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
主辦：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祕書室
日期：民國93年(2004年)11月15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曾建元、楊瑞松、張茂霖、姜翠芬、貝嶺、徐嘉林、宋育章、黃章一、劉季倫、張香華、周奕成、張堂錡、劉心華、葉玲鈺、黃蘭琇、施孟吟
主席：魏艾
一、前言
（主持人）魏艾（東亞研究所教授）：
瓦茨拉夫‧哈維爾（V clav Havel）先生將來台並於11月23日早上10點半來到政大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的頒發。為讓本校師生對哈維爾先生有更進一步之認識，上星期四本校已邀請知名作家、也是傾向出版社創辦人貝嶺先生以「哈維爾先生之文學、思想及政治生涯」為題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今天將就「哈維爾先生的思想、作品及政治生涯」進行更進一步、更深入的意見交換與討論，首先我們邀請到貝嶺先生以及曾建元先生我們引言。
二、引言
（引言人）貝嶺（傾向出版社創辦人）：
1. 我是在1995年夏天在美國認識哈維爾先生，當時哈維爾先生正在哈佛大學接受名譽博士的頒發。1999年夏天我去到布拉格，並與哈維爾先生見面，在那一次的見面中我們確定了把哈維爾先生著作的中文版出書計畫交給我，最早的出版計畫我本來是想把它在中國出版，但由於哈維爾先生當時仍是捷克的總統，但被中國大陸政府以出版國家元首書籍需經過外交部同意的理由謝絕了，直到今年仍然無法實現這個計畫。在中國，哈維爾先生的思想就像是一個不可公開的思想的瘟疫，但是哈維爾先生的思想在中國大陸比在台灣更受到知識界的注目。他的思想透過部分官方刊物上的發表、網路、以及知識份子間的討論流傳開，哈維爾先生被稱為中國大陸反對運動的精神教父。我很高興能在哈維爾先生來台灣之前將哈維爾先生的書在台灣完整出版，其中的評論集包含了一些同時代作家對他的評價探討，另外，我今年年初推動台北藝術大學公演哈維爾先生的戲劇《愈來愈難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希望這次哈維爾先生的台灣之行能順利成行，如果哈維爾先生來到台灣，他的影響和作用不只對於台灣，也會影響到中國的知識界。
2. 以一個流亡作家的背景，我很能認同哈維爾先生對於作家、對於人權方面的關注，這是他在總統離任後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他這些年一直在推動一個非常重要的公民論壇，在布拉格，就我所知在台灣也有很多政界人士、學術界人士都有機會參加。哈維爾先生藉此對後期共產主義的世界產生一些影響。我想說的是，哈維爾先生是一個思想非常緻密的作家，我認為他在當代世界的影響力遠超過他作為一個總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特別是雖然離開了政治職業，但仍是一個對世界產生持續影響的、超越本國的一位政治領袖，尤其他所在的那個國家是一個比台灣還小的國家。
3. 為什麼哈維爾先生會對西方社會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地區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我想這很大一個特點是，他作為作家是他日後變成一個政治家或是政治思想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例如撰寫演講稿，尤其是他帶有哲學背景的文學創作很喜歡用大量思辯式的對話或獨白來探討一些問題。而在1989年與共產黨談判使之交出政權時，可以看出哈維爾先生的口才及斡旋能力。這些與他的作家背景以及十年的劇場生涯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4. 我認為哈維爾先生最輝煌的時期並非他就任總統的時候，因為他在政治上的道德威望並沒有為國家帶來經濟方面非常巨大的變化，而一個國家通常是以經濟程度來決定對一個總統的評價。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維爾先生早期作為一個異議份子的時代。
