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2月28日頭條]亞洲時報編者按：中國河南新蔡縣是中國其中一個艾滋孤兒的重災區。亞洲時報在線通過管道獲得一份艾滋孤兒高麗的自白，內容是關於其一萬三千元人民幣捐款懷疑遭到其山東“養父”吞佔。作者高麗花了近半個月的時間，一點點地將苦難的經歷寫了出來。需要說明的是，這本來不是一篇寫來發表的故事，原是準備用於法庭的證詞，但因為迫不得已的原因而拿了出來。
一個艾滋孤兒的自述
我叫高麗,女，1987年12月出生於河南省新蔡縣東湖村。
2000年我的母親和父親先後因艾滋病去世。此後，我這個艾滋孤兒為了生存,從河南到山東輾轉千里,遭受了許多苦難。如果不是人道主義的長者救助,我的處境和下場不堪設想。下面談談我個人的經歷。
2000年秋，父母因賣血感染了艾滋病毒，發病嚴重。由於家庭貧困，父母又需要錢治病，正讀初二的我，輟學在家照顧父母、料理家務。
2000年12月，《南方週末》記者李玉宵來我家採訪。他對我家窮困的情境非常震驚：三間土堆的房屋，裏面也是用土堆的床、桌子。當時，病重的母親正躺在床上不能動彈。房屋牆壁裂開一道道的大縫，下雨時水就沿著裂縫不斷地往屋裏流。李玉宵問了我父親、母親生病的原因和時間,父親告訴他:“我們夫婦是因賣血染上了艾滋病,為了治病,把家裏的錢也花光了。”
李記者採訪的內容不久就在《南方週末》上刊登了。高耀潔老師看報後瞭解到新蔡縣艾滋病的疫情，認為艾滋病這種傳染病如此肆虐,問題嚴重！她很著急。
2000年12月20日，母親病逝。
2001年3月31日，高耀潔老師帶著三位記者，乘客車到新蔡縣，找到了東湖村小學。校長彭學輝給高耀潔老師介紹了學校面臨的問題：一些學生的父母因賣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的病情很嚴重,有的已經死亡，這些學生正面臨著失學。高老師邊聽邊流淚,深深感慨孩子們的苦難生活。當時，高老師給這些貧困學生每人50元錢，並與幾個失去父母的孩子合了影。其中也有我的弟弟高闖。隨後，高老師讓我弟弟領她到我家。
當時，我父親被艾滋病折磨得很利害，躺在院子的地上呻吟,身下墊著一條露著棉絮的破被子。高老師在我爸爸身邊坐下，說了會兒話並給些藥物。我問高老師：“我爸爸的病怎麼樣了？”高老師用沉重的語氣說：“你爸爸最多只能撐三個月了。”聽後，我非常傷心，不停地哭。從此以後，我便認識了高老師。我難過時多次給她寫信,僥倖的是她每次都給我回信,並安慰我、指導我的生活。
2001年8月19日，父親病逝。 以後，家裏只剩下我和11歲的弟弟。
爸爸媽媽去世後，剩下幾千斤麥子、一些錢、一頭水牛和一頭小豬。這些東西全被我那禽獸般的叔叔們搶走了。我和弟弟只能守在空蕩蕩的三間屋子裏面，與饑餓做伴。這段時間我常在夢中見到我的爸爸媽媽,他們在給我倆做飯吃。醒來時,仍然是孤苦伶仃的蜷曲在那個空空蕩蕩的土房裏,不時聽到風呼呼和雨嘩嘩的響聲！
高老師知道我爸爸病逝後，給彭校長彙了300元錢，讓他幫忙送我回到今是中學繼續讀書。在這一年中，高老師共給我們彙了1100元錢，可是我們僅僅收到70元，其餘的錢全部被那些叔叔們拿走。好吃好賭的叔叔們認為總會有人給我倆寄錢,就毆打我和弟弟，叫我倆向別人要錢給他們花 。2001年一個冬天的夜晚,四叔來我家要錢,我說沒有,他馬上掄起棒子打我們倆, 渾身的疼痛讓我禁不住地嘶聲喊叫起來,但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救我們。幸虧我們逃得快,只受了點皮外傷。最後,我和弟弟逃到東湖學校,躲在教室裏整整坐了一夜。那是多麼寒冷漫長的一個夜晚，我盼望著天早一點亮起來。第二天,村裏的鄰居給高耀潔老師打電話，講述了我倆挨打的經過。
2002年6月,高老師幫助我弟弟找到了山東省曹縣蘇集鎮水牛陳莊一戶姓陳的善良人家，他們收養了弟弟。弟弟到了陳家後,改名叫陳祥鴿。這時，我獨自一人在河南新蔡每天面對叔叔們的打罵。
2002年6月前後,高老師幾次打電話與我姨母戚秀坤(我媽戚秀枝的同胞姐姐)協商，由高老師付給戚秀坤我的生活費用，戚秀坤才勉強同意我在她家裏居住。
