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夏愛茗採訪報導) 創辦於中國改革初期的廣州《南方周末》報曾經以敢於揭露事實真相而聞名，近年來該報的這種風格逐漸消失。星期四，海外留學生的網站《博訊》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 《南方周末》是怎樣由憤青變成小資的？」對《南方周末》的這種變化表達了無奈。記者夏愛茗就此邀請了旅美的媒體人士李洪寬和社會學者劉曉竹進行討論。
記者：在《博訊》網上發表的這一篇文章題目爲：「《南方周末》是怎樣由憤青變成小資的？」首先我想先請李洪寬先生談一談在這文章中，憤青和小資是怎樣理解的？
李洪寬：憤青原來是指被共產黨蒙蔽的年輕人、楞頭青，動不動就要轟炸台灣、解決日本或者跟美國打一仗，當然在這文章中倒不是這個意思，他指的憤青是早年《南方周末》在創業時期，在別的報社都不敢揭露社會的嚴肅問題時，他敢於勇敢的揭露黑暗面和社會不公正現象。
只是說《南方周末》現在已經不保持這種風格了。基本上是被商業成功的收買了。所以就成了溫文爾雅那一種小資型號的。
記者：那麼劉曉竹先生，這邊文章確實像李先生剛剛講的，早期《南方周末》基本上是不怕揭露官場黑幕、勇於報導真相的這樣一份報紙，現在變成一份休閒的報紙，請您談一下《南方周末》是在怎樣的背景創立，曾經是怎樣受到人民的關注？
劉曉竹：在當時情況下，老百姓沒有一個為民請命的這樣一個出口、代言人，《南方周末》在這方面多少起到了作用。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歡迎。
記者：《南方周末》這種比較大膽的風格在當時中國的報界也是不多見的。為什麼當時《南方周末》可以這樣做，對當時社會風氣、改革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劉曉竹：當然這作用是非常正面的，起碼引起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開始解決問題、或者想辦法解決。當時的情況就是社會在變遷、人們也在思考，新聞輿論的控制並不是像現在中共領導人這麼在意，這樣想方設法壓制。所以現在《南方周末》的墮落也好、小資化也好，反映了中共政權從一個相對開放回到更保守、更固步自封。
記者：李洪寬先生，《博訊》網這篇文章認為《南方周末》從憤青變小資，看不到一絲對現狀的憤怒。您認為這觀察是否準確呢？中國現在新聞界的現況如何？
李洪寬：這個問題問得好。事實上我從很早，大概一、兩年前，就注意到《南方周末》的文風確實有很大的改變，從過去接近群眾的語言、接近群眾的情感慢慢地學術化，就是有些很簡單的道理故意繞著彎去講，很典雅、溫文爾雅，尖銳的問題等於就是頓化了。
這個現象是無可避免的，實際上在共產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這是必然產生的現象。因為《南方周末》早期創業時，正好廣東省的省一級領導人比較開明，所以容忍《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和其他這種前衛性的媒體，允許他們成長，因為廣東領導人給他們承擔一定的風險。相比之下其他省的領導人都很保守、很害怕共產黨的官僚系統整他們。
經過這幾年奮鬥，一方面《南方周末》把他們特別能幹的編輯、記者都給開了，現在換成比較平庸的人。另一方面財政上已經做得很好了，已經開始賺錢了。一般賺了錢的人思想會趨於保守，不會為那個很尖銳、會得罪權貴的事情去奮鬥的。
所以《南方周末》軟化變成這種小資不痛不癢的、幾乎是不可避免，因為不存在自由競爭的環境，如果像香港、台灣一樣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的話，《南方周末》就被淘汰了，會有新的報紙取代它。
記者：那整體中國報界的現況是怎樣？
李洪寬：整體現狀，妳不能說他沒有絕對的競爭。比如《南方都市報》到北京和《光明日報》聯手創辦《新京報》等，都有一些很新的舉措，而且給當地媒體造成一定的衝擊波，這種現象還是有。但整體來講，中國的新聞自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多家新聞媒體共同搶佔一個市場的這種現象，因為媒體的老闆說到底還是共產黨，共產黨批准的給誰幹誰就能幹。
不是說透過自由競爭，不是說我李洪寬和劉曉竹到北京去，就可以註冊辦一家報紙，還不允許這樣做，只能在黨劃的小圈圈裡自由競爭。
記者：劉先生你對中國現在的新聞界怎麼看，現在中國對媒體嚴格的控制政策，對中國新聞界以及社會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
劉曉竹：老實說《南方周末》還不是一份最差的報紙。但是從我們海外來看，它就是一種精神陽痿，說白了就是溫吞吞、搞不清楚這種衰弱的報紙，我們叫他精神衰弱。但造成精神衰弱的原因，就是政治問題。就說現在中國社會在發展、老百姓民情很激烈，但是這些東西被壓下來了，被什麼壓下來？被權力壓下來。
中國新聞和文化的發展受制於現在這種體制落後的管理形式，這種落後的管理形式如果不解決的話，中國的精神發展、文明的發展總是要滯後的，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巨大的悲劇。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