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世間有一些苦難是很難向別人描述，很難被別人理解的。流亡便是其中一種。
尤其是我們這次流亡。我這裡指的是「六四」後的流亡。
較小的苦難依然是苦難
流亡有什麼苦？想想國內那些還在坐監獄的異議人士吧，想想那些被開除公職、找不到正當工作、家庭破裂並且不時被警察騷擾的朋友吧，想想那些淚眼哭干的天安門母親吧，想想那些十五年前喋血長安街頭永別人世的死難者吧——其中大部分死時還那麼年輕。當上述一切苦難仍在殘酷地持續時，流亡者講述流亡的苦難，是不是太奢侈、太自我中心了呢？
再想想那些偷渡客吧，他們寧可花上幾萬美元，冒著生命危險，千辛萬苦投奔海外，兩手空空，從最繁重最廉價的工作做起，開始新的人生。他們不是流亡者，但是他們常常要冒充流亡者，假稱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以便取得在外國的居留權。如果流亡是苦難，為何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還要冒充流亡者呢？畢竟，和這些冒充的流亡者相比，大部分真正的流亡者的日子總要好過些。在這些人旁邊，流亡者講述流亡的苦難，是不是太脆弱、太貴族氣了呢？
是的，是的，但也不全然是。苦難確有程度的差別——無怪乎古人要把地獄還分成十八層。但是，較小的苦難依然是苦難——第一層地獄終究還是地獄。另外，苦難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因為歸根結底，苦難總是由具體的個人獨自承擔的，一個在車禍中失去一條腿的人不會因為還有人失去兩條腿而不感到痛苦：他的痛苦是他的，你的痛苦是你的。
安土重遷與輕舉妄動
那是一個聖誕之夜，民運組織借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研究生會的一個大房間舉辦晚會。陸陸續續來了幾十位客人，有流亡的民運人士，也有留學生。C君和我站在窗前，一邊喝著飲料一邊交談。
「有些情景是無法用文字描述的，一寫成文字反而給讀者造成錯覺。」C君說，「你看，如果我們要描寫現在的情景：『在洛克菲勒大學39層樓上，來自中國的流亡者在這裡聚會，透過寬大的落地窗望去，曼哈頓高樓林立，燈火輝煌，我手持高腳杯，輕輕地呷一口紅葡萄酒，和朋友們交談……』這些文字沒有一句不真實，要是讓國內的朋友看了，他們一定會覺得：你們過得好優雅、好舒服啊！至於我們的苦惱，我們的焦慮，不論你怎麼寫，他們都不會明白。」
國內國外，有時真是很難溝通。我聽一個留學生講過類似的事情。這位留學生在美國中西部小城唸書，他給國內的同學寫信，寫到他怎樣經常地感到孤獨，感到寂寞，感到百無聊賴，感到生活無意義；愁緒萬千，無法排遣，有時就只好一個人開著車上高速公路狂飆一陣。他同學回信說：「你還愁什麼呀？我還想有部車開著在高速上狂飆呢！」
文字的無意識的誤導作用，古人早就發現了。明人張潮指出：「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肖索者」，「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但這裡的情況還有所不同。
中國人本來是安土重遷的民族，一向把背井離鄉視為畏途。就拿「背井離鄉」這四個字來說吧，一看就讓你產生孤苦淒涼的聯想。只是到了近一百多年，中國人被西方列強用大炮從迷夢中喚醒，發現了在我們中央王國之外還有一個更強盛的世界，一種更高明的文明。從此，西方就成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神往之地；連那些從歐美翻譯過來的地名物名，由於沾著洋氣，一說出一寫下就能造成一片奇妙的氣氛，引發你想入非非。中共閉關鎖國三十年，物極必反，爾後實行對外開放，立時興起出國大潮：留學的留學，移民的移民，外加偷渡與流亡。中國人一反其安土重遷之舊習，變得比幾乎任何民族都更輕舉妄動。西方國家確實比中國自由，比中國富裕，中國人在這裡確實可以過得還不錯；只是一個中國人生活在異國他鄉，那種孤單寂寞總是如影隨形，難以擺脫。問題是，這種孤單寂寞之苦，用文字是很難表達的。儘管在古代中國，人們對背井離鄉的苦難有很深刻的理解，但那時的背井離鄉多是指離開中心去向邊緣，離開豐裕去向貧瘠；如今的背井離鄉卻差不多是反過來的，所以它的痛苦一般人就不理解了。
事非親歷不知難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二戰期間，為躲避納粹迫害流亡國外，輾轉英美，最後落腳於巴西，1942年與妻子一道在里約熱內盧的家中自殺。按理說，流亡對茨威格不應該是什麼難事苦事，因為他早就立志做世界公民，以四海為家。茨威格出生於世界文化之都維也納，年紀輕輕就周遊列國，懂得多種外國語言，廣交天下名士，著作暢銷全球，無論是開羅還是開普敦，無論是里斯本還是上海，無論是巴塔維亞還是墨西哥城，他的作品都大受歡迎。在流亡期間，他有年輕的妻子陪伴，並不孤單，生活一直很富裕，絕無衣食之憂；在他流亡經過的每座城市都受到國際和文壇知名人士的盛情歡迎。在流亡期間，他的創造力並未衰竭，先後完成多部著作，包括《異端的權利》，自傳《昨日的世界》，《巴西：土地與未來》，以及那部死後發表的遺作《象棋的故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茨威格都稱得上是流亡者中的驕子與寵兒。你一定會以為，沒有人能比他更適應流亡？
可是，錯了。茨威格對流亡生活並不適應，非常不適應。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深感意外。茨威格說：「我幾乎用了半個世紀來陶冶我的心，讓我的心作為一顆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動，但無濟於事。」從流亡生涯的第一天起，「我就從未覺得我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和原來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點天性永遠被破壞了。」事非親歷不知難。茨威格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種平衡的破壞。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把握、越來越不相信自己。」他十分感慨地說：「這也必須要自己經歷過，才能理解。」
