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還是在很多年前我失去行動自由的時候，有一天的下午，我突然聽到輕輕的叩門聲。當時我心裏想，在這樣非常的時候、這樣非常的情況下會有誰來找我呢？我的住宅外面有安全部門的「便衣」員警日夜監視著，一輛監視車就停在樓門的對面，我熟悉的朋友是不會在這樣的時候來我家裏的。
既然有人敢於來訪，我自然敢於接待，不管來訪者為何許人。
來人是一位30出頭的陌生男子。他覺察到我的狐疑，隨即從口袋裏掏出兩張照片和一張像購物單據（俗稱「發貨票」）那樣的紙片，又把他本人的工作證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切都明白了。來訪者是來向我提供一位「6．4」遇難者情況的。在那些年裏，我已經找到一批「6．4」遇難者並且與他（她）們的親屬建立了聯繫。但當時的那些死難者都是我和我的朋友經過許多艱難與曲折尋找到的，還沒有親屬或旁人主動上門提供一位受難者，現在，終於有人主動找上門來了，我內心的激動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
在來人所提供的2張照片中，有一張是一位留著長長頭髮的小夥子，英俊、和善的面孔透露出幾分稚氣，看樣子才20多歲。然而另一張卻使我好像一下子跌落到了漆黑無底的深淵。那是一張小夥子的遺體照片，可以明顯看到頭部彈孔滲出的鮮血。而那張「發貨票」模樣的紙片，原來是一份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
經與來訪者交談，我才知道，死者是個地道的北京青年，家住城南一個居民大雜院，在離家不遠的一個服務單位當工人。他是1989年6月3日夜間在天橋附近遇難的，頭部中彈，搶救無效，於4日淩晨身亡。來人告訴我，死者的名字叫劉春永。
死者父親早亡，與當工人的寡母相依為命。據來訪者說，如今，死者的老母親也已退休了，靠在馬路邊擺小攤賣茶葉蛋為生。那些年我尋找到不少這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遇難者親屬，他們所承受的痛苦和艱難是常人難以體察的。如果不是那位陌生男子登門相告，這位苦命的寡母也許會永遠被我們這個「文明」社會所遺忘和遺棄。
我常想，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存在種種人為的隔閡。有許多許多生活在底層的平民百姓，他們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有什麼苦，有什麼冤，無人知曉，也無人過問；他們也沒有可以說話的地方。那些自以為肩負「治國」重任的大人物，以及那些甘願為大人物們充當吹鼓手的人，天天都在「代表」老百姓說話，就是不准老百姓自己說話。當時報紙上公佈過國家主席江澤民有關「6．4」的一個談話，說「如果『6．4』的時候軍隊不採取斷然措施，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穩定局勢。」（5．13）這叫「代表」人民？那是強姦民意。對於這樣一種荒謬絕倫、喪盡天良的說法，居然還有人為之辯護，說什麼當年政府開槍是出於「不得已」。中國古代的帝王尚且懂得「人命關天」、「勿開殺戒」的道理，難道一個堂堂「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不懂得？！我覺得，在是非的判斷上，在道義和良心上，大人物與小人物往往有天淵之別。
那位陌生的來訪者也是一個小人物。他是聽了《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有關我向國際社會呼籲給予「6．4」遇難親屬人道救助的消息後決心來找我的。由於電臺播音速度較快，他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丁子霖」，誤聽為「北京大學……」。第一次他到北京大學找我，當然無法找到。當他再次從外國電臺聽到有關我的消息時，才弄清我是人民大學的。第二次他到人民大學找我時，學校傳達室居然告訴他人民大學「沒有這個人」。
第3次他沒有再去詢問轉達室，而是逕直闖進校門，在校園裏打聽了一位老者，是那位老者把他領到我的家門口。一路上老者沒有說一句話。
那天陌生人離去後，我的心情一直平靜不下來。北京人沒有忘記「6．4」，沒有忘記在那場殺戮中死去的人們，沒有忘記那些死去親人的遺屬們。他們也許不常提起那段令人心悸的往事，但他們的內心從來沒有平靜過；他們也許講不出什麼高深的道理，但他們良知未泯，愛憎尚在。我想，這人世間最偉大的力量，皆源於這基於人性的良知與愛憎。
那位陌生人後來又來過我家裏兩次，向我提供另外兩家遇難親屬的情況，也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平民百姓。為此他受到了員警的警告，但他並不畏懼。他說他是憑良心做事，沒有什麼好怕的。
在以後的歲月裏，每當我從收藏中翻出那2張照片時，都會想起那位陌生的來訪者。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保留著他向我提供的那兩張照片，我把它們同其他死難者的照片一起置放在最安全的地方。1995年我和我先生在家鄉無錫被關押的43天時間裏，「辦案人員」反覆追問並逼著要我交出來的物品中，就有我收集到的「6．4」死難者的照片。當然，我斷然拒絕了。
1999年「6．4」10周年的時候，我們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控告「6．4」大屠殺的元兇李鵬，作為其罪行的證物，我們公佈了一批「6．4」死難者的照片，其中就有那位陌生人提供的死者劉春永的2張照片。
（丁子霖執筆20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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