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6．4」馬上就要到了。從89年到現在，每年的這一時期，我們都已經習慣了當局的「特別關照」。如果他們遲來兩天，我們還會感覺奇怪。今年是「6．4」慘案的16週年。每年的這一時期，我的心情都會十分沈重。
89年5月底，我帶著病體隨丈夫廖雙元和曾寧一道到北京去聲援生。6月2日到達北京，一到廣場，正好嚴家其等4人宣佈絕食，學生運動已達高潮。這時，我才真正見識了學生運動。天安門廣場人海如潮，聲勢浩大，群情激奮，但是秩序井然。許多7、80的老人都來到「高自聯」的高音喇叭下聽廣播。我們也很快找到了貴州「高自聯」所在的位置。負責人周偉知道我們是代表「貴陽沙龍聯誼會」到北京來聲援他們的時候，非常激動、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把一些帶去的資料和傳單拿出來，讓他們轉給北京「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們宣讀。一會兒，柴玲那高亢激昂的聲音就傳出了「緊急呼籲」──貴陽市各界群眾。
6月3日，當軍隊源源不斷地湧進人民大會堂時，我已經感到了危險。為了安全起見，晚上9點以後，我們與曾寧叮囑小心後分開。這時，我對雙元說：「老鄧可能要下令向市民開槍，不然，讓這麼多軍隊進入大會堂去幹嘛？」但直到此時，丈夫都還說：「不會的，老鄧不會不要民心的。」他一直不肯離開廣場。我無法，只好哄他說：「我的肚子又痛了，你能否給我找個旅館住下，你再回來。」他只好與我一同找旅館。誰知，廣場週圍的旅館已全部住滿，無法，11點鐘左右，我們才離開廣場來到了北京火車站。誰知，這裡的旅館也沒有空床。這時，我們只好上了一部拉人住旅館的大客車。這車一直把我們帶到了距離北京市區8公里，一個叫百子灣的煤炭部招待所裡面住下。這時已是凌晨1點了。我與雙元分開住。我住的這個房間一共住了12個來自四面八方的女人。迷迷糊糊睡下不知多久，我聽見一個男子進來說：「你們醒醒，快聽，出事了，部隊向學生開槍了！全都被嚇醒。這時，我聽見密集的槍聲就像鞭砲一樣地響個不停。當我意識到危險的事情確實已經發生之後，我突然渾身發抖，害怕得大哭了起來。我的情緒影響了大家，一會兒，滿屋素不相識的人都大哭了起來。
6月4日清晨，因為發生了槍擊事件，這部大客車無法開到北京站，就把我們送到首剛附近的一個路口。下車後，我和雙元漫無目的地走著，心情悲哀到了極點。沿途是一片狼籍，燒壞的車、零亂的鞋子、帽子、自行車到處都是。一路上，受傷的市民和學生一個接一個地被人用平板車拉著送醫院去救治。我們非常擔心曾寧的安危，因此先後到了3家醫院去查找。每到一家醫院，人家一聽到我們的來意，就順手遞給我們一疊名單，叫我們自己去查。看著一張紙上有著上百人名單，我們不寒而慄：傷的就有這麼多人，不知死去的人會有多少？
本來我們還想繼續尋找曾寧，但是因為隨時都被流彈擊傷的危險，再加上我的病體由於受到刺激，已經很難行走，6月6日晚，我們懷著萬分悲傷的心情離開了北京。
「6．4」之後的北京的血惺和恐怖，我一直到十幾年後的今天，還是無法忘記。我親眼目睹了老百姓對軍隊仇恨，許許多多人受傷的血淋淋的場面，在一個共和國的首都居然隨時都會有人被流彈擊中的場景，以及那種男女老少大家淚流成河的辛酸。
直到今天，我一直無法理解我們和學生有何錯誤、有何罪過，而必須為此付出那麼大的代價。我的丈夫甚至為此背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強制勞教3年！
每年的「6．4」，我總要祭起一柱香，為死難的同胞禱告，為死難者家屬祈福。只有這樣，我才能稍稍減輕心靈上的痛苦，而獲得暫時的安寧！
我希望胡錦濤政府能夠正視89「6．4」對人民所造成的傷害，平反「6．4」，給人民一個公正而合理的答覆，讓死難的同胞得以安息，讓死難者家屬的心靈得到安慰，用實際行動來構建真正的和諧社會。（2005年5月30日於貴陽）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