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 學習班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六
以恐怖為手段的計生工作，異化成了以恐怖為目的的計生工作。
——題記
臨沂市三區九縣在這次運動式的計劃生育大行動中，有一個號稱“學習班”的東西。今天50歲以上的人對“學習班”這個詞應該並不陌生。文革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簡稱“學習班”；它一開始是通過反復學習“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兩報一刊”社論，讓幹部和各派群眾自我批評、消除派性，達到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但後來演變成了比監獄還恐怖的東西，無數人在裏面受到肉體折磨、洗腦和精神摧殘，被打死的和自殺的也不勝枚舉。它是奧威爾101號房間的中國式克隆，是中國的集中營。
“學習班”這個文革的幽靈在2005年的山東臨沂死灰復燃；不過準確地說，這個幽靈一直遊蕩在全國的計劃生育運動中和打擊法-輪=功-團體的運動中，從未消散。但臨沂的“學習班”卻如此切近、如此慘烈，我親眼看到它給人們留下的肉體傷痕、親耳聽到它的種種恐怖，並從受害人的哭訴中感受到它所帶來的精神摧殘。這一切讓我深感震驚。
抓人是學習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學習班還只是鄉鎮政府的幾個辦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個計生人員（本文所稱計生人員，絕不僅限於計生辦、計生委、計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員，而是包括了負責分片兒的所有幹部，以及被雇參與打砸搶的打手），多的時候是30多個，坐著一兩輛或三四輛車，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門、別鎖、砸門、翻牆、砸玻璃，一擁而入。
沂南縣雙堠鎮的陳庚江講，“2005年4月19日11點左右，天下著雨，我在家看孩子，聽見門哐啷一響，三個人猛地闖了進來，厲聲說到：走，鎮長有請。……緊接著又進來二三人（其中有韓玉林、徐聖厚），當時慌亂沒看清楚，他們一齊包抄過來，猛撲上來，其中一人說，你老實點！把我拉出門外，強行綁架……有擰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縣界湖鎮東明生村張德路講：“早晨五點在烙煎餅，婦女主任帶著七八個人叫開門，讓我女兒（張成愛）上車：他們說：你不上車，抬著也要抬上車！（我女兒）就被抬上車，抓到鎮計生辦的小屋裏。”
費縣梁邱鎮西後柱子村56歲的門守花在控告信上寫到：“（因受二小姑牽連，）今年農曆三月初四早晨六點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計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闖入房間內拳打腳踢，強行押上車，逮到計生委大院的幾間閑屋內關押起來。”
梁邱鎮西後柱子村的楊培榮寫到：“我因女兒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時候是夜裏，梁邱鎮計生委一夥人就闖進了我的家中把我從床上拉下來，連當家人也不叫給說，就把我拉出了門外拳打腳踢，打完了扔到車裏，送到梁邱，一天打兩回。”
老輩人說，這樣的景象，只有當年日本鬼子進村時出現過。“他們比鬼子還厲害。”（《臨沂市“紮”連十族》）
被抓的人有時候被告知是“去學習”，但他們被押進的這個“計生學習班”卻極其獨特：沒有桌子，沒有教材，沒有老師，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負責用刑的則是受過“保先”教育的“計生人員”和雇來的外地打手。而學費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時還得托關係、請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鎮桃花頂村的張建富：“他們把我帶到一件黑屋裏，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後再用涼水潑醒，我渾身打顫。他們又問：‘到底說不說，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說真的不知道。他們又把我打昏，用涼水潑醒我後把我押到一件屋裏，一共扣押我半個月。”
梁邱鎮61歲的張宗華老人：“抓到計生辦，進去就被踹倒了，七八個人穿著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過去了。”
梁邱鎮44歲的徐長軍講的這種刑訊方法，幾乎費縣的每個被調查者都遭遇過。“張慶華、範守會、李良儒、劉文富、裴京棟、李天寶6人讓我協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長慶，我說行，但不知道在哪兒。於是兩個人就把摩托車頭盔倒扣在我頭上，兩個人擰我胳膊，有人從後面用腳踢在我腿彎兒處，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張慶華說，‘每人打50橡皮棍！’六個人都打了，有的超過了，有的不夠50下。張慶華問，打夠了嗎？他們說夠了。張慶華說：‘再讓上點兒！’又打。” 徐長軍被打得眼圈發黑、暈頭轉向，第二天被兩個人從車庫裏架出來的時候，已經沒了人形，手一鬆，就攤在地上了。
梁邱鎮上陽莊的肖瑞兵（44歲，獨身）回憶那時的情況：
“晚上鎮計生委的人酒足飯飽醉醺醺地來審訊我，首先不分青紅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過來，四腳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間，一人按住頭，用橡皮棍就打，我與他們辯理，他們就打得更兇狠。並說，打死頂多賠償埋葬費兩萬元。他們六七個人一擁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亂打，把我打得死去活來。昏死過去之後，三個多小時還沒有醒來，他們就用一同涼水把我潑醒；潑醒後他們說我裝死，又有兩個戴頭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車頭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強光照著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臉，反映了他們犯罪時的心虛：也預示了他們將放縱自己的獸行，因為被打者看不見他們猙獰的面孔。
