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博大出版社新聞稿)由中國大陸著名學者任不寐先生編著的《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已經由博大出版社出版。
該書從學術和政論兩個方面對江澤民本人及其統治中國十五年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評述。這本著作立論別開生面，特別是對江澤民本人的評論超越了政治立場上的簡單否定，從探求江澤民統治的政治特徵進而深究到江統治中國的十五年﹐對整個國家﹑民族帶來的道德和生存環境的崩潰﹐對整個國家未來的悲劇性影響﹐並由此引發出對整個民族精神的反省。本書一些材料建立在第一手調查的基礎上﹐其披露的一些政治內幕和社會陰暗極其震撼人心。這是一本對“六四”以來中國政治、社會的一次學術總結；它以悲憫之心和公義立場講述了另外一個中國，一個真正的中國。無論是從學術層面，還是從政治層面，對於正在告別江澤民統治的人們來說，對於關心中國政治問題的人以及研究中國政治史的學術界，該書應該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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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出版社
附﹕作者自序——《江澤民改變了中國》
江澤民改變了中國
(自序)
「六四」悲劇是我一生中的重大的轉折，它使我在接下來江澤民統治的十五年裏，把自己、中國知識分子、人民和中國的政治人物視同罪犯。在這種不寬容的反省中，自然也是在各種敵意中，我完成了《災變論》的寫作，它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對自己和整個民族的審判，我希望從歷史深處找到中國不幸命運的根源並在理論自由中解放自己。在二○○四年秋天離開中國之後，我一直同時在寫作《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及《我是誰——創造、律法與福音》兩本書。《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是我對「六四情結」的一種告別，是我對自己的最終解脫——人民，你們的領袖我還給你們了；六四死難者和從那裏出來的任不寐，你們的罪犯我交給你們了。《我是誰——創造、律法與福音》，這是我的神學思考，它代表了我對中國的祈禱，包括對江澤民先生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祈禱。今天，我站在這異鄉的土地上，目送著「六四」仿佛遠去的鴿群，我等待著它從陸地深處銜綠歸來。
《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一書結稿的時候，我就寫信給這套叢書的策劃人宋永毅先生和博大出版社，建議該書在二○○五年中國「兩會」之際出版，因為「我瞭解江澤民」，他一定會在謝幕的時候有一次精彩的演出。而這個時候，正是推出拙著的時機。結果的確不出所料，江的最後演出以美國人庫恩的《江澤民傳——他改變了中國》一書的形式出現了。不過隨著合作者葉永烈揭開「中宣部參與創作」的內幕，該演出構成了這位政治丑角最後的醜聞。中國媒體大肆炒賣庫恩的書的時候，不斷有朋友建議我寫一篇批評文章，我說我支持庫恩的結論——江澤民確實改變了中國，問題僅僅在於，這位美國人在中宣部的領導下僅僅強調了一部分事實。
《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一書，談的正是江如何改變中國的。總體上說，江澤民對中國的改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城市經濟和集團經濟畸形發展。第二、政治上從意識形態專制主義回歸傳統東方專制主義，並「成功」地阻礙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三、政治壓制和經濟掠奪造成了兩大後果，一是社會斷裂（以貧富分化為主要特徵），二是環境與資源毀滅性的破壞。第四、在思想文化領域，一種被我稱為江澤民主義的精神成為政治哲學和民族精神，其基本特點是小市民式的精明和令人絕望的道德上的愚蠢。在這四個問題當中，經濟、政治問題是短期災變，思想文化是中期災變，而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則是長期災變；也就是說，在短期內，這種破壞很難恢復。在這種意義上，江澤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完全可能被災民所銘記。
本書關於江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述評已經比較充分了，在這裏可以簡單總結一下另外兩個問題，即環境問題和文化問題，後者在某種意義上也表現為教育問題。二○○五年中國兩會，胡錦濤成功送走江澤民並以衝鋒槍和狗控制了天安門廣場之後，兩會代表開始別有用心地揭露過去的一些問題。其中環境和教育成為他們控訴的主要對像。新華網二○○五年三月十日轉引一些代表的建議稱：養育了全國近四億人口的長江流域二○○三年污水排放總量達一百六十四億立方米，平均每分鐘吸納的污水達三萬噸。滋養著近兩億炎黃兒女的黃河流域二○○三年污水排放總量達四十四億立方米，河道三分之一水生生物因污染絕跡。 長江在「哭泣」，黃河亮「黃牌」，「母親河」的乳汁難以哺育六億中華兒女。 誰應對每年二百零八億立方米的污水負責？「母親河」如何保障六億中華兒女的飲水安全？顯然，江澤民是這種災難的第一責任人。與此同時，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採訪時談到:中國環境惡化即將吞沒經濟奇跡。他說，中國經濟以其每年百分之九左右的增長率令世人矚目，但卻為此付出了昂貴的環境代價。每生產價值為一萬美元的商品，中國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七倍、美國的六倍，甚至比印度還要高兩倍。而在城市膨脹的同時，沙漠不斷蔓延，可居住區域及耕地面積在過去的五十年內縮小了將近一半。