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9日訊】4月和8月﹐浙江東陽花溪村民抗議水污染﹐和警察發生衝突﹔浙江新昌村万民抗議炸藥廠造成的水污染﹐7月與當局發生衝突。河南農民大罵當地政府失職﹐水污染害死他們的親人﹔
化學及工程新聞(C&EN)報導﹐在中國﹐農民抗議越來越多。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政經教授李連江(Li Lianjiang)是中國農民抗爭問題的權威。 他說﹐幾年前, 農民主要對苛捐雜稅不滿﹐現在﹐農民面對的是強佔土地和嚴重的環境污染。據中國官方統計﹐2004年發生的農民抗議是74,000起﹐而在1993年﹐按官方常用詞說﹐這種“公開事件”是10,000起。
目前﹐如果中國的公司願意﹐它們仍然可以製造污染。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亞洲項目主任、中國環保問題專家伊科瑙米(Elizabeth C. Economy)在《河流發黑：環境對中國前途的挑戰》一書中寫到﹐中國的環境法模棱兩可﹐各地官員可以自行解釋﹐公民起訴污染源因此很難立案。
同時﹐中共國家環保局(SEPA)作為環境保護的最高機構﹐既沒有實權﹐它的影響力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加強。 11,000家各省﹑ 市﹑鎮﹑村的環保機構名義上歸國家環保局管﹐實際上可以為了當地政府的利益鑽法律的空子。
非政府組織“淮河衛士”的發起人霍戴山(Huo Daishan)說﹐淮河水系統污染造成的疾病比水俁病(Minamata)還嚴重 ﹐當然﹐水治理有些成效。今年初﹐當局被迫承認, 國家治理淮河的10年規劃完全失敗, 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配合。 他說﹐可這是國家最高決策部門國務院的決定﹐鬧成這樣太讓人難堪了﹐25億清污撥款就這麼打了水漂。現在﹐那裡的污染更嚴重。
中國的環保先驅之一唐錫陽(Tang Xiyang)說﹐其它環境污染也許正在發生﹐“但是﹐媒體不會報告它們﹐如果人們不知道, 又怎麼這些解決問題”。他說﹐中國的環境問題是公眾普遍缺乏環境意識的結果。“在西方, 你相信我們屬於大自然, 但是﹐在中國﹐人們相信環境屬於他們”。
香港浸會大學李教授說﹐在中國的決策者的心目中﹐經濟增長比環境保護重要﹐這是全國各級政府官員普遍不重視環境保護的原因。
另外﹐“中國人也許有參與(環保)的熱忱, 但是苦於沒有渠道”﹐而且﹐或許由於腐敗﹐地方官員沒有充分的向國家政府報告當地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除了國家環保局外﹐各地環保機構都是要創收的﹐所以﹐在很多情況下, 公司通過給地方環保部門交費的辦法得以繼續製造污染。“當地方政府缺錢花了﹐他們就去檢查當地的公司﹐等他們回來, 資金問題就解決了”。伊科瑙米稱﹐ 那些污染嚴重﹑投訴多的公司只要多交錢就過關了。
李教授指出﹐法律在中國越來越細, 請不起律師的農民只好買法律書維護自己的權益。“如果有法律, 農民的訴訟絕對可以立案,是地方政府違法了﹐這使農民處在一個更沒有力的位置”。
破天荒的﹐有些胸懷理想主義的律師會同情農民的境遇﹐像北京的張晶晶(ZhangJingjing) ﹐她接了花溪村民的案子。她對香港的南華早報說﹐法庭受理農民的案子可能防止暴力衝突﹐這個案子就是花溪村民暴動後她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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