（引言人）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1. 我想先介紹一下捷克的政治背景。捷克斯洛伐克在1960年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布拉格之春，它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階層發起的一個具有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色彩的一個運動，這與當時捷克的一位經濟學家歐塔．齊克（Ota _ik）提出的第三條路──計劃的市場經濟論述有關，齊克確認，人不可能放棄他的志趣，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應為滿足人的志趣的消費服務。一切志趣發展的基礎要靠經濟，個人的志趣和社會的志趣的調節要靠民主，而所以經濟組織的里程碑就是：自主企業以及民主方式所形成的計劃官署。基於齊克理念的經濟改革措施，首先即是主張將經濟或企業的管理與黨國的權力分開，其次則是企業的民主化，這種經濟改革理念，終究會指向自由化。但布拉格之春也與當時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要求自治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整體受到蘇聯長期打壓的民族主義情緒反彈有關。其領導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_ek）在後來1980年代末的天鵝絨革命扮演重要角色，他復出支持革命，並且出任了民主化後的國會議長。在蘇聯和華沙公約組織聯軍入侵鎮壓，而將杜布切克罷黜並加軟禁之後，胡薩克（Gust v Hus k）接任共產黨第一書記，後來於1975年再出任總統，捷克斯洛伐克在他統治期間，乃進入了所謂的「正常化」的高壓統治時期。哈維爾先生就曾在1975年公開致信給總統胡薩克，他對於人性、社會精神和道德因權力的壓迫和制度的僵化而變得墮落，深深感到焦慮，而更提出警告道，如果人民一旦不能再忍受高壓政治，被壓抑的情感爆發而開始反抗，這就是共產黨政權的末日降臨。真正使哈維爾先生全身投入反抗運動，則是因為致書胡薩克之後1976年的一次聲援地下樂團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行動。宇宙塑膠人被共黨當局形容為流氓無賴、酒鬼和癮君子，但事實上，權力機構的根本動機是要讓生命變成單一化，不容許與眾不同和獨立不羈。哈維爾洞悉了捷共當局的意圖，乃決意全心投入救援的行動，這是他投入世俗政治反抗運動的起點，是他成為反對運動領袖的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儀式性行動。
2. 哈維爾先生的思想導師是捷克著名的哲學家、現象學家楊‧帕托切卡（Jan Pato_ka），哈維爾先生在唸大學時曾經如饑似渴地閱讀過帕托切卡的書。在地下樂團宇宙塑膠人的救援行動之後，哈維爾找了帕托切卡共同出面領導一群人發起〈七七憲章〉宣言的連署行動，這就是七七憲章運動，它要求政府落實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已簽署的〈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協議最終議定書〉和兩個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他們希望藉由連署運動產生一種道德力量，戳破捷共政府在政治上的虛偽。
3. 帕托切卡對哈維爾的影響有兩個方面：由於現象學是一種探討如何顯現事物真正本質存在的學問，講求去除外界干擾而能直觀事物的根本，這對哈維爾先生產生了一個啟示，那就是要認知和還原政治的真相，這甚至是要個人以生命作為代價。另一個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是自存有的整體分離才進入在世存在的，人的存在的獨特性就在於人的存在的意識性，指向存在意義的意識，只有靠著自身的行動才能存在，所以，人要走向存在的意義，就必須通過人在現世的不斷行動去意識和去創造，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常說的：「你就是你的生活；而你的生活無非就是你的生活中的一切行動的總和。」人的一生，就是人的在世存在的旅程，而人要回到存有的整體，保持與存有整體的同一性，就是要把人的一生當做不斷追求回到原本存有本源的過程，而這就需要行動與實踐。
4. 存在主義所探討的人回歸存有整體的行動，可大略分為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兩種路徑。沙特在他的荒誕劇作品《禁閉》（Huis clos）中有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可以說是利己性路徑的代表，他人是客體，人行動的目的是在超克異己的客體。其實沙特所要表達的是，人不能把自己存在的意義完全放在他人身上，以他人對自己的判斷作為生活的根據，他人就可能成為地獄。哈維爾先生則是受到利他性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一影響乃是
來自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而在《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Letters to Olga）中清楚地展現。列維納斯的存在主義倫理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他者是上帝」，上帝透過他者的臉顯現祂的蹤跡從高處向我發出倫理