被費縣新莊鎮計生辦抓去的劉西東說，“關在屋裏，打滅燈後，又是這種打法；我不趴，三個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們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兩個人踩著椅子，一個人踩著我的脖子，另兩個人用橡皮棍抽我，還有一個拿手電筒的。”
學習班的酷刑花樣繁多，有讓受刑者脫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摳軟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頭髮的，有踩腦袋的，有拿皮鞋打腳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來打的，有卷起報紙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腦袋的，有強迫蹲馬步的，有連番審訊不讓睡覺的，有不給吃、不給喝的，還有專門的“水牢”——暴力已經日常化了，暴力語言也日常化了；伴隨著酷刑的是無時不在的精神威脅和人格侮辱。
張宗華老人說：“他們天天指著鼻子罵你。我們天天哭，加上被打傷了，根本吃不下去飯。”另一個老人講，“他們不打我們的時候就罵我們，祖宗三代的罵。”而一邊打一邊說“打死你也就一萬元埋葬費（有的說兩萬）！”也是多數施暴者慣用的一句話。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時候真就按這句話說得辦，甚至也一萬元也拿不到。計生口號同樣充滿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費縣新橋鎮胡家莊村張貼的計生標語是：一孩放、二孩紮、不紮就動法。費縣探沂鎮石行村張貼的是：對非法生育者堅決從嚴懲處。其他地方還有“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山東民間流傳的計生口號則是：“喝藥不搶瓶、上吊就給繩”、“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學習班的生存環境本身就構成對人格的極大侮辱：臨沂市蘭山區義堂鎮下坡村58歲的陳百高講：
“就在哪兒（學習班）押著不讓出來，這邊(東邊)一個大尿罐。這邊（西邊）一個大尿罐，東邊裏男的，西邊是女的，一個屋裏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邊尿都淌到這裏，晚上都沒法睡覺。簡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著人不當人。一個屋子男的女的都關在一起，有時候不給飯吃，不給水喝。有時候60-70 人、有時候40-50人。”
蘭山區義堂鎮的孟凡芝說：
“關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著，白天晚上都在那兒坐著。不能躺也沒有地方躺，婦女和勞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個屋裏，大便小便都在一個屋裏。上廁所也不叫出去。上廁所就在屋裏擋了一個小刨花板，就這麼高低（大約1米左右）。人在這地方吃飯，那兒就是拉屎茅（距離大約2米）。”
夏家溝村的夏興榮說：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關在一起。到了晚上8點他們就鎖門，第二天早上六點開門，這期間不管有什麼事一概不管。在這段時間吃飯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為）一但要解手就麻煩了。人瘦幹了，光這一樣別說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鎮的門守花說：“名義上是辦的學習班，實際上是打人罵人的‘勞教所’。”村民張宗喜（殘疾、單身）也被弄去學習，他在控告信上說：“那裏好像是人間地獄。”
文革中的一些學習班實行“三不准”：“不准離開營房、不准與外界聯絡、不准會客”，而臨沂計生學習班比文革更殘忍：不准頂嘴（頂嘴打得更狠）、不許出屋門、晚上不許上廁所、不准送飯（誰送誰也被糾進學習班）。
製造恐怖一開始是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親屬或鄰居，但後來製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鎮桃花頂村村民張宗學被打昏、冷水潑醒後，一個領導走過來說： “這叫殺雞給猴看，要讓更多的人知道厲害。”有人向我們說：“說實話也打、不說實話也打。”答應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時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錢也打、不交錢也打；想告狀的打，不想告狀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鄉鎮的打、外鄉鎮的也打；壯小夥子打、老弱病殘也打。計生幹部成了以施虐為樂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紅了眼的職業打手。我們的制度一度是左傾競賽、鼓勵殘忍，臨沂的計生學習班使我們認識到這種制度其實遠遠沒有和我們告別。以恐怖為手段的計生工作，如何異化成了以恐怖為目的的計生工作，還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學習班裏？據陳光誠粗略統計，臨沂共有1080萬人，約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強制結紮，即13萬人；被牽連的親屬和鄰居每人有3 -30人，以4人計則為52萬；被拘押的時間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計則為156萬天（約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學習費100元（有的地方在這次運動中沒收，有的則多收數倍，但多數為每天100元），按60元計，則為9300多萬元。這還是保守的估計。而農民的血汗錢買來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計生學習班製造的恐怖一直到現在還統治著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們調查的、不敢去報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訴的、不敢讓我們錄音和拍照片的，不計其數。恐怖，彌散在山東臨沂的各個村子，深入到親歷酷刑折磨和聽說學習班故事的每個人的靈魂深處。
