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劉賓雁先生在異國他鄉走了，他走在這個寒冷的冬季裡。
我最早讀先生的作品是在八十年代初，第一部是《人妖之間》，第二部是《第二種忠誠》。在看《人妖之間》的時侯，那部作品的揭露的問題令我震憾，我當時想，一個煤炭公司的會計王守信如此大膽，如此貪婪，我們的國家這樣下去怎麼辦？另一方面，在看多了官方歌功頌德而實際上是矯揉造作的報刊雜誌的我，心裏有一種不安地感覺，我當時想，這麼醜惡的事情怎麼能揭露出來？揭示這些醜惡現象，不是給共產黨抹黑嗎？作者會不會有風險？這些擔憂果然應驗了。
隨著閱歷與文化知識地增長，後來才漸漸知道，劉賓雁先生是在講真話。就因為講真話，先生難以倖免地遭遇當權者的迫害。
九十年代後期，聽到先生的聲音是在《自由亞洲電台》裡，他深入淺出的論述中國問題，認真的解剖問題的根源，那鏗鏹有力的聲音一直縈繞在夢裡。
記得先生在1980年在答記者問時有這麼一段話：充分表露他勇於講真話的心聲。
人民日報記者問：《人妖之間》寫到的人和事，都是真實的吧？有沒有虛構的成份？
先生答：人和事都是真實的。雖然特寫這種形式允許作者在忠實於基本事實的基礎上作一定限度的補充，但我基本上沒有這樣作。對於一些人的罪過或過錯，我的反映只有不足而沒有誇大之處。例如，本屆縣委領導成員本身各自的問題，他們在王守信問題上應負的責任，以及他們在落實政策、解決冤假錯案和工農業生產領導方面的問題等等，我在文中基本上沒有涉及。這並不等於沒有問題可寫。老實說，有的人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應該說，這還是《人妖之間》的一個缺陷。
記者問：您過去曾因寫了《在橋樑工地上》等作品而吃過大虧，現在還敢寫像《人妖之間》這樣的作品，這是哪裏來的勇氣？
先生答：說不上甚麼勇氣。一個普通公民也會關心這種問題，在正常情況下也會挺身而出，去和危害社會利益的現象作鬥爭。
現在回過頭來看先生的這段話，深深理解道：先生當時不僅是一種勇氣，而且是一種超前的、難能可貴的勇氣，這個勇氣就是說真話。
先生走了，他留給我們的第一筆遺產是講真話的勇氣。在他一系列的報告文學裡，在他數百篇政論文章裡，處處是真知灼見。回看先生報告文學的發展，幾乎都是代表良心知識份子搖旗吶喊的聲音，也都是為民代言的激文。但是，與他同代的一群「社會良心」作家成為權力人物後，便成為踐踏良心、踐踏社會公正的文痞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先生等少量的作家、知識份子寧折不屈地奮鬥著。
先生走了，他留給我們的第二筆遺產是面對黑暗與邪惡堅貞不屈硬骨頭精神。1956年，先生因為發表《在橋樑工地上》（人民文學第4期）和《本報內部消息》兩篇報告文學報，於1957年反右鬥爭中，兩部作品被否定和批判為「毒草」，被打成「右派」進行勞動改造。鄧小平時代，先生因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開除中共黨籍，《中國共產黨八十年代大事記》史綱上，仍然記載著先生與王若望、方勵之三人的名字。
大事記上記載：「1月13日，鄧小平會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竹下登。鄧小平在會見時說：幾個學生上街影響不了大局。問題在於我們思想戰線上出現了一些混亂，對青年學生引導不力。……同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要求共產黨員必須自覺地遵守黨章，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針對少數黨員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通知強調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決同一切違背黨章的錯誤言行進行鬥爭，這是各級黨的組織和每個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根據通知的精神，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先後被開除黨籍。」這不是先生的恥辱，這是先生與邪惡組織決裂的光榮歷史。是先生堅守自己的良知與人格，不屈不撓的結果。
先生走了，他留給我們第三筆遺產是樸實的文風。半個多世紀以來，先生樸實的文風一直是許多作家、記者的榜樣，先生的語言通俗易懂，真實親切，與中共那些御用作家矯揉造作的語言相比，先生的文風獨樹一幟。特別是在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先生樸實的文風與鏗鏹有力的聲音深深地打動了中國千千萬萬民眾，現在，從先生評論的標題中就可以略見一斑：《江澤民見「好」不收，恐怕要後悔》，《六四以來，中共放棄陽光道，走上獨木橋》，《是誰害死了社會主義？》《破壞教育的後果》等等。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裡，先生的真知灼見啟蒙與幫助了中國千千萬萬工人、農民的覺醒。
先生的這些遺產，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是我們前進的動力，是我們與邪惡制度抗爭的精神支柱。
先生走了，您一路走好，千百萬中國民眾向您遙遙叩首；您魂歸故鄉，中國的億萬人民歡迎您回來。當有一天，中國的專制政權不存在了，希望您的靈柩葉落歸根，中國人民會排上十里長隊前去迎接。
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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