的召喚，命令我去趨向人間的友愛，實現對他人的責任，所以我們一再可以在哈維爾的言行中看到他對於責任和倫理的強調，關心他人、承擔責任，人應該是由與其他人的人際關係中接近與回歸到自己的本源，所以我們還應對他者心懷感激，感激他們給我們承擔責任的機會，每個有自覺的人都應該本著正義的精神對他人的不幸加以救援。這種源自現象學與存在主義倫理學的政治觀，使哈維爾認為政治不應該是權力和操弄的技術，不應該是對人類進行控制的技術或是相互利用的藝術，而是尋求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以及保護和服務人類的一種方式。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站在人類立場上對同胞慎重的關懷。這種政治觀點被稱為反政治的政治。哈維爾先生主張生活在真實中，用以揭露共產主義的虛偽性，而真理與道德則是無權力者反抗獨裁政權的權力。雖然人們有時會受到暴力的壓迫，但他相信，只要實踐，被扭曲的事物最終都會回到其本質，邪惡終究不敵正義。
三、討論提問
（提問一）提問人：周奕成（台灣民主基金會國際事務部主任）
哈維爾先生就任總統之後對捷克的民主化有什麼貢獻？在總統任期內在國際上有什麼樣的表現？
（答覆人）曾建元：基本上，哈維爾先生當上總統是一件很偶然的事，而且一起參與反對運動的，多半是一些文藝青年和知識份子，而較少捷共政府統治之下有經驗的官僚的參與。他是在舊政府的體制之下上台的，他缺乏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來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很多人認為他的政治表現不如他的道德行動或是文學表現來得好。這主要還是因為他比較反對政黨，他認為政黨的中介，由於有權力的競爭作用，會使政治決策應該對人民所有的關心會產生偏差。他作為一個總統，憑藉的是道德的領導，因為他缺乏在國會的主導力量，因此捷克政府的運作，基本還是依賴捷共時期遺留下來的官僚來進行。不過哈維爾領導捷克斯洛伐克的憲政改革，接著又在天鵝絨分離中尊重斯洛伐克的和平獨立，樹立了政治寬容的典範，讓捷克成為東歐後共產主義國家中最民主、自由的國家，這種道德領導的風格，使捷克民主轉型與鞏固得以順利展開，應是哈維爾留給捷克人民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哈維爾先生的國際影響力，我想，則是遠超過其在國內的影響力的。由於他領導反對運動以及戲劇性地上台而使他蒙上一層傳奇色彩，加上他的文學氣息以及灑脫性格，風靡了不少世界政治領袖。哈維爾先生在歐洲聯盟的東擴上也具有影響力，貢獻卓著。他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對於美國進軍伊拉克以及南斯拉夫科索沃，亦皆持著較支持的態度。從這些地方來看，他對這些國家人民的關懷是與他在倫理上的責任感是有關的，他把這種責任感從國內政治進一步放大到國際政治上，希望能幫助這些在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上較落後國家的人民。他對中國和西藏問題的關懷，也是出於同一個邏輯。我覺得他具有一種俠客的情懷，濟弱扶傾，擁有偉大的同情。或許很多人認為他治國無方，其實可能是因為他基本上是無為而治的。在此之外，我認為還要對他在國際政治上的道德影響力加以重視。
（提問二）提問人：劉季倫（歷史學系副教授）
哈維爾先生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有能力把現實上的事物還原到人類存在的本質，從這樣的角度思考人類行動的意義。哈維爾先生考慮到人類的陰暗面，認為人在某種情況下會墮落，依我的看法他把人類的行為視做依從一種經濟的原則，而這種經濟的原則會依時空和經濟的狀況而改變。我認為哈維爾先生是把所有人類的行為都從一種人類存在的高度來思考。他如何從一個文學家、哲學家的角度看待政治問題，基本上很難想像有人將生活中所有的道德應用在政治上，我想在政治上很難遵守所謂無上的道德，就像韋伯（Max Weber）說的在政治裡埋伏魔鬼的力量一樣，哈維爾先生如何在後共產主義的時代下，從一個監獄內的思想家，去意識到政治的陰暗面，如何從人類存在的觀點去看待共產黨下台後留下的歷史遺產？各位如何去理解哈維爾先生的困難？
（提問三）提問人：劉心華（俄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在共產黨倒台之後，哈維爾先生作為一個虛位總統，如何平衡政治的權力和道德勇氣（人性道德）？如何在政治運作中維持人性道德價值？他真實看到人性本質的後面是什麼？現在是否有改變？如何去看所謂人類的共同價值？捷克的價值觀是什麼？還是會變成全盤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哈維爾先生似乎沒有很深地介入政治，也許他的精神象徵大於實質意義。
