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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4日訊】自由時報記者羅添斌╱特稿
內政部日前擬訂「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禁止或不予許可出國認定標準草案」，對於犯有詐欺、背信、公務侵占等案件，依各地檢署所轄區內被害人數及金額，訂定出不同標準，在城鄉差距早已降低的如今，顯得格外突兀。
近幾年來，社會發生詐騙、詐欺、背信等案件不可勝數，被害民眾可說是欲哭無淚，眼看著辛苦賺來的血汗錢遭到不法、不肖人士Ａ走，心中唯一的念頭就是把壞人抓起來，拿回自己的錢，絕對不能讓壞蛋逍遙法外。
重大經濟犯罪者往往捲款潛逃出國，甚至有些自恃背景雄厚，還可堂而皇之風光出國，看在小老百姓的眼裡，絕對不是滋味，也因此，對經濟犯罪者的限制出境，使犯罪者處於司法管控的範圍內，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然而，以縣市區域的經濟活動是否昌盛、社會經濟狀況的不同，來區分被害人人數及金額多寡，再據此決定是否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卻呈現出政府單位「以官視民」、「以上看下」的謬誤，因為姑且不管台灣城鄉差距早已不是過去般的天差地遠，對被害者而言，受害的心情並無二致，都是同樣的痛心與煎熬。
講白一些，台北、高雄都會區的居民如果被騙受害就比較倒楣？案件發生時，還要期待受害者多一點、被害金額多一點，才能列為重大經濟犯罪？
政府部門擬訂法規標準，固然有其業務執行上的考量，以他們自身業務的經驗做為判別，但是任何施政都無法與社會脫節，與民眾切身利害關係脫節，否則就會失去立法執法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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