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2日讯】老枭最大弱点便是怜才、重情和念旧。老芦口齿轻薄文才飞扬，是我老战友了，青青芦笛,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昨日刻薄了老芦几句，嘴硬心软，自责了大半夜，忍不住点开《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合理的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看看老芦又在发表什么高见。好久没看芦文了，一读之下，哑然失笑。这样的歪理，也敢拿出来显眼？
尽管老芦在文中夸了一通民主的优越性，强调自己“比谁都痛恨专制制度”，但话锋一转“但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实行专制制度仍然是惟一合理的选择，实行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巨大灾难。” 这其实是“国情论”、“素质论”老调子重弹。“国情论”（或“素质论”）从袁世凯大帝开始一直“弹”到温家宝首相，不论语言如何修饰美化，大意不外乎：中国人民素质差文化程度低民族劣根性根深蒂固，不适合实行或立即实行民主，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或者换一种弹法：专制中共一旦垮台，中国就会大乱，社会就会崩盘…。
老芦不宜民主的理由如下：一、民主政府不能制止偏激的民族、族群之间的大屠杀。如果中国今日实行民主，我敢断言选出来的政府必然会屈从于民意压力去打台湾。此外，土法西斯政客必然应运而生，为争取选票蓄意煽动民族仇恨。类似的，流亡海外的仇共政治势力特别是法轮功必然要寻求报复，这最终结果就是重演南斯拉夫的悲剧。二、民主政府不能强力压下工农大众对均贫富的诉求，不顾民意反对，把导致贫富分化的走资坚持进行到底。三、民主政府不能强制人民进行计划生育，政府的软弱态度和极大改善了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口爆炸。”
言外之意仍然是中国人民素质差不配民主。乍一看不无道理，实则纯属强辞夺理，倒果为因了。
二
中国民族劣根性确实根深蒂固。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国民自私自利，缺乏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斥之为“一盘散沙” ；鲁迅以《阿Q正传》《药》等小说对阿Q一系列性格特征如怯懦、守旧、愚昧、骑墙、自欺欺人、奴隶意识等痛下针砭；觉民先生说“今者我国之人民，果处何等之位置乎？泯泯昏昏，蠢如鹿豕；知书识字者千不得一，明理达时者万不得一。家庭之中无礼教，乡里之中无团体，郡县之中视同秦越，省界一分，尔虞我诈。以如是之国民，而与之莫大之权，使之与闻国事，是何异使蚊负山、虻距海也。”（《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十期，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道德之大原》《呵旁观者文》等文章里详细论述了国民性各方面的表现，他列举了中国人的几大缺点：一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是只能受专制统治而不能享受自由；三是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四是无高尚之目的。
可见有识之士对国民性问题进行研讨、揭露、批判乃至改造活动历时久矣。当年毛泽东也在他致朋友的信中写道：“从哲学伦理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改变全国的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然而，时代进步到二十一世纪了，民众素质却越来越差，民族根越来越深，十亿神州尽臣民，文人甘为党用，帮闲帮忙；网络布满愤青，喊打喊杀，到处是愚民、贱民、刁民、暴民！
何以故？专制使然也。专制政治封锁信息、压制舆论、统一思想、以言治罪，实施愚民教育和愚民政策，将人权被简化为生存权，人民仿佛耳朵被塞、眼晴被蒙、喉咙被堵，连财产权生存权也毫无保障，想不愚昧、不迷信、不保守、不恐惧、不麻木、不自私、不一盘散沙、不奴隶意识，不可得也。在专制体制下想启蒙民众改造国民劣根性，想培养民众的公益心、团结心、自由心、权利心，不可得也。
老枭早就尖锐指出，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进步性，创造过一定程度的辉煌，党主专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落世界之后、反时代而动的。“仁义道德”吃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等恶物吃起人来更是毫无顾忌，不但吃掉了天文数字般的生命，而且吃掉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灵魂和精神！共党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让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环境之代价，实非语言可以形容！在民主自由早已成为人类共识和普世价值的今天，不论道义的角度还是功利、逻辑的层面，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包括开明专制都已丧尽了存在的依据。