2002年5月，《紐約時報》的記者儲柏亮叔叔和羅琳阿姨來看我,他們給了我500元錢，隨後又寄錢讓我買了一輛上學時騎的自行車，錢和自行車都被戚秀坤拿走，政府救濟的兩袋麵粉也被她占為己有。
戚秀坤有一個30多歲的兒子，他的一隻眼睛有病。由於有殘疾和好吃懶做,他一直找不到妻子, 戚秀坤就打我的主意,想讓我做她兒子的妻子。當時，我僅有14歲！因為高老師對我很關心照顧，所以戚秀坤沒敢明確說出來。
戚秀坤想多要些錢,讓我再寫信給高老師。我說,高老師那麼大年紀了,她給錢是出於好心,又不欠我們的錢,我們怎麼能張口要呢？戚秀坤看我不依她,十分惱怒,邊說邊罵,逼迫我跪在一塊有200多顆釘子的釘板上打我。我在她家住了2個多月,實在待不下去了。
她的種種虐待，後來連鄰居也看不下去, 主動打電話告訴高老師：“戚秀坤對高麗很不好。”不久，高老師給我寄了封信，信中有劉道虹的電話號碼。劉道虹與王鎖德是一對很好的鄰居，他把我的情況告訴了王鎖德。王鎖德很想要一個女兒，他與高老師聯繫，表示願意收養我。在我處境艱難、無法生存的情況下，高老師答應了他收養我的請求。
2002年8月5號，我來到山東省曹縣蘇集鎮高新莊村王鎖德、葛玉勤夫婦家。他們收養了我，但是一直沒有依照法律辦理收養手續。
8月6號，戚秀坤打電話叫我回去，我說不想回去。她多次打電話找我,說要來曹縣接我，還說綁也要把我綁回去，要把我脫光了衣服和她兒子放在一個屋子裏成親。戚秀坤又給高老師打電話要我回去。高老師瞭解了實情,尋求河南省婦聯的幫助。由於河南省婦聯的干預, 戚秀坤才停止了胡鬧和對我的騷擾。
我到王家後，改名王媛媛。當時，我很感激王鎖德、葛玉勤，主動告訴他們新蔡還有羅琳阿姨和儲柏亮叔叔等記者先後給的2600元錢。不久，王鎖德在河南省婦聯的幫助下在新蔡拿到了那筆錢。
由於媒體對我的採訪報導，社會上的好心人不斷地給我捐錢捐物。葛玉勤很高興得到這些錢物。她把大家捐來的東西全藏起來，甚至把杜先生送給我的書包、英雄牌鋼筆等也鎖起來不讓我使用。待捐錢捐物的熱潮告一段落，她便對我板起臉來。
葛玉勤從不讓我跟周圍鄰居說話、來往。稍有不順,王鎖德就會罵：“給你車費，你走吧。” 葛玉勤更是七天一小吵,半月一大鬧,有時一鬧好幾天也不甘休,鄰居看不下去就來解勸。因我膽小怕事,從沒敢給任何人說過。他們說:“我們最後悔的事,就是讓這孩子到山東後繼續讀書。”
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王鎖德對外面的鄰居說：“收養了這樣的孩子,一點錢都不用花，各種費用都有人送來。她長大一點就不讓她上學，把她嫁出去還可以收到一筆彩禮。”這時，我才明白王鎖德夫婦收養我的目的。
從2002年8月5號我到山東，至2004年8月31日離開，兩年時間裏共有6500元善心人士給我捐款被王鎖德、葛玉勤夫婦佔有（見後附清單）。
2002年9月，我到蘇集鎮中學讀書，葛玉勤不讓我和男生說話。為了避免誤會，我從沒敢和男生說話，每次放學我馬上回家。剛開始入學時，葛玉勤讓我和王欣（王鎖德堂弟的女孩）一起上學。不知什麼原因，沒幾天，她便不和我一起走了，葛玉勤也不問明原因便罵我。
由於王鎖德家與梁堂村的大隊支書張榮柱關係不好，我每次給高老師寫信時,葛玉勤都會讓我寫關於張榮柱的壞話。她害怕我不聽話，不識字的她每次都讓她兒子把我寫的信一字不漏地讀給她聽。我討厭她這樣做，儘管很想念高耀潔老師，但不敢再給她寫信。高老師同時還在幫助梁堂村村民收養的其他幾個孩子，要與支書張榮柱打交道。葛玉勤知道這個情況後,大罵高老師。
2003年8月份，我來到曹縣三中讀高中，住宿在學校裏。葛玉勤表面上說得很好聽,叫我多吃點東西。其實她每月僅給我30多元生活費，規定每天花費為一元二角錢，如果多用了她就要大鬧,什麼髒話她都能罵出來。所以我每天只能就著涼水吃一點饅頭。長此以往，我的肚子開始脹痛。為了減輕肚子脹痛，我經常少吃或不吃東西,只喝冷水,餓得狠了,就多喝些水。於是形成了嚴重的便秘，十分痛苦。