2005-8-22
向人性宣戰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七
損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兒媳婦宣佈和我斷絕父子關係了。
——題記
很多人用“野蠻”來形容臨沂的這次計生運動，我覺得“野蠻”二字遠遠不能顯示其罪惡的程度。這種邪惡超出了違法行政、濫施暴力、瘋狂斂財、迫害人權、扼殺自由的範圍；它摧毀和企圖摧毀的東西是民間社會的倫理基礎和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基礎。
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特點是對親情人倫的強調，儘管這與熟人社會的結構有關，但我相信即使在將來工業化、現代化程度很高之後，這種親情關係仍然會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值得嘉許的特色，是中國人心理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即使沒有事業上的追求，那麼親情之愛完全可以成為我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可以為了親人友人的愛和我對他們的愛而活。
臨沂計生的株連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株連。一個老黨員受害者痛心地對我們說：“古代皇帝株連九族都沒幹過的事，讓共產黨給幹了。”
房仲霞的家屬有22口被株連。先後被抓、被關押、被打、被收學習費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婦和他們的孩子（一歲）、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親妹妹（孕婦）、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孫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孫女（不到四歲）、四姨、嬸嬸、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點親戚關係的，被發現就跑不了。這還不是最多的。很多人被抓進去好幾天之後，才知道是受了哪個親戚的牽連。
還不至於此。除了親戚，鄰居也要遭殃。幹部們執行的政策是方圓數十米乃至數百米的株連（有的推行十戶聯保政策，一戶出了問題，十家受處罰），連戶的長度，有時候說是50米，有時候說是200米或500米，有時候就乾脆整個村子連坐，一人有問題，全村見人就抓。（“有問題”是村民的說法，實際上躲起來的、逃跑的人中只有極少數是超生的情況，而且按照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不能對她們實行強制墮胎；多數是為了躲避被結紮，而按照法律，採取哪一種避孕措施，應該由當事人自願選擇。）最厲害的時候很多村子沒有一個人晚上敢呆在家裏，連續幾夜睡在田地裏。堪稱是法西斯式的恐怖。費縣梁邱鎮的門守花寫到：“他們由鄉鎮戈壁們的工作人員臨時結合在一起，號稱‘計劃生育工作組’不分黑白晝夜，隨時隨刻派車到各村逮人、搶人，一村如有一個外逃戶，他們結合本村人的檢舉，就逮親戚、逮鄰居、逮親戚的鄰居，逮居住房屋150米之內的人，甚至整個村見人就逮，弄得百姓民不聊生、雞犬不寧，家家戶戶不敢開燈，夜裏在田間地頭睡覺，完全跟抗戰時期躲日本鬼子一樣。”
探沂鎮豐厚村一位叫石明理的老軍人，因兒子超生被抓；當兵的軍官兒子說情之後，石老漢被放了。於是工作組就去抓他在另一個村的女兒與女婿。女婿爬上房頂從西鄰居家房頂上跑了；於是抓走了西鄰居季振鋼。季家媳婦天天到石老漢家罵；石老漢過意不去，要求替換季振鋼。工作組不肯，他在電話裏聽到季振鋼被打的慘叫聲。季家媳婦又來罵人了；善良的老漢石明理羞憤中喝下農藥自殺。
株連政策破壞了和諧的親鄰關係，是村民誠惶誠恐，怨氣叢生。計生人員有時候並不是找不到他們要抓捕的對象，而是故意讓親戚、熟人帶路，一來推託自己的責任（“是你侄子帶我來抓的，不是我”），二來斬斷血緣紐帶、破壞親鄰關係、製造仇恨、分化瓦解、阻止村民聯合抵抗，以利於他們更有效地開展恐怖工作。費縣梁邱鎮夏家溝村夏京山的故事典型體現了這點。
三月初八天不亮，計生辦七個人把我和我家屬（媳婦）抓上車，問我，你二哥在哪？我說，他打工去了，不在家。他們撬開二哥(夏京江)家大門，看沒人就出來了；打我一橡皮棍，又讓我領著去抓夏京為、夏傳雲；夏京為被抓。又去夏傳邦家，把她的兒媳婦打了，抓了。……三月初是晚上，審問我是否知道二哥去哪了。我說確實不知道。他們就拿橡皮棍打。又讓被抓的曹雲剛拿橡皮棍打我；我疼得受不了，大喊，範守會（梁邱鎮計生幹部）打我嘴不讓我喊。打完我動不了了，還讓我領著去抓人。到夏京發、夏京河家：每人。他們罵：“你媽了個B，哪裡沒人你往哪兒領！”……淩晨一點左右又去夏京江家，撬開大門，砸開屋門；京江他娘在睡覺。他們罵我：“媽個B，都八九十（歲）了”。出來砸鄰居家門，沒人；去後院夏傳才家，沒人，把玻璃全砸碎。又去夏京純、夏京成家……張慶華（梁邱鎮計生幹部）這夥人說：再抓一個！我說沒人了。他們說：“你媽個B，有的是人！”又下去抓了夏興代。問我他姐妹家。一人說，他三姐夫殺豬的，不安全。另一人於是說，不去了。……去抓京江的大姐，我認不准門，他們罵：“你媽個B！弄不准。”讓我喊門，我弄不准，他們揣我，拿鐵棍捅我。出來人，不是京江的姐姐，是鄰居，還是把她家男的拽上車了。
費縣石板鎮板橋村的梁淑合講：“計生辦主任彭京寶嫌審訊沒意思，就令我們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寶教著我們怎樣打鄰居、怎樣打親戚，讓我們互相毆打。彭京寶又嫌打得不夠標準、不夠狠，說我給你們做個示範。”
毫無節制的株連政策已經破壞了血緣親情和村社的倫理紐帶。