當然，茨威格無法適應流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未來的絕望（這是他自殺的主因）。正如他在絕命書裡寫到的：「在我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淪亡和我精神上的故鄉歐洲業已自我毀滅」。另外，或許也正如茨威格自己所說：他從很早開始就太放縱，本性又太敏感，由於時代的變化太急劇而太受刺激。但無論如何，茨威格的經歷告訴我們，流亡要遠比一般人想像的更為艱難，更為痛苦，而這種痛苦在自己未曾親身經歷前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流亡之苦，首先在於失去歸屬。
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見，一個窩的條件好壞，這是一回事，一個窩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別人的，這是另一回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揭示出歸屬感對人的重要意義，它甚至比條件的優劣更重要。
關于歸屬感，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闡發最為有力。赫爾德強調歸屬感。他認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動自由，也需要歸屬某個群體。假如沒有可歸屬的群體，人會覺得沒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所謂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夠有回到家的感覺，會覺得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他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習俗。寂寞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共處，而是因為周圍的人都聽不懂你的話；必須是屬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費力地——幾乎是出自本能地——溝通，才可能真正聽得懂。赫爾德不相信有所謂世界主義。他認為人們若不屬於某個文化，是無從發展起的。即便人會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新的潮流會產生，但追根究底，人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這個在潮流底部的固有傳統源頭，有時候雖然會整個改頭換面，卻始終在那兒。然而，這源頭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個文化裡，卻不是這文化的產物，他們在生活環境裡找不到歸屬，不覺得和某些人有親切感，不能講自己的本地話，這會造成一切人性特質嚴重脫水的現象。
為什麼流亡異國之苦，非親歷者很難理解呢？因為我們本來就出生在、成長在我們所歸屬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氣，平時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覺不到它存在的意義。離家才會想家；別鄉才會思鄉；和他人相處，你才會意識到自我；到了外國生活，你才會體會到自己是中國人；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異議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懲罰
波蘭流亡學者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說：「俄國由於幅員遼闊，存在一種獨特的國內流放制度，它使被流放者處於雙重最惡劣的境地，既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又和過去一樣經受著同一壓迫制度的統治。」「新中國」有沒有這種國內流放制度呢？有，不過它不叫流放叫下放。國內流放確實是雙重的惡劣，這是旁人也很容易看出的。相比之下，流放國外的惡劣就不那麼容易看出來了。魚在沙灘上撲騰，人們都知道是沙灘不對，不是魚不對；鹹水魚在淡水湖裡撲騰，人們不覺得是淡水湖不對，人們只怪魚不對。
流放是懲罰，而且是很嚴厲的懲罰。但是把異議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懲罰，那似乎就不大清楚了。把一個追求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流放到自由民主的西方，這不是把魚兒扔進大海，怎麼算懲罰呢？不，流放西方是一種懲罰。因為異議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國家實現自由民主，把他們流放國外，不僅僅是禁止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們為追求自己理想而戰。
流放國外是受難，但看上去不像是受難，有時倒顯得是享福。事實上，流放國外的情況千差萬別，因人而異。對有些人來說，流亡使他們獲得了在國內不可能獲得的廣闊天地；對大多數人來說，流亡海外是較小的惡；另外還有一些人，流亡海外反倒比留在國內更不愉快。這就不像在國內流放（包括坐牢、失業、被監控）。在國內流放毫無疑問地和毫無例外地是受難（儘管也有程度上的差異）：你知道你在為理想而受難，別人也知道你在為理想而受難，這就使你的受難產生了意義。在異國流放就不同了。你是在為理想而受難，但別人卻以為你是享清福；你不但沒有因為受難而使自己的形象變得高大起來，反而是使原有的光輝都迅速地黯淡下去。在國內流放，你是從中心放逐到邊緣，從相對文明之地放逐到相對蠻荒之地。你在流放地默默無聞，遭人打壓，但是你可以保持內心的驕傲，你自以為鶴立雞群，虎落平陽，因而你有權孤芳自賞。流放國外則不然，既然你是被流放到歐美，流放到更文明更中心的地方，流放到自由精神的故鄉，按一般人的想像（也許你自己原來也這麼想），你該在這裡如魚得水，大顯身手，大放光彩，如果你有了更大的機會卻未能做成更大的成就，甚至銷聲匿跡，默默無聞，你的感覺可能就不一樣了。你很容易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你很難再堅持內心的驕傲，你很可能變得沮喪消沈，心灰意懶。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說流亡教人學會謙卑，茨威格說流亡使他失去自信：他們說的究竟是兩件事呢，抑或是同一件事？
