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0日訊】控告材料
控告人：王玉環，女，59歲，系塑料17廠工人。
案由：兒子被慘殺，法庭人情從事，不處理主犯，包庇嚴重，申告人又屢遭迫害。
1、我兒子是被以王宏杰為首的團夥殺害，法庭有意縮小範圍，只處理一人。
我的慘痛的經歷和屢次遭到不公平的打擊是從我兒子被殺害以後開始的，說起來既叫人痛心又無可奈何。今天的社會為什麼會泛起沒有正義，喪盡天良的一些執掌大權的人物，把一個罪惡滔天的殺人大案，可以信手顛倒，人情從事，為所欲為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為犯罪份子開脫活路。受打擊的反而是被殺害者的家屬──死者的媽媽王玉環。這真是古今的怪事，千古所未有的奇聞。
我兒子夏利是瀋陽市179中學的學生，年僅17歲，在1979年時一女同學求夏利畫扇面，當時同學王宏濤就說是夏利的媳婦而產生誤會，夏利打了王宏濤一個耳光。事後夏利感到做事有些不對就特意去到王宏濤家賠禮道歉，當時陪同的有同學張平起、鄭大生、李偉三人。王宏濤的哥哥王宏杰當即表示：“打一巴掌給個甜棗吃，沒那麼便宜！”後來就由王宏杰主謀籌畫對夏利進行報復。王宏杰又糾和三個下鄉知識青年加上王宏濤共五個人，在1979年6月8日早上對夏利實施報復計畫，對夏利進行堵劫圍攻，先由王宏濤用木棒打了夏利後腦杓一棒進行挑釁，在木棒被夏利奪下時王宏濤立即用刀猛刺夏利臀部兩刀，在夏利想走掉時，王宏杰等人對夏利進行堵劫，協助王宏濤殺人，夏利腹部又被刺傷兩刀，夏利拼命掙扎打了王宏濤一個電炮，王宏杰見狀就說：“扎你四刀你還不老實！”反手當胸一刀將夏利胸部刺透死亡。夏利身高而且強壯，王宏濤矮小又軟弱，打架絕不是夏利的對手，沒有王宏杰等人的仗膽助威和圍堵攔截，王宏濤的持刀殺人是不能得逞的，若沒有王宏杰的最後一刀夏利也不致被當場殺死。事實非常清楚，以王宏濤力小身單的情況下，他是絕沒有膽量殺害夏利的，尤其是在夏利被殺死的現場就在王作偉家的門前，他們都如實的講述了夏利被殺的情況。但是後來在處理此案時的發展及結果卻是非常不公正的。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王宏濤一個少年肯定是沒有殺害夏利的能力的，而是作為哥哥的王宏杰的主謀教唆使並勾引其它三名下鄉流氓青年，合成一個五人的殺人團夥。在殺人後，由於鐵西區法院金業芹法官接受王家的人情，不追究王宏杰等成年人的犯罪，只判處了一個少年犯王宏濤，使案情可以避重就輕，使案情單純化，為將來開脫王宏濤留下了路子。這是法庭的精心策劃的預謀，達到了殺人不償命滿足了王家的後門人情。
2、王宏杰很狡猾，作案以後就逃離了現場，是逃離現場的，而讓王宏濤來一人承擔殺人犯罪。案發後，王家當即向齊齊哈爾鐵路公安處王宏濤的姨父李學軍拍電報叫他來瀋。李學軍以走後門的方式聯通鐵西區公、檢、法部門的有關辦案人員，將全部殺人作案的事實、經過捏造、歪曲，完全向著有利於被告一方做立案審查。在處理中王家又大排宴席，鐵西區公安局的唐局長也列席參加，吃飽喝足密謀成功，送到勞動公園門口握手告別。同時王家又各處籌款連在鄉下他爺爺僅有的三千積蓄也弄來做活動經費。