60多歲的宋花厚和她65歲的哥哥被抓去後，計生人員強迫親兄妹二人互打。她說，她哥哥因為被關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家畜餓死了，損失3000 多元。“我哥哥出來之後，生我的氣，一直不跟我見面。他說，你拿3000塊，否則永遠別來。”
費縣梁邱鎮的夏興榮說，“損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兒媳婦宣佈和我斷絕父子關係了。她說：‘你要是不領俺的門，俺什麼事也沒有。我跟你斷絕關係，不養你老了。’……兒女不問（不管）我，這筆帳我要跟他們（政府）算清。我兒女不問我你得問我，我指望你養老。”
費縣石板鎮板橋村的裴京蘭在被關押期間，計生人員強行讓她帶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爺。計生辦的人跟他們說是裴京蘭讓他們去抓的。裴京蘭講，“我四奶奶和四姥爺信了他們的話，都怪我。抓到計生辦，我哭得不得了。我給他們跪下說，還怪我嗎？四姥爺說不怪了；四奶奶還生氣。”
金家溝村的劉西東說：“小叔子（和媳婦）生完二胎回來後，我罵他們兩個；他們兩個再不跟我說話了。”
這就是學習班，旨在摧毀鄉村社會人倫基礎的學習班。它讓兄妹失和、父子斷交、友人反目、鄰里成仇。它使和諧的鄉村充滿怨恨與隔閡、給純樸的民風注入劇毒。 30年前張志新被判死刑，她的親人還被辦了家屬學習班，讓被逼離婚的前夫和未成年的女兒、兒子表示擁護政府判決，與前妻、母親劃清界限。如今，這個文革邪靈又借著計生幹部的暴行、借著極權體制的潛在之毒和被極權制度激惹出的人性之惡，繼續在中國大地上逛蕩。臨沂計生人員的暴行不僅僅是普通的犯罪，它已經越過起碼的人道底線，是在向人類宣戰，向人性自身宣戰。
“盯關跟主義”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八
“想幹什麼明說。”
——題記
我們在臨沂調查計生工作，讓我們驚訝的實際上有兩件事：一件是暴行本身，一件是官方對這件事的反應和對我們的態度。
到陳光誠家的當天，鎮裏就來人間是我們的舉動；我們要去沂南縣計生服務站調查，被鎮計生辦的人擋住，說是鎮長要找我們談話；我們擺脫之後，又被縣委宣傳部的人尾隨。後來我們一分為三，金蟬脫殼，才得以進入縣計生服務站。中午，計生服務站的兩個幹部又試圖阻止當事人給我們寫授權委託書，被我頂回去之後，又糾纏司機，不讓司機走；司機根本不怕他們。
在鎮長那見到了沂南縣計生局的劉文冰副局長，談了一會兒，村民對他的謊話官話激烈反駁，他只好匆匆結束了談話。黃昏時我們從田間小路，赤腳過蒙河，才擺脫監視來到蒙陰縣會見當事人。
我們在的那幾天，陳光誠家所在的沂南縣雙堠鎮東師古村天天有人看守，十幾個到二三十個，兩三人一組，明哨暗哨，固定哨流動哨，晝夜值班。我們每到一處，都有一輛到三輛車尾隨，有時候是偷偷跟蹤，我們快他也快，我們停，他也找個角落裏停下；有時是明著跟隨，車離我們很近，明白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的任務。
見到陳百高（臨沂蘭山區夏坡村）時，他剛被大隊叫去談話。一開始不敢跟我們講，他說：“這個事（計生的事）說什麼我也不講了……小朱寶村的一個村民因檢舉黨委書記，五六天前雙腿被打斷了。”在蘭山區的調查被跟蹤者破壞了。一輛警車見到我們立即尾隨過來，我們的車趕緊鑽小路，七拐八拐，才擺脫了尾巴。
唯一一次住賓館，他們三十多個人則闖進房間內進行直接威懾。有臨沂市的司法局副局長賀法利、沂南縣計生局的副局長劉文冰，還有自稱是公安局刑警隊的人。他們在另一個房間裏帶走小蘇、小劉，對盲人陳光誠動也動手動腳。實際上在我們鄰近的其他房間裏，已經住進了他們的人，與我們同行的村民能夠認出來。賓館樓下有很多車，很多便衣，形勢緊張。那時候我們有點害怕，怕的是他們用流氓手段奪走我們的資料（筆記、錄音、照片）；如果那樣，就損失太大了。但是又沒辦法：出去複印，正好被他們逮個正著、也暴露了我們所害怕的東西（後來證明，他們不知道我們最擔心的是資料）；去郵局寄，他們肯定有辦法劫走；臨沂的計生運動可以證明，公權力想做的事，幾乎沒有做不成的。
有意思的是最後一天下午的跟蹤；一輛金杯車把前後的車牌都用紅紙蒙起來，跟蹤我們到法院後，把紅紙撕下扔在地上，我們出來正好發現了紅紙和停在馬路斜對面的金杯車，於是把紅紙撿起來，拍了照；我們往客運站走，那車也跟隨著，到了地方，他們分頭下車。有一個女的裝作去買菜，後來又裝著去買冰棍；站牌下有個男的裝著打手機；另一個女的裝作等車，周圍至少六七個人在盯著我們。這一切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們過馬路去吃飯，裝作買菜的那個女的也跟過來；我放慢腳步，問她，跟蹤我們幹啥？她說：“沒有啊，是找人的。”我問她是哪的，她說是莒南縣的。後來又問另一個女的，她說是沂水縣的，不認識前面那個女的。可我們明明看到她倆在一起說話。車站處處有監視我們的耳目；小吃部老闆說外面有人總往店裏盯著我們。實際上，我們鄰桌的兩個男的就顯然是盯梢的；我們就故意說些不軟不硬的話給他們聽。吃完飯，又在隔壁的店裏發現了那兩個女的；我們進去和她們打招呼；她們顯得很不好意思。我們又走，她們又跟過來，離我們很近，那意思是說：“我們是被你們認出來了，跟蹤你們也是上面的任務。”我給了她們一張名片，說有事可以聯繫。她們承認說是沂南的。我們開玩笑說，跟蹤我們又不是你們的本職工作，你們可以拒絕嘛；要不就要加班費。
沂南的計生幹部和我們座談的時候，計生服務站的吳站長最愛說的是：“中國人太多，生存權是最大的人權。”“山東是孔子的故鄉，無後為大，農民觀念落後。” 他還說，“結紮手術，割個小口、打一點藥，十分鐘就完。”“老百姓認為結紮是一種對身體的傷害，是一種懲罰，從醫學上講，結紮有利於婦女的身心健康。” （我問過一個在計生部門工作的朋友，當地較好地實行自願原則，而自願選擇結紮的一個都沒有！）而對胡丙美、徐西鳳（沂南縣雙堠鎮村民，有甲亢而被強行結紮，留下後遺症）的痛苦沒有絲毫的同情。他們眼中最重要的是上面下達的生育指標，他們不管群眾死活，他們不敢面對細節。
在我的博客專欄上有一個跟貼，有點兒意思：“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李群？你們這些狗東西到臨沂來過嗎？這幾年臨沂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俺們這些普通老百姓心裏高興！得罪你們了？想幹什麼明說。”這位“普通老百姓”的話很耐琢磨：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要整李群”，用官場鬥爭邏輯看一切問題；“想幹什麼明說”，難道我們說得不夠明確嗎？他以為一切行動背後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位如果真是“普通老百姓”，怎麼就看不到那些被強制墮胎和強制結紮者的痛苦、看不到學習班裏的酷刑、看不到株連十族的恐怖？