老芦曰：“现阶段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具体来说也就是自由化，法治化与人道化。” 这又是在说梦话了。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哪来的文明化自由化法治化与人道化？那不是镜花水月么，只要一党独大的专制不变，只要文明自由法治人道等词语前加上“社会主义”定语，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宽容、诚信等公民精神都成为不可能，中华民族将永是一个劣等民族。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大仁大义者才能战胜环境战胜社会战胜自己脱颖而成，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偏激、仇恨、愚昧、奴性、极端仇恨心理、严重暴力倾向、民族主义情绪等等奴隶性劣根性，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或杰作，是专制之树上结的硕果。林语堂说要使中国人人格健全完善，必须祭起宪法、人权的大旗，改造使人格扭曲的社会环境；有人说奴隶性劣根性不是一种民族个性和文化特质，只是一个时态性极强的概念。这种不良状态是可以通过开放、发展、交流、学习逐步改善的，民众是可以化愚为智、转贱为尊、变暴为良的。我深以为然。而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享有言论、思想、结社、示威游行等自由，全方位接触吸收外部各种信息、思想，素质将大幅度提升，很快就会融入现代文明和世界大家庭。釜底抽薪，许多问题，包括芦笛的三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什么民主必定导致民族、族群之间的大屠杀呀，导致计划生育人口爆炸呀，导致杀富济贫平均主义呀，这是把民主政府当作无政府主义或者希腊时代没有人权、法治保障的原始民主制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后爆发这三大灾难啦？君不见伊拉克民众，当年够愚够贱吧，争先恐后发誓效忠萨达姆，百分之百票选萨达姆总统，口口声声保卫萨达姆，现在不也顺利进入民主文明的大门了吗。
中共把枪杆子牢牢抓在手里，就像手持凶器的劫盗和强奸犯，被劫持被强奸者忍气吞声不敢作声，那是无奈，如果像芦笛那样主动为劫盗和强奸犯开脱，为其恶行提供合理性证明，说什么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合理的制度还是专制制度，吾不知其可也。同时老枭常以“知猪文犬”、“中国猪”、愚民、贱民、刁民、暴民斥我国民同胞，但我深深明白，罪不在民；老芦却认为一旦民主国必大乱，意谓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就像说没有了铁锁链中国人民无法正常走路一样荒唐，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
2005、3、19
附：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合理的制度还是专制制度
芦笛
跟实子一番对话，让我再次琢磨这个问题：“偏激”是“愚蠢度”的指标，但您说两者到底孰果孰因？是愚蠢导致偏激，还是偏激导致愚蠢？或是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我想恐怕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愚蠢，就必然使用肾上腺代替大脑，导致偏激的政治态度，而激进的立场又导致大脑对不同意见进行选择性阻断，导致态度更加偏激。
在网上混，最令人绝望的还是这种愚昧导致的偏执。这些人已经走火入魔到了这个地步：同一件事换个说法，他们就要跳起来出丑，老战贴出的鬼子的不通语录引出来的风波就是如此。如果谁要把“专制”
与“合理”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要和你拚命。
可事实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专制制度就是历史最长、使用最广的社会制度。请问那该怎么解释？难道不是其合理性的证明？
这里首先要澄清“合理性”
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我说的合理性是功利意义上的，不是道义上的。早说了无数次了，现代君子只能“喻于利”，不能“喻于义”。在取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群之间，逻辑、事实和功利分析而不是道义才是可以使用的共同语言。
其实，聪明的读者不难从我昨天举的那个军队的“阴暗心理分析”
例子里看出专制制度在历史上的合理性：社会越原始，它的组成方式就越像军队。在原始人时代，人类完全靠狩猎为生，要生存下去，非得形成一种战斗集团不可。那当然只会是没有什么基本人权可言的野蛮社会。如今你无故旷工，顶多被老板炒了鱿鱼。如果那时您不服从酋长的命令，或是在大伙儿跟剑齿虎拚命时望风先遁，效法柴玲女士“吾以吾血建中华” ，只怕立刻就要授首。
