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2日訊】(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０日下午，由于接到國內參加深圳反日示威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我匆忙從蒙特利爾九評討論會上赶回寫字台前整理這篇訪談。這位朋友因為与一些愛國者爭論，希望能盡快“參考”一下我的有關評論——他們在北京時間１１日上午還有一場論戰。我現在把這兩天就程益中獲新聞自由獎和中國反日游行答法廣記者的內容整理出來，希望能對這位朋友有所幫助，并總結一下我本人對這兩起新聞事件的基本看法。由于行文方便，我省略掉了記者的提問，僅把我的回答寫出來，并在發表時進行了個別的補充。)
一、程益中、网絡時代与后極權社會的言論管制
在我們向程益中先生表達敬意的同時，我也呼吁人們同時密切關注《南都》副總編輯喻華峰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務委員李民英的命運，喻華峰在去年6月中以”經濟罪”被判八年監禁，李民英則以同樣罪名被判刑六年。我希望人們能夠為改善他們的處境繼續努力
１９９７年以來，中國先后有兩位記者獲得新聞自由獎（高瑜，1997），這一事實只能說明中國八年來言論自由狀況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一事實也足以反駁任何關于中國人權逐漸進步的空話。更多的事實顯示，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是在逐步改善，而是在逐步后退。我們可以用一組數据來證實這一點。根据美國保護記者委員今年均發表的年度觀察報告，去年全球有一百二十二名記者被囚禁，而僅在中國一地被拘押的新聞工作者人數几乎占全世界被關押記者總數的三分之一，共四十二人。中國已連續六年成為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這個數字在六年內增加了一倍。
我今天主要想請人們注意一個新的事實，在中國政府迫害言論的強度增長一倍的六年里，正是中國网絡媒體從無到有，网絡自由從興起到被管制的六年。那么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种關系呢？
我覺得這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网絡自由無疑對中國威權社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种管制危机中，中國最高當局的恐懼也在增強，這种恐懼表現之一就是擔心傳統媒體在网絡媒體的沖擊和推動下失去控制。因此，《南都》案恰恰是在這种背景下發生的。它表明，在网絡時代，由于政治恐懼，中國對言論的控制沒有放松反而在強化。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中國言論控制都在不斷加強。這一趨勢与人們一般的看法也許正相反。但這個邏輯并不奇怪，因為這就是專制本身的邏輯。當然，這毫無疑問是最后的瘋狂。
我想提醒人們注意的第二個特殊現象是，《南都》案也代表中中國專制主義控制言論方式的某种轉型。在鄧小平、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迫害言論自由至少表面上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理由，但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國政府打壓言論，一方面繼續考慮意識形態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個體權力對記者的報复。這种變化的大背景是，中共已經從意識形態的政党淪為一個牟利組織。這個牟利組織早已經喪失了意識形態熱情（因此說中共是個邪教几乎等于是對他精神生活的表揚） ，它几乎可以對意識形態的挑戰和批評有所“寬容”，但如果言論自由触及個體權力的利益，你將遭遇瘋狂的報复。當然，對于最高統治者來說，在某种程度上意識形態的利益就是他的個體利益。但總的來說，從基層到高層，越來越多的言論迫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而是出于利益上的考慮。
這一背景也可以佐證剛才的結論，即中國言論迫害愈演愈烈，這是与中共從意識形態政党墮落為分利集團這一過程密切相關的。這個過程還在深化，因此，中國言論自由的冬天將會繼續相當長的時間，任何對對中國言論自由的樂觀評价都可能是失真的。中國專制政治的內部戰爭，在某种程度上也強化了言論迫害，由于缺乏公正的解決記者揭發出來的問題的机制，消滅記者就成為當事人保護自己不被政敵搞掉唯一的理性選擇。
二、“反日游行”：一個政治矛盾，一個道德矛盾
怎樣理解中國的主流媒體對各地反日游行的一片沉默，這的确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了解中國政治的人當然明白，中國的反日游行顯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許可。那么怎樣理解這個矛盾呢？它說明，中國政府為了捍衛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當然更是為了統治利益，必須煽動反日情緒，并希望討好民間的反日情緒（它一直是這种情緒的養殖者）而占据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位置。因此，它必須支持或容忍反日運動。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政府最清楚目前國內的各种危机都已經達到了沸點，因此它擔心任何街頭政治和公共抗議都可能將其他抗議卷進來，造成真正的抗議運動和社會動蕩。因此，它又要千方百計地防止抗議運動的蔓延。這种矛盾展示了胡錦濤政權在政治上非常值得“同情”或非常可怜的一面：他的合法性已經脆弱的到這個程度了，連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運動，他都不敢光明磊落、理直气壯地加以支持。
這里也可以說說胡錦濤。他想學習江澤民政治控制上“成功”的經驗，但這注定要失敗，因為江統治的十五年已經把更多危机積累下來了，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各种分析足以表明，中國的政治變革一定會發生在胡時代。遺憾的是，胡錦濤可能要堅定地走江的路線了，這必然意味著他不僅不會取得江的成功，反而成會為江和自己的統治的犧牲品。有時候想想胡錦濤真為人性感到悲哀。他也算年富力強，但卻完全成為了一個政治動物，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理想和抱負的守權奴，他唯一盼望的就是鞏固權力然后平安死去。如果是這樣，他現在已經死了，因為繼續活下去已經与人的尊嚴無關，那僅僅是活著，而不是人的意義上的活著。如果他真的想獲得內心平安或外在平安，除了主動推動政治變革以外沒有任何辦法。２００５年這個春天，胡錦濤已經表明自己絕不會走這條路了。有人可能希望他徹底鞏固權力后會放手改革，這几乎是不可能的。這個體制的邏輯不允許這一點。權力鞏固之后的政治時代是個人崇拜的時代，而不是政治革新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時間已經不在他那邊了。
我們再談談抗日民眾一邊的道德矛盾。這個運動是欽定的，因此它包含著不可克服的道德問題：它不能對國內的政治黑暗，對最近發生的那些駭人听聞的司法罪惡提出抗議，而只能按官方的意見表現自己的偽勇敢。這种“勇敢”無論如何強調自己“不過激”，即使扔石頭等打砸搶的丑惡不論，它仍然是具有奴隸和流氓性質的。這种道德上的矛盾因面對佘祥林等冤的整體寂寞，足以顯示這种民族主義的反人類本性。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台灣人，當我想到佘祥林的命運，想到這些欽定游行的道德麻木，我為什么要与你統一？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０日整理,首發<議報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