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採訪報導)深圳警方的統計資料顯示，去年全市打掉犯罪集團兩千六百多個，遠遠高於其他城市。警方分析，這與深圳獨有的「同鄉村」有極大關係。所謂同鄉村就是外地來深圳打工的農民很多和同鄉聚居在一起，如貴州村、四川村。目前，該市有同鄉村六百多個，人口兩百萬人。
深圳同鄉村是否是集團犯罪的根源？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高山邀請旅美社會學家劉曉竹和中國西安的異議人士馬曉明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今天中國官方媒體有一個報導說，深圳現在一個“同鄉村”的問題困擾深圳治安，因為去年全市打掉的犯罪集團有兩千多個，一萬多人，大部分是“同鄉村”。就是外地的人到深圳之後，同鄉的聚在一起，有四川村、廣西村這麼一個現象。這些人往往有些人因為沒有固定的工作，無所事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結夥打劫。劉曉竹，這個犯罪集團就是“同鄉村”，我們不能把他打成等號，但這是不是不僅是深圳的隱患，而且在其它城市裡也是一個隱患呢？這一個問題。
劉曉竹：這個問題當然很普遍，如果從歷史的追溯來說，它是中國城鄉的巨大差別、不平等遺留的歷史問題，當然遺留的歷史問題到現在的社會還是要尋求解決，解決之道主要在公民社會的建立這方面要多做一些努力。
記者：剛才劉曉竹說了，這問題可能是城鄉待遇差別太大，因為農村的人到了城市，無論他們在就業或者在教育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這些人沒有同等的待遇，所以說很多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他們必需結伴起來。馬曉明您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首先要把農民工進城的待遇要改革？
馬曉明：我認為是這樣的，中共執政以來對於城市和農村人口採取了兩條截然不同的待遇，所以農民的處境非常差，中國的農民人均土地不到兩畝，一畝多一點兒，有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只有幾分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把他的土地全部變成錢，它也不可能維持現在農村日益高漲的生活需求。所以大量的農民破產，實際上等於是破產才湧入城市，他們要尋求一種跟城市人相差的很少的，就是越來越好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才造成城市的巨大壓力。同時這個問題也是中國幾十年來，建國最初三十年沒有進行計劃生育，和現在計劃生育工作等於走了形式的一個惡果的反應。
記者：我打斷一下，劉曉竹，現在中國農村的人口還是不斷的湧入城市，以現在的城市不論在規劃方面，或者在住房方面以及在教育方面都應該開始考慮農民工，而且已經流入城市的人怎麼樣給他們住房，怎麼樣給他們教育，這都應該開始做了。
劉曉竹：應該開始做，我覺得中國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它不可能解決，因為農村的人口是中國的大部分，所以說根本解決之道是就地搞小城鎮的建設，但這方面我覺得做得還不夠好。
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農民工犯罪或者流離失所，這些問題實際上是現在中國農村破產的一個結果。剛才馬曉明講，中國農村的破產，共產黨的話是叫三農問題。原來中國有事情，比如說「三年自然災害」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農村變成一個對於中國問題的海綿機制，有了問題這些人口就回流到農村，農村就可以生養他們，或者說保護他們。
但現在農村的情況越來越惡劣，一個是土地資源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排除在政策方面對農業支持的不夠，所以說導致這些農民走投無路，然後就到城市裡為非作歹。
記者：進入城市可能是一個趨勢，剛才劉曉竹說了，但要解決這個可能要就地發展農村、發展小城鎮。馬曉明，您覺得是不是這樣發展新農村或發展小城鎮，可緩解大城市流動人口的壓力和犯罪的壓力呢？
馬曉明：發展小城鎮應該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渠道，但是現在小城鎮基層的幹部，往往幹部作風就存在問題，有的什麼救急款、協助款啊、扶貧款往往被挪用，甚至被貪污、被己占。
當地小城鎮建設沒有發展起來，小城鎮建設的關鍵是什麼呢？要吸納本地的人，不但要集中到城鎮裡頭，而且還要解決他們就業問題。許許多多的資金被挪做他用、被貪污、被己占以後，沒有發展起來，所以大城市人口無限制的膨脹，犯罪增加，它是一個社會問題的集中和綜合性的體現。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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