到了中古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当然也只能靠专制君王去强制性大规模动用人力，完成长城那种集体需要的浩大工程（可怜实子“刚愤”到认为那是“暴政的杰作”
，当然是，不过那也是符合集体远期利益的。这当然为他那非黑即白的脑袋无法接受） 。这在我看来，也就是专制制度发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昨天已经说了，在一个技术文化落后、资源贫乏的国家想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时，专制制度其实也有相当大的优势。日本和南韩就是这么发起来的。如果中共没有取代国府，则咱们本来走的也是这条路。老毛后来推行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其实也不过是热人家的冷饭。可惜他和朴正熙、蒋公等人有个本质区别：人家尊重知识、尊重文明，尊重知识份子，搞的是精英治国；而老毛鄙视知识、践踏文明、蹂躏知识份子，奉行反智主义，搞的是痞子治国。所以人家的集体合力推动了国民经济腾飞，而咱们的集体合力却毁灭了几千万生灵外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哪怕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比也不是一无是处。就拿台湾来说吧。过去蒋氏父子搞精英治国，使用的官员都是学者专家，不是理财高手，就是专业内行，这才能把美援每一分都用在了刀刃上，而且规划出了非常高明的和平土改方案。如今实行民主制度，“政治生存竞争”专门把律师一类的政客筛选出来。您说，对老百姓而言，到底是这些外行当国好，还是原来的“人才内阁”
好？台湾民主化后经济一直不景气，难道还不说明问题？
但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当然弊病很大，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保证独裁者永远如蒋氏父子、朴正熙、李光耀一般贤明。老毛胡作非为凡30年，谁也拿他没办法，全民的一线生机竟然全系于他何时断气。光看这一点，专制制度就算有高效率动员民力的优势，也绝对是流弊无穷的。
（大概实子那直线脑袋到此又要看出我的自相矛盾来了吧，唉） 。
所以，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其实主要是消极意义上而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这种社会的优点在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靠内部的拮抗机制防止因一人发疯便害死全民的惨祸发生。
专制社会的另一缺陷，是如果它变成了彻底剥夺人民自由的极权社会之后，也就丧失了生机。这种社会可能在短期内因国家强制动员民力而出现“大跃进” ，但因为人民丧失自由创业可能，最终必然停滞不前，进入文革前的中国、解体前的苏联和如今的北韩那样半死不活的萎顿状态。
相比之下，现代民主社会另一优势是乃是它是自由社会，由此保障了社会的勃勃生机。明乎此，则可以把西方民主社会解构为两大部分：民主政治制度避免了重大决策错误并提供改正错误的可能，而社会奉行的自由主义确保了文化和经济的生机。
正因为现代民主社会的优越性成了一种连盲人都能看见的表观现象，“民主愤青”
们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他们不知道，虽然民主制度有如此明显的优越性，但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实行专制制度仍然是惟一合理的选择，实行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巨大灾难。理由如下：
一、民主政府不能制止偏激的民族、族群之间的大屠杀。如果中国今日实行民主，我敢断言选出来的政府必然会屈从于民意压力去打台湾。此外，土法西斯政客必然应运而生，为争取选票蓄意煽动民族仇恨。类似的，流亡海外的仇共政治势力特别是法轮功必然要寻求报复，这最终结果就是重演南斯拉夫的悲剧。
二、民主政府不能强力压下工农大众对均贫富的诉求，不顾民意反对，把导致贫富分化的走资坚持进行到底。
三、民主政府不能强制人民进行计划生育，政府的软弱态度和极大改善了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口爆炸。
这当然是挂一漏万。不过哪怕就是只有这三个理由，似乎也能证明在今日中国能实行的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还是专制制度吧？
我不是说中国永远只能实行专制制度。相反，我比谁都痛恨专制制度，这就是我逃到海外来的初始原因，也是我宁在海外穷死也不愿回去的原因，那不出于是什么“ 耻食共粟” 的大义，而是酷爱自由的天性所致。我的意思是，在民主制度可以引入中国之前，必须有个“开明专制”的过渡阶段。现阶段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具体来说也就是“自由化，法治化与人道化”。与此同时，应该在党内试行“贵族民主” ，作为最终铺向全社会的前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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