3、被殺害人夏利是瀋陽市179中學的學生，家屬在瀋市父母都在瀋陽工作並不是盲流人員，為什麼案發後鐵西區的公、檢、法部門不向夏利的家屬通報，聽取家屬對案情處理的意見。夏利被殺後為父母者除悲憤之外，我們也曾在被殺現場的當地居民幾家鄰居和目睹的知情者做了詳細的瞭解，掌握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我們希望參與法庭處理的調查，可是法庭為了掩蓋犯罪份子的罪行無理的排除了我們。
就是這些為了順通人情、貪贓枉法的執法者，又在調查中不是開導和啟發知情者說出案件的實情，而是很相反的對知情者施加壓力、威脅、誘導促使人們按著他們既定的有利兇手計畫提供假證詞。說假話才使一個五人合謀的殺人大案成了王宏濤個人犯案的簡單案件，而放脫了重大的主犯－王宏杰。
4、鐵西區公、檢、法為了維護兇犯，不但無視被害人家屬偏袒兇犯盡量迴避我們，法庭曾說：“王宏濤是少年處理案情需要監護人父母的參加”。而為什麼作為也是少年的被害人夏利的父母卻不能參加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鐵西區法院這麼做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法庭既沒有遵循審判規則，更沒有按法律程序辦案，而是獨斷專行，處處包庇殺人犯。判決時，我們作父母親生培養，培養十幾年的兒子就這樣被無理的法庭白白的斷送掉了。殺了算白殺，不但判決書不發給我們，經濟賠償更是以王宏濤是少年無力賠償而一筆抹掉。法庭既然承認王宏濤是少年需要監護人父母的參加法庭的處理，卻為什麼在賠償問題上又要說王宏濤無力賠償呢？監護人的責任到哪裡去了？法庭這種人事顛倒、胡說八道的作法，不只不是依法辦案，而是在剝奪被害人的人權，是對死者的善後，連一點人道也不講了，被害人白死。除了沒有說王宏濤沒有殺死夏利而外，則是處處在包庇和維護殺人犯的利益及其家屬。對被殺者夏利應得權益一點也沒有保護，對家屬就更談不到什麼了。其包庇的結果表現在沒出多久殺人犯王宏濤救被減刑和最終釋放了。
黨和人民對貪污腐敗是深惡痛絕的，當此轟轟烈烈開展反腐敗鬥爭之際，我們想通過本文的再次申告，能得到上級的重視，給予一個公正的正確處理以懲辦壞人。
1994年我到鐵西區法院要我兒子被殺害的判決書，根據法院的工作人員馬福珍所說：“案中情節全是假的，只要認真調查很容易查清。”
其二、為兒子申冤何罪之有。在法治化的國家裡，為什麼兒子被殺的苦命的母親不被同情，反遭受玩弄權利人的打擊、陷害。
夏利被殺一案已如前述，既然判決的不公正，我們當然要提出控告，就在我1983年去北京上訪帶回中央政治局的批示回瀋陽處理的時候，瀋陽市委張萬福、王處長，對我一個死了孩子的媽媽殘酷的下了迫害的毒手。把我上訪的案子拋開，誣指我是精神病患者，以此惡毒的手段妄圖實現他們損害我的陰謀。瀋陽市委指使輕工局非法的利用瀋陽精神病院的名義認定我是精神病，在沒進行任何病理及診斷的情況下，精神病院服從瀋陽市委就定了我是精神病（分裂症）以此來打擊我的上告，使我的上告不能生效。人們都知道精神患者是沒有能力指導其行為的，只能認為是胡鬧。
瀋陽市委張萬福及王處長就是用這種可恥的手段欺上瞞下，對抗中央的批示以期達到那裡也不處理我上訪的案子，官官相護，維護鐵西區法院不公正又不合理的判決，繼續包庇殺人犯，把我好不容易上訪得到的批示弄成泡影，使案子遲遲不能重新處理，對我一個軟弱女人的加害不擇手段，真是可惡之極。
後來北京市安定醫院對我是否精神病進行了科學的診斷，從我的既往症，以及我的家族均做了詳細的診斷，否定了瀋陽市精神病醫院沒有根據認定我是精神病患者的錯誤。隨後瀋陽精神病院檢察了自己的錯誤，對我進行賠禮道歉。
