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
一
潘光旦（1899——1967），是上世紀持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中國學者之一，其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其廣闊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其涉及學科領域之廣，對中西文化造詣之深，可與陳寅恪等學人並列，堪稱學界翹楚，屈指可數。由於其深厚的學術素養和根基，再加上他那過人的天資，他游刃於自然、人文、社會諸學科之間而運用自如。”因此，所提出“人文史觀”，“新人文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實際上，早在非常年輕的時候，他就被梁啟超讚賞曰：“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以子之才，無論研究文學、科學乃至從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氾濫。”推崇至此，罕有他人。
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生於江蘇省寶山縣羅店鎮。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1922年至1926年留學美國。1926年，潘光旦學成回國。其後一直在大學任教。先後在上海的吳淞政治大學、東吳大學、光華大學、中國公學等校任職。1934年，應梅貽琦校長之聘，回到母校，從此成為清華最重要的核心和骨幹之一。曾任教務長、秘書長、社會學系主任、圖書館館長等職。還曾兩度出任西南聯大教務長。在政治思想上，他一以貫之，宣導民主自由，194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歷任民盟第一、二屆中央常委，第三屆中央委員。在共產黨主政後，由於1952年中國教育系統全面效法蘇聯，進行大規模院系調整，潘光旦被調入中央民族學院，主要從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1967年文革中備受迫害鬱鬱病逝。潘光旦先生一生涉獵廣博，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歷史、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
鑒於留學的師承淵源、鑒於時代的主流思潮，也鑒於中國當時情勢等諸種原因，潘光旦的自由主義與他的知識界友人如費孝通、羅隆基和儲安平（這些人是他的學生輩）一樣，主要受到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費邊社理論家哈樂德‧拉斯基的影響。但由於潘光旦涉獵廣博，所以他在四十年代就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了海耶克的思想，在中國知識者中是最早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年出版，而潘光旦1946年出版的政論集《自由之路》就討論了海耶克這本書，而且不是一般提及，是有詳細的評介。潘光旦說，海耶克這本書是專門就競爭在經濟上的價值立論，對一切計劃經濟表示反對。作為親費邊社的自由主義者，潘光旦雖然覺得海耶克較為偏激，但還是認為海耶克對集體主義的評論是很健全的。在潘光旦看來，海耶克過去在奧國時受過蘇俄式的集體主義壓迫，又吃過德國式的集體主義的虧，所以對任何集體主義，有一種深惡痛絕的情感。潘光旦雖然不贊成海耶克關於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不能兩立的思想，然而他很欣賞海耶克在政治上對極權主義的分析和批評。
當年中國自由主義主流雖然大多留學英美，但其時“英美自由主義”聲音最響亮的不是以洛克、休謨、亞當‧斯密所代表的以及海耶克所復興的古典自由主義，而是以邊沁、密爾、拉斯基、羅素和杜威為代表的有左翼色彩的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因此，潘光旦的基本想法，在當時中國知識界很有代表性。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種在社會思想史研究基礎上生長出來的社會思想，他的“人文史觀”，其核心是說：文化的發軔，要靠知識份子的思考，而文化要繼續維持或代有積累，也要靠知識份子的努力。在當年，在民粹主義式的“勞工神聖”等口號響徹雲霄的上世紀三十年代，潘光旦這樣的“人文史觀”無疑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它賦有某種“知識份子中心論”的嫌疑。但潘光旦並沒有隨波逐流去附和正在膨脹並日益佔據主流地位的政治力量。潘先生擇善固執，我行我素。他的“人文史觀”，是生物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諸多因素的集大成，其中含有“遺傳論”因素，對各種哲學決定論和本土思想傳統進行廣泛論述和篩選。他把知識份子對基本價值的守護，對文明的創新與發展，稱之為接受歷史的囑託，承受文化的使命。這一論點，至今看來，仍是經得起歷史風雨吹打的。
二
潘先生平生治學的特色：一頭紮根中國傳統學術的土壤，一頭吸收現代生物學的精華，二者之間相互闡釋，相互發明。而潘先生平生治學和為人，是一種“推己及人”的“自我”觀念和社會行為方式。從近代社會思想演變的規律來看，這“推己及人”的觀點，帶有近代中國現代性的“個人觀念”的特定印記，帶著現代性所賦予的“個人解放”的某種追求，但它的核心內容包含著一種以普遍的人類進化來論述民族命運的歷史關懷，這種關懷的基本特徵是知識的反思性與現實的人類行為之間的高度統一。它表達了一位知識份子洞察中，人類的普遍性遭際與文化的特殊性遭際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當潘光旦把“推己及人”運用於民族關係上時，他雄辯地指出，既然我們不願遭受他民族的支配，也就需要採取同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弱勢民族，也就是中國內部的其他文化類型——即我們內部的少數民族“他者”。他在“檢討我們歷史上的大民族主義”一文中，提醒我們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既然我們不欲受其他民族支配，則我們也不能去支配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是對狹隘民族主義的釜底抽薪式的化解。
作為長期從事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教育家，潘光旦對中國自由教育思想也貢獻甚大。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就講“ 位育”問題，潘光旦先生最明確地宣明“位育”的意義的思想家，而“位育”雖然來自西方文化進化論的“adaptation”（適應）一詞，它在潘先生那裏卻成為一個能夠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意義更為廣泛的概念。於是，我們可以認為，“‘位育’是潘光旦先生教育思想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念。位即秩序，育即進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先生對“中和位育”作了很好的發揮。潘光旦認為人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以“自我”為物件。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應當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教師只應當有一個責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過程中加以輔助，使自求於前，自得於後。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終於不得。潘光旦在這裏特別強調的培養學習興趣、激發學習動力是“自由教育”的精義，只有這樣，教育才能真正進入“自我”狀態。潘光旦認為中國近代教育中的德、智、體劃分是十分牽強的，不能涵蓋“健全的、完整的人”的全部內容，在教授方式上絕對劃分也是不可能的。他在考察歐美教育時發現西方社會的教育旨趣有這樣六個方面：關於健康的、關於財富的、關於道德和宗教的、關於美的欣賞的、關於智識的探求的、關於政治和人我交際的，潘光旦將其歸納為德、智、體、群、美、富。
基於上述認識，潘光旦對當時的教育部門（1939年）在學校裏設立訓導處給予了嚴厲批判：近代教育把所謂訓育從教育中間劃分出來，根本就是一個錯誤，是失敗的一個招認。潘光旦認為教育的物件就是人生，教育就是人生，學習與做學問的目的都是做人，學問不能離開生活而獨立，如今把訓育從教育裏劃分出來，使訓育與教育成為並立對待的東西，其結果於受教者是有害無益的。
潘光旦還特別看重教師的言傳身教，看重教師的表率作用。他提出要慎擇師資，選擇教師不僅要看他的學識多少，學問深淺，更重要的是他的學識對他個人的日常生活已經發生了多少良好的影響，所謂學識與個人操守之間是否是貫通的，也就是教師在言語舉止、工作作風上表現出的氣質風度。潘光旦認為教師風度的表率作用遠遠勝過訓導中實行的那些生活戒條和所訂的幾種獎懲功過的條例。
潘先生屬於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楷模，他留給我們的文化和學術遺產，是相當豐富的，他的為人為學的自然自由以及中和謙沖的風範，堪稱為中國的自由立言立德，足堪為人師表，垂範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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