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郭羅基先生的長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分野》(載《世界週刊》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對革命和革命派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一些年來，”革命”這兩個字，被郭先生和”告別革命”的朋友們搞得幾乎臭不可聞。批判革命，宣稱自己是反革命，是改良派，成為國內外一些民運人士的時髦。在國內，與郭先生類似的觀點一度成為占大多數的觀點，目前國內持這種觀點的民運人士已經較少，但這是幾年來艱苦努力以及國內形勢發展的結果。作為在國內長期主張革命，更確切地說是”不排除革命”的一個代表人物，筆者與郭先生有著全面的分歧。因此，邊讀郭文，邊寫以下幾個問題，作為一篇短文，先對郭先生的文章作出回應，藉以與郭先生商榷。希望今後再有機會對郭先生文章中的大量理論和學術問題進行討論，澄清目前存在的許多糊塗觀念。由於本文時間匆促，錯誤之處，望郭先生教正。
離開南京以前，郭先生的一個學生，對郭先生一直很崇拜，一再要我帶信向郭先生問候。說郭先生堅信馬列主義、共產主義，自稱是堅定的共產黨人，可是不為中共所容，被迫赴美。我到紐約後，聽說郭先生是反對革命的一個代表人物。對此，我表示充分理解。因為老民運人士中的大多數人，也是從主張馬列主義，到主張改良，到不排除或主張革命的。這些年來，本人在大陸寫了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馬克思主義，批判”告別革命”等各種謬論，目的也在於加快這種進程。因此，本人對郭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但讀了郭先生的長文，本人對郭先生卻多了另一重敬佩，就是敬佩郭先生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領域內高談闊論的勇氣。任意編造歷史的勇氣。
什麽是革命？
郭先生用長篇文章抨擊革命，嚴肅的作者自然應該對革命作出明確的科學的界定。如果連什麽是革命也不知道，卻對革命發表長篇大論的荒唐言論，這未免可笑。郭先生說：”革命運動就是奪取權力的運動，”又說，”將革命局限於暴力奪取政權，這是一個狹窄的定義”，”如果說，凡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變革都是革命……”，我不知道郭先生究竟主張那一個定義。郭先生頭腦中的革命，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幾乎就是改朝換代的代名詞。但這僅僅是郭先生和中共的革命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本來意義。
在我們看來，革命就是事物或社會前進的的一種突變狀況，一種突破性進展，是社會或社會某一方面的一種全面更新。科學革命，技術革命，思想革命，產業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以至社會革命，政治革命，都是人類的必須。反對革命，乃是一種荒唐的觀點。
某些具體的革命確實是可以告別的，例如暴力革命。但告別暴力革命的必要條件，乃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並鞏固。在專制制度下，我們只能儘量爭取走和平道路或儘量爭取減少暴力破壞，而不能斷言告別暴力革命。至於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我們更沒有理由加以反對。
革命的特點是社會的突變和全面更新，例如，專制制度改為民主制度，這才稱為革命。因此，郭先生強加在革命頭上的各種攻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當然，我們也反對一種”革命”，這就是郭先生和共產黨人頭腦中的”革命”，僅僅是改朝換代的”革命”。除政治革命外，上述種種革命，與郭先生的”奪權”及”改朝換代”，顯然風馬牛不相及。
尊重歷史
郭先生講了大量歷史事實，並總結出特有的歷史規律，聲稱革命只能造就權威政治。過去的某些”精英”及”告別革命”的人們，總結出以暴易暴，暴力只能產生暴政等所謂”歷史規律”。我很懷疑他們生活的世界和世界歷史，與我們生活的世界和世界歷史完全不同。否則，其真實情況，怎麽會有這麽大的差別呢？我們看到的歷史事實是，美國的民主制度是由美國革命即獨立戰爭建立起來的。而沒有美國民主，就不會有當代的民主世界。英國的議會民主制，是由英國一六四二年革命（CIVIC WAR或 PURITAN REVOLUTION）以及光榮革命(GLORIOS REVOLUTION)建立和鞏固起來，以後，又”通過立法，不斷改良”取得完善。可是在郭先生筆下，英國一六四二年革命和光榮革命都不見了，英國民主制變成了逐步立法和改良的結果。
在人類歷史上，確實產生過雅各賓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三大反動逆流，或兩大反動逆流（因為後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反動逆流），但他們的產生，不是革命的過錯。希特勒的上臺，恰恰是政府的合法改變，合法改良的結果，並且許多專制政府，如菲律賓的馬科斯，都是靠改良甚至民主選舉上臺的。因此，專制政府的上臺，與革命和改良並無必然關係。相反的情況，如蘇聯和東歐的革命，推翻共產黨專制，建立民主制度，還有菲律賓革命產生的菲律賓民主制度，則更是不久前的事實。
我們必須尊重歷史，尊重歷史事實，如果歷史事實可以置之不顧，歷史可以任意改寫，任意編造，歷史規律可以任意捏造，那麽，任何嚴肅的學問都不可能存在。