2003年底，學校裏的一個女生因受她繼母虐待而服藥自盡，死在學校的宿舍裏。過後幾天裏，我心裏不禁產生了一些傷感。為她花朵般的生命凋謝而悲哀，為她內心的痛苦而無奈。有時，我覺得她太脆弱。但同時，我也聯想到我們都屬於被虐待被欺辱的人，我又為她的解脫而欣慰。當時，我內心的話無處訴說，生活又是如此的艱難，我想：如果我真的像那個女孩一樣擺脫困境，也許會更好。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訴高老師，只是問她：人死時痛苦嗎？高老師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她告訴我要好好學習。我很清楚地記得高老師對我說：立身以讀書為本。這句話看上去非常簡單，但意義卻很重大。我領悟了高老師的意思，讀書是最好的解脫。我打消了自盡的念頭。
我在曹縣三中讀高一期間，2004年2月6日考試，七門功課我考了637分。但人不知鬼不覺地變成了200多分。事後，一位《齊魯週刊》的女記者到學校看望我,得知我的成績突然下降,她找老師瞭解原因，此時學校才承認他們把分數弄錯了。高耀潔老師聽說後,不同意這種解釋,她說:“高麗在高一(二)班,考200多分的王X X在六班,兩人並不在一個班，怎麼會搞錯她們的分數呢?據我瞭解的情況，分數“弄錯”以後，學校把高麗和王X X都調換到高(十)班,並讓她們倆交朋友。為什麼會這樣？我判斷是某個三中老師故意調換了她們倆人的分。”高老師要請電臺曝光。這可忙壞了曹縣三中的領導和相關的縣領導,他們立即趕到鄭州,向高老師解釋情況,但始終也沒有說出個究竟來。高老師說:“我人太老了,無力和他們叫勁,給媛媛轉學算了！”看在副縣長的面上,事情不了了之。
此時，高老師提出讓我轉學。2004年7月，葛玉勤表示同意，並給高老師打電話要求幫我轉學。高老師幫助聯繫了菏澤市第二中學。但是，葛玉勤說話不算，突然又不讓我轉學，要我繼續留在曹縣三中讀書。由於我沒有任她擺佈，她就又哭又鬧，還不停地用手推我、打我，並奪下我的書扔在地上。她整整鬧了一天多,無奈之下,我被王家的親戚接走,在那兒住了一天。
2004年8月29日，高老師與幾位好心的長者來到高新莊，當時葛玉勤心口不一地表示同意讓我轉學到菏澤市第二中學。8月30日，高老師一行人帶葛玉勤與我到了菏澤市，安排我們住在賓館中，請葛玉勤第二天帶我去學校註冊。高耀潔老師她們一走，葛玉勤便馬上強迫我與她一同返回曹縣。然後，她給高老師打電話：“菏澤二中不好,不能讓媛媛在那兒上學。”
2004年8月31號，高老師、杜先生和靳教授從多方面瞭解到葛玉勤屢次出爾反爾,極度言行不一，經常吵吵鬧鬧,我在王家不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更無法讀書學習。他們看到我迫切地盼望離開王家，在我的請求下，我與高老師他們一道離開了。高老師說:“本人既老且病,只有委託杜先生與靳教授。”他們給了我無私的關愛,並幫我在一個城市找了一所封閉式中學，讓我繼續讀書。
今年底我就滿18歲了,在目前的學校生活得很開心。我現在只想忘記過去的陰影和種種痛苦，努力學習,希望明年考入一個好的大學！
我很感謝香港智行基金會杜先生、中央黨校靳教授、敬愛的高耀潔奶奶，以及所有好心的長者對我的資助。我會努力發奮讀書，作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最後,我還想對弟弟陳祥鴿說一句話:“弟弟, 我很想念你,你想我嗎?但我無能為力！！”
2002.8-2004.8 被王鎖德夫婦霸佔的善款清單：
時 間 捐 款 者 善款數額
2002年8月5日 《紐約時報》記者儲柏亮、羅琳 700元
2002年8月底 《紐約時報》記者儲柏亮、羅琳 1900元
2002年12月下旬 記者蕭靄君 1000元
2003年6月 智行基金會杜先生 600元
2004年2月6日 智行基金會杜先生 800元
2004年3月10日 智行基金會杜先生 300元
2004年3月29日 河南省婦聯主任 300元
2004年暑假 俄羅斯某記者 300元
2004年8月8日 智行基金會杜先生，高耀潔 600元
共計 6500元
艾滋孤兒高麗泣上 2005年2月16日於北京
截至本文刊出前為止，亞洲時報在線尚未能成功接觸到文中提到的“養父” 王鎖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