在《臨沂市“紮”連十族》一文中提到，費縣探沂鎮鎮長在費縣電視臺公然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一位姓皮的朋友打電話給臨沂市蘭山區司法局，回復是：“計劃生育是國策，現在有點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致殘，其他不算違法，道理就是這個道理。”而國家計生委的回復是：“這是違法的，我們也沒有辦法。請當地公檢法想辦法。”而人大、公檢法的路也幾乎不通。
在我們回到北京後，臨沂官員隨後趕來，到中央走關係作工作：他們的工作分兩塊，一塊是要求上面保護他們，不能允許曝光；另一塊是給調查者的單位施加壓力，讓我們少管閒事。我們走後，村裏統一開會，要求２４小時值班，要求黨員要帶頭拒絕採訪。陳光誠則幾乎被軟禁，走到哪跟到哪；接受我們調查的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哄騙、威脅。他們在對我們實行“盯關跟主義”的時候，幾乎不計成本。用納稅人的錢、用橫徵暴斂來的“學習費”來掩蓋事實真相、打擊維權行動，這是他們“出了事”之後的本能反應。這在反映了他們無恥的同時，更加暴露了他們的心虛。
2005-8-23
人性不曾屈服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九
他們用愛、用寧靜的微笑來恢復被破壞的生活；他們用團結、寬恕和理性來對付恐怖主義。
——題記
高智晟有一篇文章題目起得很好，叫《有誰戰勝過人性》。他說，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哪種力量曾戰勝過人性的紀錄，今後也不會有。臨沂的暴力計生運動已經向人性開戰；我見到太多的淚水、屈辱、傷痕和死亡，卻不曾看到作為整體的人性的屈服。
陳光誠從三歲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本來這個世界已經對他極不公平，應該通過聲音和心靈讓他感到生活更溫暖、更光明、更美好的一面。但他聽到的是什麼？是一個個讓人揪心的故事，是計生人員砸玻璃和打人的聲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們的官話、謊話和罵人話。而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他家的院子裏種了無花果、石榴、椿樹、柳樹、梧桐、滴水觀音，養了貓、狗和斑鳩；他知道哪一株月季是黃的，那一株是紅的。他自學法律，為殘疾人維權，卓有成效；他會操作電腦、傳真機、影印機；他會英語，朋友分佈在世界各地；他的大腦儲存著大量的電話號碼、聲音和道路，去本村的村民家裏根本不用別人陪伴，我們這些明眼人經常由他指路；他家的電話像是一個法律諮詢熱線；這一次他又路遇不平，臨危不懼，決心揭開暴力計生的黑幕。他在電話裏的聲音總是很親切、很樂觀，即使在電話被竊聽、行動不自由的時候。那一次他在聽到李思怡的故事時痛哭不已；我攥著他的手，安慰他。那天我疲憊不已，他就在車上給我按摩脖子。我想陳光誠在當地的威望，不僅僅在於他的法律知識和行動勇氣，也在於他那敏感而豐富的心靈吧。
蘇永軍是個憨厚的村民，在我們調查時全程陪同。有一天早上，他用鉛筆寫滿了幾頁紙，說是要散發給更多的村民；我看後深感佩服。文章題目是《紮連十族對不對？》，內容如下：
先看我國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九條：實行計劃生育，以避孕為主。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
第三十九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為之一，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一）侵犯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二）濫用職權、怠忽職守、徇私舞弊的；（三）索取、收受賄賂的；（四）截留、克扣、挪用、貪污計劃生育經費或者社會撫養費的；
第四十四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實施計劃生育管理過程中侵犯其合法權益，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第一章第三條：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實行國家指導和個人自願相結合的原則。
還有很多規範計劃生育工作的條款，我們不再一一列舉，總體而言，公民有選擇避孕方法和避孕措施的權利，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強制任何一項避孕措施都是違法或者犯罪行為。目前我們這個地方的“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已經嚴重違犯了《憲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民法》，明顯違反了《山東省人口與計畫條例》，有關人員已經明顯違反了《刑法》，構成了犯罪。
他們這些所謂的政府官員、計劃生育人員挖空心思搞國家計劃生育撥款、利用這些款項去做傷天害理，違法亂紀之事，這是與人道民主的人類文明主流背道而馳的。他們濫用手中的權力，對公民進行非法拘押、毆打、強制流產、強制墮胎、濫施罰款，我們應該拿起法律武器，維護我們的正當權利，與他們鬥爭到底。
更多的村民們已經克服了恐懼，敢於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並且在陳光誠的帶領下，找到了一些切實可行的途徑。8月14日早晨在村子裏的抗爭，使我們整個行程中最過癮的一次，也是村民最解氣的一次：
前一天我們被迫離開賓館回到陳光誠家已經夜裏兩點；20個左右的明哨暗哨，在黑暗的角落裏監視我們的行動。這些人心裏極為陰暗，他們用手電筒往樹上晃來晃去，故意把全村的狗逗得直叫，狗不叫了，他們又用這種辦法把狗弄叫，使得村民根本無法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想跟他們說一說這事。他們兩人三人一組，見我們湊過去就像溜走，我們喊住他們質問說：“你們是這個村的嗎？”“你們執行什麼任務的？”“都來了，有什麼不能說的？”他們支支吾吾地溜走了。又到另一撥（後來知道其中有張婷舉）人面前：“你們幾天來一直嚇唬村民故意把狗弄醒，騷擾村民，這太惡劣了！”另一夥人見到我們，趕緊鑽進胡同，我們追上問道：“你們是這個村的嗎？”他們說是；這時候村子裏的很多人都聞聲趕到，說：“不是！”村民群情激奮，紛紛指責他們故意把狗弄醒，弄得一宿睡不好覺。我們警告他們：“不管哪一級領導讓你們執行任務，你們都不能騷擾村民，今天晚上決不允許把狗弄叫的事發生！”
