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2日訊】重個體 尊自由
張東遜（1886-1973），中國現代哲學家，浙江餘杭人。他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辛亥之後，曾主編《時事新報》等，迻譯西書，傳播新學。二十年代之後，專門從事哲學研究，任燕京等多所大學教授，著述頗豐，廣有影響。
作為一位對東西方哲學有相當造詣的哲學家，張東遜之進入自由主義，是通過比較哲學而獲得啟迪的。他的哲學洞見使他直指不同政治理念的哲學本體論差異：個人（個體）主義和集體（整體）主義。通過論述中西的社會本體觀念的差異，他指出中國政治上沒有民主的癥結在於思想上不重個體：
「故我說中國沒有『個體哲學』（individuality philosophy）。這一點卻又影響給予政治社會。 就是中國人自始至終注眼於職司相配，上下有別的秩序，而不側重於個人的『人格』。所以中國人沒有個體的思想，即不認宇宙是一個大群，其中分子都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因此中國人在學理上不瞭解甚麼是『自由』。須知西方的『個體』，『人格』，『自由』等概念不是單純的政治思想，乃是一套哲學。倘沒有哲學上的根底，決不會那樣深入於西方人心中。
反之，中國人卻始終有『整體』（integral whole）的思想，即主張萬物一體。我們卻不可把整體即認為是『本體』。須知西方人所謂本體（即本質）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ultimate stuff or substratum）而我們中國卻不注重於這個材料本身與材料所造者之分別。因此我們中國人所追求者不是萬物的根底，而是部份如何對於整體的適應。這就是所謂天與人的關係。……
根據中國思想上不重個體之故，所以中國政治上沒有民主。」 （百年中國哲學經典[1928-1949]，pp. 179-180）
張東遜在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與西方傳統的區別時，敏銳地注意到了西方的教會與政府的二元對峙制衡結構與中國式的政治上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論權力結構之差異。他提出：
「總之，儒，道，墨三家的政治論，都是把天列為貫通於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第三者。且皆以此第三者之性質以決定那二個的性質…..。
有人說這是和西方的神權政治相彷佛，我以為不盡然。西方中古時代的人，如Augustine, Thomas Aquinas 所講的政治理論。如City of God 等書卻總是主張在政府之外尚有「教會」（church）。這乃是根據實際的狀態，教會直接代表上帝，政府至多不過助理而已。所以後來方能演為政府與教會的分離而對抗。中國不然，中國的天直接為天子所代表而沒有教會。因此中國的神權政治後來只有退步到實際政治。而西方的情形卻因為有教會，教會對人民直接可以教化。故政府有暴政，教會有時亦可率人民出來抵抗。並且在最初是政權反在教會之下，故政權比較上易於清明。所以西方的『人權』思想未嚐不是得力於政教分開，而『人格』的思想亦有這裡造出來。所以中國在古代雖亦如西方在古代一樣，同樣是以神權為政權的基礎，但其情形卻並不相同。以致後來的推演卻就大大不同了。」（百年中國哲學經典[1928-1949]，p. 182）
上述兩點，是理解生發於歐洲的自由主義的關鍵。這使張東遜的思想在當年中國自由派營壘中別具一種深度，得到國內外相當程度的公認，並賦有學院派的色彩。
坐而言 起而行
作為自由主義者，張與大多數中國自由派一樣，屬於帶社會主義傾向的左翼。但他的思想來源主要不是費邊派的拉斯基等人，而是深受基爾特（Guild）社會主義的影響，同時也受了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思想熏染 。他是在中國傳播實用主義杜威思想的最早的哲學家，並撰寫了《實用主義的真理觀》一書。
作為基爾特社會主義和杜威實用主義籠罩下的自由主義者，他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背景貢獻了多元的色調。然而，不必諱言 ，由於當時時代總體氣氛的影響，張東遜的思想也難免有某種歷史發展階段論的成分，他只是把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看成通往社會主義的必經之途。 他說：「就人類言，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經過充分的個人主義的陶養以後，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路」。「中國沒有經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養而遽然來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對社會主義懷有偏好，這一兩難思想困境，在二十年代初的社會主義論戰中，在張東遜身上已經表現得相當充分。為解決這一困境，張東遜後來的理論策略是提出一種階段性的妥協主張（即首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暫時排解了內心的困惑。但當年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很少能夠抗拒「既要英美自由主義國家的政治自由，又要蘇聯社會主義所宣傳標榜的『經濟平等』」這樣一種完美主義的誘惑。有鑒於此，帶左翼色彩的自由主義成為相當多的有西方學術背景的中國知識人的選擇，就不難理解了。
「五四」之後，在梁啟超、張東遜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發生過一場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論戰。梁、張的主要觀點是，當時中國受帝國主義壓迫，經濟窘困，目前最為迫切的問題是發展資本主義，先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現時還不配將社會主義革命，還不需要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的黨，這些等將來才有用。論戰中，陳獨秀等雖然反駁了梁、張的觀點，實際上並沒有駁倒他們。只是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去實現社會主義。但怎樣跨越資本主義這一問題，陳獨秀們並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雖然有較深的理論涵養，但張東遜也並非一個局限於書齋中的學人。他有興趣於政治活動，亦有個性，敢冒風險。
1934年，他與張君勱等發起組織國家社會黨，後來張東遜於1946年退出。在中日戰爭期間，曾被日本人逮捕，入獄達兩年多。
張東遜當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時，每次開校務會議，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國共四十年代內戰時期，他曾做國共雙方之間的調人。特別是，張東蓀作為當時北平守將傅作義與中共談判的代表，對和平解決北平的對峙局面是立了功的。1948年4月27日，毛澤東曾給劉仁寫信說：「請經妥人告訴張（東蓀）符（定一）兩先生，我黨準備邀請他們兩位及許德珩、吳晗、曾昭掄及其他民主人士來解放區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
但是，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初，北京政府很快就變臉了，這位曾經有功於中共的人，居然被毛澤東誣為「美國特務」，而慘遭迫害，其次子和三子也先後自殺。一代自由主義哲學家、學者張東遜，於1973年，在文化革命的淒風苦雨中去世，時年87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