上述革命和暴力等問題上的謬誤，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唯物主義在這些領域中的翻版。他們認為，不是人及人的自身發展程度決定人類社會，而是人創造出來的物質生產力和經濟，反過來決定人及人類社會。人在異化力量，在人的創造物，如生產力、經濟、革命和暴力等等各類異化力量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革命和暴力將離開甚至違背人的意志產生出以暴易暴，暴力必然產生出暴政等所謂歷史規律。而我們的觀點恰恰相反，我們認為，人的這些創造物反過來決定和支配人及人類的現象，僅僅是一種異化現象，暫時的，非本質的現象。人能夠掌握和支配自己的創造物，這才是人類社會長久的本質。
中國的教訓
中國近幾十年專制的教訓是什麽呢？郭先生的教訓是革命。而我們的教訓卻完全不同，我們認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及妥協改良，包括在郭先生大加讚揚的換劇本不換演員的改良，造成袁世凱上臺及軍閥混戰，這是第一個大教訓；孫中山先生以俄為師，搬來了蘇俄一黨專制的社會制度，這是第二個大教訓，中共搬來了馬克思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極端專制制度，極權制度，這是第三個大教訓；革命被國民黨和共產黨歪曲成政權更迭，改朝換代，這是第四個大教訓。四大教訓換成一句話，這就是以建立專政即專制為目標，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都必然造成專制制度，給中華民族帶來無窮的苦難。只有以多黨民主，民主憲政為目標，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才有可能給人民帶來福祉。此外，我們必須嚴格警惕，不要讓那種與歷史事實恰恰相反的”教訓”誤導我們，從而再重現歷史上妥協投降產生的惡果，例如軍閥混戰那樣的惡果。
四五運動的特點
郭先生關於利權和權力之類許多問題的議論，以及許多常識問題上的錯誤，筆者讀後深感痛切，我們需要加強基本知識的啟蒙教育，包括對許多號稱學者甚至權威的人。不過，限於篇幅，這裏不能詳談。我這裏只說一個問題，郭先生說，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不是奪取權力，而是爭取利權，主要是表達自由。”我認為這是不符事實的。四五運動是由南京發起的，而南京事件被捕人員及南京許多人，認為本人一九七四、七五年大字報是南京事件的先導，出獄後，本人是南京事件被捕人員的實際負責人，因此，本人有責任說明事實真相。南京事件的最主要特點，從而也是整個四五運動的特點，恰恰是反對四人幫，恰恰是一個權力問題，它為粉碎四人幫(奪取他們手中的權力)，作了輿論準備。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在本人大字報中，是主題之一，但限於當時嚴酷的條件，卻不可能成為南京事件及四五運動的主題。
其他問題
其他還有許多問題，例如革命和改良，郭先生說是目標不同，其實，革命和改良，主要是策略問題(包括路線、道路、方針、政策、方法、步驟等等)問題，而不是目標問題，是為實現某一目標而選取不同道路的問題。郭先生說革命派目標模糊，改良派目標徹底，而歷史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前，改良派目標模糊，並且很不徹底，而革命派，以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等為代表，卻是目標明確。目前的情況也是同樣。我們不瞭解國外情況，至少，在國內，改良派目標模糊，而我們革命派(確切地說，是爭取改良，不排除革命，即”不排除革命”派)，卻是目標明確，要結束一黨專制，實行憲政民主，多黨民主，有統一的、系統而明確的目標模式。而改良派，僅以如何對中共一黨專制而言，就形形色色，從必須堅持”党的領導”，到接受這種領導，到對這種領導進行修補、”補台”、”合作”及至主張在今後遙遙無期的將來，結束一黨專制，因人不同，主張各各不同，決無清晰而統一的目標。又例如對暴力問題，我們當然堅決反對恐怖主義和恐怖手段，但卻不可能馬上否定和廢除一切暴力，實行”非暴力”，尤其是當代暴力的主要代表，即軍隊和員警不可能匆忙廢除，我們只能有條件地實行”非暴力”策略，即在中共不使用暴力屠殺的條件下，不採用暴力手段反對中共。事實上，我們一直採用非暴力策略，但這種策略決不能作為向中共下跪，任中共宰割屠殺，那樣一種軟骨頭行為的藉口。郭先生抽象讚揚印度甘地的和平主義，要處於一黨專制的殘忍統治下的人們效法。卻沒有認真具體地分析一下，什麽情況下適用這種主義，什麽情況下不適用這種主義。我與北京一個受郭先生影響很深，因而聲稱自己是徹底反對革命的改良派人士討論這個問題時說：”甘地面對的是英國的議會民主制，他勝利了；如果他面對的是伊拉克的薩達姆，那麽，一把小刀就可以結束他的生命。”這實際上講了兩種情況的根本區別。郭先生反對”抽象思維”，正確的提法是反對思維的任意抽象化，因為抽象思維、形象思維，都是思維的正常形式，並無任何貶意。但郭先生卻獨出新裁，把抽象思維弄成貶意，並把它加到革命派頭上。我的感覺恰是郭先生處處使用簡單化，抽象化的思維。上面抽象對待甘地主義，僅僅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走革命還是改良道路，是由中國的客觀情況決定的，認為僅僅根據少數民運人士的主觀願望，就可以走漸變道路，就可以排除革命，這是一種武斷的空想，是一種以駝鳥政策為特點的自大狂。我們民運人士並沒有支配中國全局的實際力量，我們只能根據中國的客觀實際情況，採用合適的、有利於民族的策略。而且，就革命和改良兩者說來，革命，主要是人民的權利，改良，主要是統治者的權利，政府的權利。郭先生連這種簡單的道理也不懂，不自覺地、自大狂地把自己等同于中國領導人，因而決定選擇改良道路。從而使他長篇大論成為一廂情願的，無的放矢的空談。我們一定要消除個人自大狂，也是消除民運自大狂，使我們腳踏實地站到中國的大地上，站到十二億人民中間。
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限於篇幅，這裏不再詳談。由於本人是郭先生文章中一些問題的當事人，並且不同意郭先生的許多觀點，出於義務和責任，匆匆寫了上述這些。有不妥的地方，再次請郭先生和讀者指教。
九八年六月十四日讀郭文三小時寫
六月三十日修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