我們又去跟另外一人“打招呼”，陳更江和徐玉芝認出了是闖進他們家裏並動手打人的徐聖厚：“就是他動手打人，還拿了我搖把子現在還沒還！”他說：“我沒打！”陳更江說：“你在家裏按我頭，就是你！”郭玉閃拿出錄音筆：“你說的話要負責任！”他說：“我沒拿搖把子！”我們問：“你是經管站的吧，你有什麼理由闖入村民家裏？”他不語。我們問他：“你敢不敢承認你現在說的話？”他說敢。陳光誠逼問：“你到底有沒有闖進陳更江家裏？”昔日氣勢洶洶的徐聖厚低頭不語，極為狼狽。
有兩個領導模樣的人走來，我們去問，他們說是買樹的。還有一些抓人、打人的計生人員被當事人認了出來，村民和我們一道對他們嚴厲質問。村民們已經克服了恐懼。幾個月來，幾十年來受計生人員的欺負，一下子發洩了出來；而且有節制、有依據、有策略。一個村民跟我們講，就算官司贏不了，這次也解了氣了！他們也許從來沒有像那天早晨一樣在這幫官僚面前揚眉吐氣了。（第二天縣計生局的車來接我們，司機講，他不知道去哪一家，就先到鎮政府找人帶路，結果沒一人敢去。）
不少因受牽連而被關押、被毒打、被罰款的親戚和鄰居一起過來向我們講述，他們之間沒有隔閡和怨怒，因為他們心裏面知道誰在挑撥關係、誰在濫施暴力、誰在斂取錢財。他們在親友或鄰居被抓的時候，義無反顧地去替換母親、替換病人、替換老年人、替換更無辜的人，儘管他們明知道關在裏面意味著殘酷的毒打和無盡的辱駡。下坡村的陳百高與二兒子二換一換回了兒媳婦；上陽莊肖瑞兵的父親去替換在裏面被打傷的兒子：馬下溝村的宋花厚去替換她侄兒，豐厚村的石明理老人要求替換鄰居季振鋼。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村民對我們都非常友好，第一次見面就沒有距離。我們臨走時，陳更江的妻子送給我們三人每人一雙她繡的鞋墊，設計巧妙，構圖精美，做工細緻。有這樣豐富細膩的心靈，那些對人性宣戰的人怎麼能得逞？
向人性宣戰的株連政策、讓親人互相用刑的暴行（本想用“獸行”，但我還想不出那種野獸會強迫同類親屬互毆）、製造恐怖、仇恨和殘忍的計生運動，並沒有改變中國農民的純樸、善良和堅韌，沒有破壞樸素好客的民風；人性的光芒並沒有被摧毀。他們依然用愛、用寧靜的微笑來恢復被破壞的生活；他們用團結、寬恕和理性來對付恐怖主義。他們渴望人道和自由，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2005-8-24
野蠻是如何煉成的？ ——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之十
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使我們不被仇恨和恐懼所吞噬？
——題記
在這篇報告裏能夠記錄下的苦難和罪惡，不到我們手中材料的十分之一；我們所調查的物件，不到願意接受調查者的百分之一，不到全部受害者的千分之一。用罄竹難書已經無法形容：如果寫在竹子上的話，恐怕一火車都裝不下！我想在這裏列出臨沂的三區九縣：蘭山區、羅莊區、河東區、臨沭縣、費縣、蒼山縣、沂南縣、蒙陰縣、郯城縣、莒南縣、沂水縣、平邑縣，我們不能遺忘臨沂各級計生人員的罪行，就像我們不會忘記臨沂民眾所受的苦難一樣。
需要反思的也太多：計劃生育政策早有學者提出質疑，它帶來的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衡、溺嬰、販嬰等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計生工作中的大規模迫害人權現象歷來被國際社會所嚴厲譴責，中國的“計劃生育委員會”成員被一些國家當作“酷刑犯”禁止入境；全國計生工作中大量存在野蠻執法現象而很少有人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以及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教育問題；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用大規模運動的方式搞計生工作的問題；基層政府的黑社會化問題；鄉鎮政權的存廢問題等等。筆者無力一一展開論述。這裏我只提出一個很多讀者都會困惑的問題：為什麼計生人員如此野蠻？
我在前文中隱約提到了一個維度，那就是人性。對人性的譴責，對罪行的追懲，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但問題沒有在此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一貫認為，若想更清晰地理解人性的具體表現，就要考察具體的約束條件，也就是堅持社會學、經濟學和制度進路：是什麼東西讓臨沂的計生人員如此邪惡？
被調查者、陳光誠和與我們座談的計生幹部都提到了臨沂市2004年的一個檔，這個檔是臨沂大規模野蠻計生運動的發端和“法律”依據。當我們想看這份檔時，計生幹部卻遮遮掩掩、不予提供；不過在互聯網上卻很容易搜索到。這份2004年7月9日印發的 (臨發〔2004〕18號)《中共臨沂市委 臨沂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決定》共7000多字，並沒有我們想像那樣殺氣騰騰。（黨和政府的檔中，殺氣騰騰的不能說沒有，但是多數還是注意文明用語的。）它提到了臨沂計劃生育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原因是，“隨著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頒佈實施、一孩生育證的取消、婚姻登記手續的簡化、一元化戶口登記制度的實施、經費的減收增支、利益導向力度的加大、避孕節育措施知情選擇的推行等,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第1條）此外，“一些同志在思想認識和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既有無所適從、畏難發愁、被動應付現象，也有滿足現狀、盲目樂觀、鬆懈麻痹的問題。人口計生工作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第2條）
