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 深沉的人才憂鬱，淺薄如我，居然也憂鬱？上帝豈不笑掉大門牙！
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經常沒心沒肺、嘻嘻哈哈的我，還真的就在今年正兒八經地憂鬱了一把。其狀態是：時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無精打采。什麼事情也沒興趣做，一篇文章也寫不出來。自我評價越來越低，自我感覺越來越壞。因憂鬱之故，一向重然諾、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諾，也都無法兌現，只得失信違約。
比如，去年我曾答應四川某劇團，在今年新年後免費給他們寫一出喜劇，我本以為此劇醞釀已久，故事早已爛熟於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個月時間便可輕鬆交稿。誰知新年之前，憂鬱突然侵襲，心緒越來越糟，勉強寫作此劇，進展極為緩慢，整整兩個半月，始終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麼也拉不開正戲的大幕。可堪欣慰的，僅是想出了一個令劇團團長喜歡的劇名：《都是因為那個屁》。但孩子還沒出生，就起好了名字，報上了戶口，若是流產了，這不急死人嗎？越著急，越憂鬱；越憂鬱，越寫不出，終於不了了之，憂鬱也因之加劇。這種狀態使我十分驚訝和恐慌，況且時間長達半年，至今也還沒有徹底消停。
好友聞知，前來探視，勸導於我。他說，有什麼好憂鬱的？難道你沒學習？沒看報？如今欣逢盛世，形勢大好，繼全黨認真學習三個代表，又喜迎保持先進性高潮。從工農大眾到中央領導，從港澳同胞到海外華僑，都說新中國50多年就以現在最好。紅歌星的《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陰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子，趕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國富民強。這麼好的日子，杞國無事憂天傾，你憂鬱什麼？莫非對現實不滿！嗯？我誠惶誠恐，連忙解釋，我說憂鬱是一種疾病，至少是亞健康。如果對現實不滿，那或是對國事憂慮，或者是對社會憤懣。而我的憂鬱不是對現實的一種立場和態度，只是心理上的一種失衡。
好友繼續開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你，天下不憂你卻憂，天下都樂你不樂。豈不是對現實不滿？我無語，半年多來，我深居簡出，謹言慎行，看書習字，心性恬澹，如果說不滿，我只對自己有所不滿，何敢對現實不滿？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好友提醒，說我今年有一劇被禁，肯定不滿。好友所說的此劇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應北京大學之請，為他們的百年校慶紀念蔡元培而寫，後來由於眾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廢。三年後，香港著名的中英劇團得知此事，誠懇請我將此劇繼續寫完，由他們排演。當時我在美國，很是感動，也很感慨。感動的是，香港本是成龍、是周星馳、是張曼玉、是梁朝
偉的藝術天下，如今蔡元培這個世紀偉人也將躋身其間，和這些演藝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這怎不令人感動？這至少說明香港的藝術也需要有點崇高，有點深刻，並非一味娛樂，一味搞笑。感慨的是蔡元培藝術形象的首次出現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應該出現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應安置在北京大學寧靜的燕園，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
永遠墳場一樣。
《幸遇先生蔡》於2001年夏秋之際竣稿，中英劇團團長和導演看了劇本即來電話，說他們感動得哭了。我問：真的？他們說：真的！我有點疑惑，這個劇本能感人，我有點自信；但感動得讓人落淚，我想還不至於。當年11月該劇在香港葵青劇院公演，連滿7場，沒想到還真的讓一些觀眾感動得哭了。當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一位著名導演正在香港，她看過劇本和排演，很是喜歡，說她一直就在尋覓這種感人的史詩劇，她說她要把此劇搬到上海舞臺。我想這也僅僅是說說而已。沒想到四年之後，2005年，適逢上海“話劇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議並獲准排演此劇，作為“話劇中心”十年大慶的一次重要演出。
於是，1月成立劇組，開始排演；2月上旬首次連排，即獲成功。可又沒想到的是，第二次連排就突然接到上級通知，停止排演！領導指示，堅決執行，劇組也隨之解散，充分表現了強大的執政能力。好在劇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參加劇組成立大會，不接受記者採訪，不上電視露面，不作報告闡釋劇本，不會出席首演儀式，也恕不奉陪領導看戲。這倒不是我對此劇的命運早有預感，也不是我目無領導，而是我乃一介書生，自慚形穢，自有非他族類的自知之明，因而對令人鼓舞的活動總是恐懼，對法相莊嚴的領導，總是敬畏，統統避之唯恐不及。這樣一來倒也好，此劇降生時我沒去湊個熱鬧，並未欣喜若狂；夭折時我也沒在葬身之地，也未如喪考妣。我既沒興奮過，也沒痛苦過，當然也就沒有向遺體告別時的哀傷，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一樣的平靜。這應歸於我的憂鬱之功，使得我早已不隨心所欲，而是隨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無怨無恨，反倒勸慰劇組負責人，我說：“領導總是縱觀全局，站得高，看得遠，停排此劇，自有充足理由，興許是為了避免我們犯下錯誤，才作此英明決定，這正是領導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我還表示：“只是排了一個多月，浪費了此劇的投資，也浪費了劇組的很多時間和精力，我感到萬分抱歉！”
好友聽我介紹以上情況，甚是驚訝，問我：“果真如此？”我說：“句句屬實。”好友又問：“你何以如此。”我說：“全仗覺悟的提高。早在1988年，我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領導的關懷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先後兩次被德國邀請，分別參加漢堡的國際戲劇節和慕尼克的中國藝術周，兩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勸阻。1994年，香港某電影公司投資拍攝我的電影劇本《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有關部門因擔心投鼠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該片安樂而死。2000年，我參與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也因上級的呵護而一度被停演。加上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來，我有這以上諸多劇本以及不少的文章一再地被關愛，這是何等的幸運！這深深感到這是對我的鍛煉和培養，大大地增強了我的心理素質和承受能力。有人說，上面這樣做是違法的。我說並不違法，就如對某些新聞的管制，也是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同樣不違法。中國一直在表示要制定新聞法，現在尚無法，怎麼違法。有人總是不能正面的積極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總要和政府過不去，老是找政府的茬兒，如果這樣，我們怎麼能建立起和諧社會？”
好友甚是欣然，問我思想覺悟怎麼提高如此之快。我說：“我在新中國生活了56年，如果沒這點覺悟，怎麼能對得起黨和政府，那我不是白活了嗎？那我還是人嗎？”好友連連點頭，說：“對呀。這樣還是人嘛！”我讓好友放心，我對他說，我沒啥，僅僅是憂鬱。好友又追問：“真的不是憂國憂民？”我說：“絕不是憂國憂民。即便國堪憂，民堪憂，我也不憂。舉目中華，誰還這麼傻呀？誰還有這樣古老的情懷呀？我憂國憂民，誰憂我呀？我不憂，我只有點憂鬱。”
200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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