目前世界十大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當中有一半是落入了中國的版圖之內，更加觸目驚心的事實是：三分之一的中國地區降過酸雨、七大中國河流中有一半污染嚴重、四分之一的中國居民沒有清潔的飲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著污濁的空氣、經過環保處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少數……環境污染也提高了生產成本，造成的經濟損失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而人民的健康代價更是無法估算。單只在北京，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癌症病因與環境有關，尤其是肺癌，已經成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江時代中國的教育問題首先表現在貧富分化、體制壁壘和城鄉壁壘導致的社會不公方面，其次表現在愚民教育方面，即通過民族主義灌輸、復古主義煽動和機會主義示範對心靈的顛覆。
關於教育不公問題，二○○五年兩會上披露出來的資料顯示：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村只獲教育投資的百分之二十三；七個農民不吃不喝才能供養一個大學生；送子女上學反而導致家庭貧困。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玉林在他的《二○○四中國教育不平等藍皮書》中披露，一九九九年中國有一千零二十一個縣的小學生人均「公用經費」不到十元人民幣，與北京市的七百五十七點六元和上海市的七百四十七點四元形成強烈反差。中國還有大約一億三千萬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的子女要在城裏上學往往也困難重重。另據廣州日報三月十二日報導，南昌大學甘筱青等教授指出，全國高校生均學費已經從一九九五年八百元左右上漲到了二○○四年的五千元左右，進入新校區的學生的學費則在六千元左右；加上食、衣、住、行等費用，平均每個大學生四年大學需要四萬元左右。據調查，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五的學生因為家庭負擔不了上大學的費用，因此而不願再升入大學。中國年城鎮居民二○○四年平均純收入是九千四百二十二元，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僅有二千九百三十六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四點二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十三點六年純收入，這還沒有考慮吃飯、穿衣、醫療、養老等費用。全國政協委員鮑義志對記者說：「據我瞭解到的數字，一個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約七千元，而國家級貧困縣的人均年收入仍在八百元以下。也就是說，供一個大學生上學一年就要耗費貧困地區九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而一個本科生四年下來，耗費就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三十五年的純收入。」
除了學費飆漲外，大陸學者還指出中國教育盲點多。在中國六百六十個城市中，除了四個直轄市和十五個副省級市，在二百六十個地級市和三百八十一個縣級市中還有三百個左右的地級市和縣級市根本沒有高等教育。江時代倍受指責的教育政策還包括江派官僚壟斷下的教育產業化及一九九八年以來刮起的高校擴招風——很多高校的招生數以百分之三十的年速度遞增，校捨緊張、大學生失業等各類問題隨之而來。中國每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增長約六十萬，今年畢業生總數將達到三百三十八萬。與此相比，中國每年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高校畢業生能夠找到工作。
當然，由於專制政治本身的邏輯（弱肉強食），總體上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中國改革報》三月十一日報道，藝術界教育家、政協委員吳祖強認為，現在國家對教育投入的經費還是偏低，希望政府能夠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投入到教育中，但是目前還是停留在百分之三左右。與教育貧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治上腐敗和揮霍無度。有人統計，中國每年要開一次兩會，從地方到中央一起，將全國所花在兩會資金加在一超過五十多億元人民幣，這些支出都由國家財政撥款。相當於中國百姓包括老弱病殘以及嬰兒，每年每人需為兩會捐款四元錢。每位兩會代表在北京會議的個人花銷，相當於兩個中國農民全年的收入的總和。 這次兩會還有委員透露：中國在去年一整年，共花費高達七千多億元人民幣在官方用車、招待和出國考察上面，相當於中國二○○四年全國財政收入兩兆六千三百五十六億多元的四分之一強。其中官員用車耗費三千億元，招待用費兩千億元，出國考察另花費兩千億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因為決策失誤、亂搞形像工程和政績工程所造成的浪費。
與此同時，在一九九○到一九九七年之間，中國有關機構花費在高等教育上的費用每年都要上升百分之二十；因此，中國政府決定減少公共資金的投入，責令各高校提高學生的學費。去年一期《中國新聞周刊》披露，中國教育亂收費十年達兩千億人民幣。在這種背景下，為孩子學費父母自殺悲劇層出不窮。二○○三年七月二十日華商報報道:對貧困家庭來說，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既是鮮紅的喜報，也是黑色的沈重。去年，山西省省寶雞市學生小丁考上復旦大學，其父因籌不下學費而從七樓跳下身亡；前不久，陝北榆林又一位父親因為女兒考上大學，面對隨之而來的高額學費不知所措，最終服農藥自殺。