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嚴控指標：“確保全市合法生育率保持在97%以上，人口自然增長率穩定在6‰之內。”“到2008年全市實現全面創優。”“把出生人口性別比穩定在正常範圍內。”“全市出生缺陷發生率控制在6‰以內。”（第4-6條）為此要採取的措施是，“對違法生育的，要嚴格按照《人口法》、《條例》的規定徵收社會撫養費，對有能力而拒不繳納的，計生部門要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第12條）“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為村計劃生育工作第一責任人，村級計劃生育‘五職責任人’(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會計、村計生主任、村計生服務員)共同負責本村計劃生育工作。（第14條）“推行避孕節育知情選擇，搞好節育措施落實。堅持‘六是原則’(教育是基礎、知情是前提、指導是關鍵、首選是長效、自主是核心、滿意是目標)”，提倡“生育一孩後首選放環、生育二孩後首選結紮”，落實安全、有效的長效避孕節育措施。（第17條）
運動式治理需要動員黨政各部門的力量，需要建立“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制度”（第26條），計生工作就是“一把手工程”。檔裏列舉了紀檢監察、組織人事、財政、民政、公安、衛生、藥監、教育、計劃生育等部門的工作重點，比如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計生部門社會撫養費徵收強制執行申請，採取措施提高執行到位率。”（第19條）（對起訴計生人員違法行政的則隻字未提）
檔把大量的筆墨放在了對各級領導的考評上，也就是與政績、與官職的升降緊密地掛上了溝。計生工作不僅僅是一票否決權，幹不好要丟飯碗，幹得好則官運亨通：
“組織人事部門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領導班子和幹部年度考察、換屆考察內容,作為幹部提拔重用、晉職晉級的重要依據。”（第19條）
“在市紀委監察局等20個計劃生育分工職責部門中,實行‘垂直管理、對口考核、排序通報’的條條抓、抓條條責任制,實行查下評上、部門互評等考核辦法,加強履行分工職責考核,獎優罰劣。”（第20條）
“黨委、政府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關心計劃生育幹部,在幹部提拔重用、學習深造、崗位鍛煉、評先樹優方面,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在推薦選舉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時，要有一定比例的計劃生育幹部。”（第23條）
“完善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責任考核制度，黨委、政府和各計劃生育分工職責部門，層層簽訂《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書》，明確目標任務，嚴格考核獎懲。對完成責任目標、成績顯著的單位和計劃生育責任人，予以表彰獎勵。對連續五年取得優異成績的,授予單位‘計劃生育特殊貢獻獎’，給予‘五職責任人’記功獎勵。對工作被動落後的,給予工作警告、黃牌警告；問題嚴重的實行‘重點管理、一票否決’”。（第27條）
“每年召開人口與計劃生育獎懲兌現大會,對先進單位給予表彰獎勵,宣佈對落後單位的懲處措施。對受到工作警告、黃牌警告和重點管理的單位,限期一個年度內扭轉工作被動落後局面，年度內實行月調度、季彙報、半年評估、年終考核的跟蹤管理制度。同時,受工作警告的單位,年度內不得當選計生工作先進單位,一年後經考核工作仍被動落後的,給予黃牌警告或納入重點管理。”（第28條）
“受黃牌警告的單位,已命名為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單位的撤銷稱號，相應承擔五千元的經濟責任,計劃生育責任人個人負擔10%，並不准提拔、不准異地調動，一年內不能扭轉被動局面的，納入重點管理。被重點管理的單位，單位和計劃生育責任人向市委、市政府寫出書面檢討並由紀檢監察和組織部門備案；年度內不能被評為任何先進單位，已命名為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單位稱號的要撤銷；計劃生育責任人不能被評為任何先進個人，不准提拔、不准晉級、不准異地調動工作，已提拔、調動的要追蹤處理;相應承擔一萬元的經濟責任，其中計劃生育責任人個人負擔10%；一年後工作被動落後轉不出重點管理的，根據有關規定作出處理。”（第28條）
“村計生主任落實固定補貼待遇,納入鄉鎮財政預算,村級其他計生工作人員的報酬採取定額補助或誤工補貼的辦法解決。”（第29條）
這有點兒接近了問題的核心。官員希望自己轄區內的人口越少越好，這大概算是一個中國特色吧。為了完成上級的生育指標，為了得到獎勵、經費和爬升的機會，為了避免懲罰、避免失去權力，各級官僚——從市委書記、市長到村主任、村婦女主任——以及他們的打手——行動起來了。目的是控制人口，手段是不擇手段。
據沂南計生局某局長說，2005年給沂南縣的生育指標是11,600人，從今年實際執行的情況來看，差不多可以達到11,000人。完成任務不成問題。他提供的數位是，從今年3月到8月中旬，沂南縣總共作了7000例結紮。（以此來推算陳光誠的估算數字，被強制結紮的人數約占總人口的12‰還是相當吻合的。）為什麼一定要強制結紮？學醫的沂南縣計劃生育服務站吳站長說，結紮有利於身心健康。而陳光誠則一語道破天機：“讓他們永遠無法再生孩子！”這就是檔裏所說的“首選是長效”！我問，假如一個人生了孩子後被強行結紮，配偶和孩子去世了，他/她又和一個初婚的人再婚，怎麼保障其生育權？
他們可管不了那麼多；在一個隻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體制下，完成上級的指令是官員的首選，什麼生育權，什麼人權，什麼苦難，一文不值。不對百姓殘忍，就無法通過考核。合法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長率、淨增人口數都是硬指標：中央給省、省給市、市給縣、縣給鄉鎮，一級壓一級，都是簽了軍令狀的（目標管理責任書）。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司法獨立的體制下，民眾就只有挨刀、挨打、挨駡的份兒了。