不僅僅是鄉愁
流亡的痛苦，首先是鄉愁，但又絕不僅僅是鄉愁。移民、難民，甚至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也都是有鄉愁的。流亡者的痛苦，要比移民、難民或流浪者更複雜，更深刻，更矛盾。
要對流亡者和移民、難民或流浪者加以明確區分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之間的區別主要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態上。
流亡者不是移民，因為他始終把寄居他國視為一種不得已的暫時狀態。
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為他不是沒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著家但有家不能回。就連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雖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而是自己選擇了不回去；但他是基於某種原則而拒絕回家，而不是把拒絕回家當作原則。
流亡者是難民，但不是單純的難民。單純的難民只是為了躲避對自己的迫害，一旦進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為流亡者，在於他們總是執著地關心著祖國的命運——不論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並且還熱切地希望在其中發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雖然因為躲避迫害而離開祖國，但是他始終認為自己的事業在祖國，自己生命的意義在祖國；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於迫害，但從此也就將他的靈魂撕裂成了兩半。
正因為流亡者和移民、流浪者或單純的難民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在心態上，因此，你只要調整心態，你就可以從流亡者轉變為移民、流浪者或單純的難民。事實上也確有不少流亡者變成了移民、難民或流浪者（這也無可厚非）。可是，一旦流亡者把自己變成移民、難民或流浪者，一旦流亡者不再堅持自己的流亡身份和立場，也就是說，一旦流亡者不再堅持他過去追求的事業，那豈不是有背於初衷，自己否定了自己？
為理想而承受苦難
這就是流亡者的特殊困境了。譬如流亡作家，一個來自中國的流亡作家，他和其他來到海外的中國人一樣，面臨著種族、文化、生活習慣和謀生方式的種種嚴峻挑戰。由於流亡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和流亡的自願性或被迫性沒有關係，因此很多流亡者通常比別人更缺少在海外生存的準備（例如語言上的準備、謀生方式的準備）。所以，流亡作家往往必須花更大的氣力去調整自己以適應海外的生活。然而，既然他要堅持從事流亡的文學創作，他又必須保持本色，保持自己原有的經驗。他必須始終保持對本國狀態的深刻感覺，必須始終保持對母語運用的高度技巧。換句話，他必須在努力進行調整適應的同時，又努力地抗拒調整適應。對他而言，過分的不適應和過份的適應很可能同樣都是有害的。搞得不好，他會變成「四不像」而一無所成：沒進入西方，卻脫離了東方；外文學不好，中文卻退步了；既沒有過上安穩的小日子，同時又沒有做出可觀的大成就。
流亡的政治活動家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應該說，他們面臨的問題比作家們更嚴峻。寫作是超越時空的，政治活動卻不能不受制於時間與地點：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行一次抗議中共暴政的活動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一次同樣的抗議活動，其意義是很不相同的。沒有了危險，沒有了恐懼，很多活動的份量就大大減輕了。勇敢本來是許多民運人士最重要的特質，可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它卻無從彰顯。假如說在國內坐監獄是難以承受之重，那麼，在海外流亡則是難以承受之輕。多少流亡者來到海外，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可是不久他們就發現他們所能做的事其實很有限。他們決不甘心放棄自己的追求，但是在這裡他們又很難找到用武之地。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流亡者會悄悄地選擇了回去（或許作過某種言不由衷的承諾）。但仍有許多人寧肯堅守，默默地堅守——並不是為了做多少事情（他們知道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而只是為了忠於自己的理念。在中國的流亡者中，有不少人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作為一個群體，中國的流亡者們為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然而在我看來，也許，最是在那些默默地堅守的流亡者身上，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到流亡的苦難、沈重、以及神聖與莊嚴。
——轉自《北京之春》05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