（答覆人）貝嶺﹕哈維爾先生最受讚揚的似乎是他的道德政治，他試著在政治家中當一個道德家，且西方社會一直給予他道德關懷，這加深他在西方的道德影響力。當然這個道德並非是指私生活方面的，不是一般所謂的正人君子，而是政治裡面的道德政治。我認為哈維爾先生身上的道德要求幾乎是一般世界上罕有的，他這個有政治潔癖的人又跳到政治內，而在這過程中他又能從全身而退，我覺得這是蠻有意思的現象。我想這可能只能通過他的著作去探討。但是我覺得哈維爾先生有些部份還是可以被質疑的，例如說，哈維爾先生是一個和平非暴力的抗爭象徵，但是他卻又為布希（George Bush）攻打伊拉克辯護。另外台灣的問題也可以參照哈維爾先生對於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離問題的處理方法。還有一點是值得台灣注意的，哈維爾先生不支持政黨政治，而傾向以地區的小的政府、非營利的公民團體、區域性的自治組織及民間的社團組成公民社會，他厭惡以選舉來獲得執政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他是一個拒絕用大眾語言來表達政治觀念的人，從這一點來看，哈維爾先生似乎不適合一般所謂的選舉。
（答覆人）曾建元﹕我認為哈維爾先生的道德化政治能夠功德圓滿，與捷克的半總統制憲政制度設計有關。他是捷克團結的精神象徵，以崇高的聲望來取代政治的權力。由於總統基本上是一個虛位總統，又由國會選舉產生，所以國家的決策權力乃掌握在國會和內閣的手中，他只能以道德力量和形象來加以對抗。他是用從事政治的道德關懷來作為他進入政治世界的憑藉。或許就是因為捷克的憲政設計使他能保有一種對政治比較天真的看法。但是台灣的總統為人民直選，必須擁有權力來實踐他所承諾的施政措施，再者，台灣政治領袖的道德光環也不足，不可能同時也扮演道德領袖。不過，基本上哈維爾先生倒是符合傳統中國文化對仁君的想像。
（提問三）提問人：張香華（詩人）
哈維爾先生這樣一個高政治訴求的人，能對中國文化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對大陸或說是東方社會的意義以及影響力為何？因為現在正好中國大陸正像當年捷克一樣從共產走向開放經濟。
（答覆人）貝嶺﹕多年來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一直希望將哈維爾先生的作品正式出版，而非只是地下傳播，在1980年代末六四之後，他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精神上的寄託，哈維爾先生被視為是一個先知，雖然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凡人。現在在中國大陸，哈維爾先生已經變成一個在地下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作家，哈維爾先生對中國影響較大的是他的政治論文，大陸人民較沒有機會去接觸到他的文學作品。我認為在中國大陸未來的影響裡面，哈維爾式的和平的道德性的個人抗爭和反對運動，可成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參照。還有一個就是，哈維爾先生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繁榮的現象在早年就已經預見，他希望一個社會的組成就是由一些小的企業構成而非是大企業或是托拉斯，這些其實對將來的中國大陸是有一些參照的。我認為哈維爾先生能給台灣帶來啟發，甚至我希望他能改變中國。
（提問四）提問人：姜翠芬（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哈維爾先生卸任之後是否會再從事文學創作？在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之後，他對之前作品的評價是否改變？他對於現今的文學界是否能再有貢獻？
（答覆人）貝嶺：其實國際文學界一直希望哈維爾先生能再繼續從事創作，我也一直希望他重拾在1989年擔任總統之前的戲劇創作，一種政治和文學達到驚人平衡的技術性的藝術。但這個願望似乎在他當總統之後沒有實現。1999年之後我和他提及這件事，他說他考慮寫回憶錄，但可能不再寫作劇本。1986年至88年的自傳《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D lkov v slech）裡，哈維爾先生曾說他不認為搞戲劇是他的獨特且非做不可的事。他能很容易地想像出，如果有一個極具魅力的機會擺在他面前，他很可能會把同樣的精力用來從事另一個學科。他不會因此而後悔。他熱愛戲劇，但他不是一個矯情的作家，認為寫作高於一切，因為「締造一國家難道不比寫作更重要？」哈維爾先生說他現在要全心投入國際人權救援行動。他不會告訴我們他為什麼不繼續寫作，他只會告訴我們他現在想做什麼，他做了一個審慎的、保留式的懷疑，他曾告訴我，他甚至是懷疑自己是否能再度寫作？
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四月十七日六時半曾建元校訂(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