共同妥協，雙胜都贏，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而构成這种社會的關鍵性要素，即是形成哲理上的“自由人社會”。當今中共所謂“第四代”領導人，終于在表面文章上停止使用“階級性”等對抗社會語話，滿口“雙贏”、“和諧”、“以人為本”，但在其制度安排与政策操作上，仍在扼制与打壓民間組織，阻止形成“自由人社會”。這實質上是在對“雙贏”、“和諧”新文明理論的庸俗化歪曲。
在當今時代，社會信息的傳播与群体力量的整合，更需要非政府組織的支持，政府不可能事事包攬無余。而恰恰正是民間組織能在協調社會關系，緩和利益沖突，甚至解決對抗性矛盾，發揮巨大的机制上的作用。中國要實現以“自由人社會”為价值取向的“和諧社會”，必首先促進民間組織的壯大成長，舍此而莫由！
當前，在中國這种國家結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兩端，而沒有“社會人”空間。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利益矛盾与權利沖突。因而，執政者果真要“以人為本”构建“和諧社會”，推進實質性的制度創新，就只有從全面開放民間組織入手，對ＮＧＯ實行登記制，而非准入制做起。
胡景濤先生沒有別的選擇！
我不知這次蘭州研討會，是否有其深藏的政治背景。（2005.10.20）
──原載《民主論壇》www.asiademo.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