在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提到，一位在鄉政府幹了八年的計生幹部坦言：“為推行計劃生育，我抓過人，牽過牛，扒過房子，幹過許許多多違法亂紀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過分。”在中國各地存在數以十萬計的計生人員普遍違法犯罪的現象，這也算是一個法學的本土資源吧。私闖民宅、毀壞財產、非法拘禁、綁架勒索、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強行墮胎、強制結紮，都是對上負責對下無責的政績邏輯的產物。山東的孫文廣教授在《國策之災》中寫到，“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當然是違法的，操作者應為此受法律懲罰。但是產生這種基層幹部侵權、違法活動的行為的重要原因，是上級的不當政策，一胎化的國策。”
因此費縣探沂鎮鎮長在費縣電視臺可以公然聲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因此蘭山區司法局可以說，“只要不打死，致殘，其他不算違法。”因此計生人員和打手在用刑時可以說：“打死你也就兩萬元的埋屍費！”（一個熟悉情況的朋友跟我說，縣領導開會講，計生工作中只要不是故意殺人，就沒事。）因此可以政府可以花錢雇用打手，給打人兇狠者發獎金。因此高血壓的、甲亢的、不能做手術的也被強行結紮。因此還差兩個月、一個月甚至還差一天的孕婦被強制墮胎。因此可以牽連九族、牽連全村。
“儘管現實中的極權統治總是搞得十分殘忍、惡劣，但從理論上講，極權統治的本意卻是在於要做好事。”（胡平）政府的本意是要控制人口、提高生存質量，可是他們用的手段卻是蔑視人權、降低生存質量。（況且在缺乏民主討論渠道的條件下，制定的國策很多時候並不合適，並不是在“做好事”。）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的缺位使這種動力機制屢試不爽。為什麼這一次是臨沂？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有兩種很接近的說法，一個是聽一個軍人說的，因臨沂的計生工作在山東排在最末，在省計生會議上，市里的頭頭被省領導狠批了一頓；於是立下軍令狀，要在一年內打個計劃生育的翻身仗。網上一個替臨沂政府說話的帖子也提到了“受到省裏的批評” 這個說法。另一個是說臨沂的領導要升官，但因計生工作的問題升不上去。這是否屬實並不重要，因為從上文所揭示的制度邏輯中、從一般的社會經驗中可以得出類似結論。這即使不是官場顯規則，也是官場潛規則。
受政績驅使的計生運動在執行中被執行人發現了另一個好處：那就是以罰代法，借國策瘋狂斂財。廣辦“學習班”，大收“學習費”，還有結紮押金、保證金、罰款提成、收受賄賂、販賣結紮證明和准生證等等斂財手段，帶頭致富的計生幹部被稱為“寄生幹部”。因此即使沒有紅頭文件的微言大義和上級官僚的恣意縱容，經濟利益也會驅使計生人員在邪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臨沂的野蠻計生運動是後極權制度的綜合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沒有民眾的參與、官員的任命和考核不受民眾的制約而只聽令于上級、行政各部門乃至司法部門受控於黨委、法院不獨立和地方化（資源和人事權力受地方黨政的控制）、農民權利被侵害卻沒有獨立的新聞機構關注和報導（中宣部的禁令）、大規模政治運動的共產主義傳統、愚民教育帶來的觀念錯位——所有這些制度條件都誘發了人性中最邪惡的部分，造成了臨沂計生人員的反人類暴行。野蠻就是這樣煉成的。沒有憲政法治來限制公權力、約束人性惡的一面，這種野蠻就不會結束。
後記：
在我聽臨沂鄉民講述自己的遭遇時，往往被悲傷佔據；在我一字一字寫下他們的悲劇時，往往充滿仇恨。但我必須抓住理性。在這個年代作一個學法律的知識份子，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時候我想，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使我們不被仇恨和恐懼所吞噬？我們還有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承擔這種恥辱和苦難？
我還想說寬恕；寬恕那些非人的暴行，寬恕我們同類的人性之惡，因為施暴者也同時是這個體制的受害者。但我沒有資格。在那些被打死的同胞的冤魂面前、在那些被打傷的兄弟面前、在那些被整日辱駡的老人面前、在那些被強行墮胎的姐妹面前、在那些現在還在被關在學習班裏、被毆打、被監視、還在流血和流淚的人面前，我有什麼資格說“寬恕”？我的文字不是為了寬恕，而是為了控訴。這篇文章兼作遞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控告信，文中提到的那些計生人員絕大多數已經違反刑法，構成犯罪。文中沒有提到的臨沂市181個鄉鎮的計生人員有多少人涉嫌犯罪，我們也要求一個調查，為了正義。
為了真相。的確，“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圖圖大主教）；但是寬恕與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在他們掩蓋真相、公然說謊、威脅村民、阻礙調查的時候，寬恕又從何談起？
在我們的社會中，真相是多麼珍貴。生活在真實之中多麼珍貴。
感謝陳光誠、郭玉閃、塗畢聲、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李春富、王振宇、浦志強、高智晟、範亞峰、許志永、蕭瀚、蔡楚、夏霖、李雅麗、蘇永軍、劉乃春、陳更江、徐玉芝、張宗賢、張星水、周洪淩、楚望台、杜兆勇、吳飛、王彥、江登興等朋友和一切關注此事的人們。
此文獻給我的還有三個月就要來到世上的孩子。我每天都和她說話、給她讀詩、給她唱歌，我常常聽她快節奏而有力的心跳，撫摩她；她輕輕蠕動或隔著肚皮蹬我。她早有了觸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記憶……我多麼希望，她生活的世界是一個安全和自由的世界，一個值得愛的世界。
滕彪， 2005-8-25。
注：
1、本文所稱計生人員，絕不僅限於計生辦、計生委、計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員，而是包括了分管計生工作的、計生工作組的所有幹部，以及被雇參與打砸搶的打手。
2、注本文故事均有當事人錄音、照片、控告材料為據。個別人名不知確切寫法，以諧音代替。當地村民多用農歷，偶爾用公歷，均以當事人口述為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