兩位母親的自殺深刻地顯示了江改變中國所達到的殘酷程度。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瞭望周刊》報道：劉和芳是合肥市一位二十九歲的下崗女工，六歲女孩的母親，離異。十二月二日下午，自縊於自家房門。劉母稱，七年來女兒在家裏幾乎天天吃鹹菜飯；自殺當天鍋裏有一碗鹽水煮蘿蔔；死前由於無錢交十多元的統一安裝新水錶費用，家中已斷水一個多月；女兒上小學的五百元是弟弟代繳的；七年沒買過一件新衣服……劉和芳曾向政府部門求助，但在區政府信訪局求助時，接待人員讓街道派人把她拉走了，街道幹部說她是「瘋子」。她也曾寄望於有一份能維持溫飽的工作，在天橋上擺過地攤，雖然磕著頭嚷著「血汗錢」，但依然免不了被沒收。還找過一份月工資一百一十元的掃馬路的活，但因為照顧女兒耽誤了一次掃地被辭了……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遼瀋晚報》用另外一篇報道把江澤民的「盛世」釘在了西單牆上：因為無法承擔高額學費，帶著對已經考上大學的女兒周娜的深深負疚感，昨天早上，母親劉淑傑服用了大約一百粒安定藥……離婚後的劉淑傑一直住在原瀋陽重型機械廠單位的單身宿捨中，宿捨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停水，今年七月就連電也被掐斷，母女二人要點蠟燭過夜。一年前，當「的姐」的劉淑傑開計程車時遭遇劫匪，身中數刀，身上至今還留有疤痕。「而且，我媽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稍不注意就會發病。」周娜十八歲時，周父竟然徹底從母女二人的視線中消失了。母女每月就靠社區和單位補助的兩百多元錢以及崔女士的接濟艱難地生活著。堅強的周娜並沒有因為貧困而放棄學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省級重點高中瀋陽市第四中學，在今年的高考中以四百五十三分的成績被北京應用科技大學的電腦本科專業錄取了。但是，學費、住宿費、雜費等每年八千三百五十元的高額費用如一座大山，懂事的周娜含著眼淚退而選擇了瀋陽英才資訊專修學院。但是，劉淑傑還是不能湊齊近四千元的學費……
關於民族主義教育，是江對八十年代大學啟蒙思潮的反動。這種教育造就了一代愛國憤青。有江一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將對東亞和平與穩定產生深刻的負面影響。但總的來說，這種影響仍然是可矯正的。更深刻的精神污染是機會主義和復古思潮，這兩種觀念統一與災民理性之中，造成了一種道德上根深蒂固的愚蠢。就在中國兩會開幕的時候，廣東佛山市三水區森林公園在孔聖園舉行首屆祭孔和開筆禮兩個典禮，一百五十多位佛山市幼稚園的小朋友們興高采烈地來到三水區森林公園孔聖園參加了典禮。有家長說，孔子倡導的知書禮學理念是永遠也不會過時的，受到一次深刻的啟蒙啟智教育，可以從小培養良好的道德風尚。這些新聞足以改變一種誤判，即有人認為江一直是傳統文化的破壞者。事實上，江的十五年就是利用傳統文化及其最黑暗的方面維護統治的十五年。這種愚民教育不僅培養了一代憤青和道德白癡，還包括與時俱進的罪犯——二○○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國青年報》報導﹐去年一年，各級法院依法判處未成年人罪犯七萬零八十六人，上升百分之十九點一。在各類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升幅最高。
挑戰和超越江澤民式的愚蠢，這是本書創作的基本心理背景，也是這十五年來我自己寫作的基本心靈狀態。我對這種愚蠢的敏感在不斷傷害朋友的同時，也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在我為這種愚蠢不斷絕望，不斷受之傷害並不斷蔑視它的同時，我日益發現，信仰是對愚蠢唯一的救治。這一點正如神學家朋霍斐爾說所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的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它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獄中書簡》(德)迪特裏希•朋霍費爾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我唯一手足無措的是面對愚蠢。中國的愚蠢還不僅僅為口號控制，這些口號之下還嚴格著精明、無恥和兇殘。江澤民主義及其各種信徒（包括所謂或自以為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只能是憐憫的對像。除此而外，中國文化沒有任何出路。
二○○五年三月八日，香港《大公報》報道了江澤民謝幕之後的一個小動作：江訂制鄭成功收復臺灣瓷雕送給中央軍委；一般報道指江建議胡稱早解決臺灣問題。「人之將去，其言也惡」。毫無疑問，誰發動台海戰爭，誰必將是人類公敵。江最後的盤算不知道是想咬中國和歷史一口以便讓歷史記住他這麼個壞人，記住他多麼的不想退去，還是打算報復一下僭位不讓的胡錦濤。總之，江終於戀戀不捨地走了，望著他最後這一舉動，我悲從中來。是的，愚蠢真是一種道德缺陷。他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自己。願神寬恕他。主是仁慈的，應該寬恕。
帶著這種平靜的心情我要最後感謝支持此書出版和鼓勵本書寫作朋友們。沒有宋永毅先生的推動和博大出版社的辛苦，這本書這麼快出版是不可能的。這裏也要特別感謝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的支持，這個基金會的創辦人楊建利先生因為得罪了江澤民，現在還在江澤民的盛世、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裏享受監獄之苦。最後我要向我的妻子和孩子表示歉意，這本書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耽擱並將繼續阻礙她們返回中國的探親計劃。當然我更應該感恩，在令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和擾亂中，最近半年了我擁有一種分外平和喜悅的寫作心情。
任不寐
二○○五年三月十五日於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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