看起來以把我打成精神病以瓦解我上告的惡作劇，似乎可以畫一個句號；著手處理我的問題。然而瀋陽市委、市公安局、市輕工局並不甘心自己審人的失敗，死不改正錯誤。就在我住在收容所的機會，瀋陽市委、市公安局及市輕工局又勾連在一起，在不通知我家屬的情況下，強制性的又押送我去天津市精神病院，瀋陽市委是想利用市委的面子，天津精神病院能同意瀋陽市委對我的迫害取得加害我的合法手續，再次堵死我上告的路子，企圖以王玉環的上訪是精神病子作為上報中央把我的官司一棒子打死，也把我的後半生打入了黑暗的十八層地域，瀋陽市委真是害人不淺、用心何其毒也。
其三、為兒子告狀，一再被打成精神病。當權者最後以特權送我去教養，民女真是冤沉海底，無處申冤。
瀋陽市委和市公安局、市輕工局加害我的計畫是有步驟的，1992年2月24日我在遼寧省信訪時被王玉國收容，在去天津精神病院辦我的精神病沒有得逞的情況下，又把我帶回了瀋陽，在沒有放我回家的情況下，採取了第二個陷害我的計畫，指使市輕工局對以往他們對我上訪時的正當安置，同意的照顧和補助一股腦的信口開河胡編亂造顛倒黑白的反口污衊我是強佔了他們的辦公室，攪鬧了他們的辦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瀋陽市委在解決正當問題時遲遲不能解決，而在迫害人的問題上卻是變得迅速快捷，在送我去天津精神病院回來，僅只兩天的時間裡，瀋陽市委陷害我的材料和手續已經完成，就以我是“無理取鬧”的罪名，強制送我教養兩年。
瀋陽市委為什麼不認真的審查我上訪殺人案的真相，而偏偏對我一個死了孩子的母親一而再的下毒手，想把我置於死地，除了官官相護、不講法制原則外，恐怕官場的腐敗、貪污受賄在起絕對的作用。
瀋陽市委偏聽下屬部門的意見，維護鐵西區法院的審判，在治我幾次精神病未成時，他們又以市委的崇高權威指使下屬的政法機關強制送我教養兩年，在解除我教養以後，市委打擊我的拳頭並沒有就此罷手。
1994年2月23日我教養的苦日子總算熬到了頭，但此時的我確實已被害得一無所有了，因為折騰精神病又被送教養，丈夫離了婚，子女斷絕了關係，終於弄得我無家可歸。存在的一線希望是瀋陽市精神病院曾錯定我的精神病。我上訪省衛生廳，衛生廳同情我的遭遇暫時給我安置了食宿問題。而可悲的是在市委得知衛生廳給我安置食宿以後，就馬上要求衛生廳取消了我的食宿，把我推上了無路可走的絕路。
市委干涉的是不是太多了？市委既然能指令衛生廳取消我的食宿，絕了我的生路，為什麼不能指令衛生廳賠償我被打成精神病所造成的慘重損失呢？
瀋陽市委、瀋陽市公安局、市輕工局某些執掌權力的人物，無視國法、無視黨的政策，更無視被害人的權益；而是以權壓人、以權欺人，更以權來害人，其陷害人的行為實在令人髮指。市委成見在先，聽信下屬的假匯報，不重視草民的上告事實，在辦案上聽之任之不接觸實際，而在處置受害者加個什麼罪名，卻顯得非常積極。我以我多年來血淚痛苦的上訪經過，再申告於上級領導，當此洶湧澎湃的反腐敗鬥爭中，針對那些玩忽職守，貪污腐化，以權代法、橫行害人的掌權幹壞事的敗類給予糾查，以使為我兒子的死真正的公正判決，為多次被陷害的我徹底申冤。
上訪人：王玉環
1995年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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