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中多處提到：太虛幻境的石牌坊兩邊有一副對聯，上面寫道：「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而百年來吸引了無數研究者的《紅樓夢》的難解之處，恐怕就在於真假難辨。一是因為它所處的年代仍有封建末世返光徊影的余暉；二是因為在缺乏鮮明比較的環境中，人們會自然地難辨真假，甚至以假為真。作如是觀，那麼任不寐的新作《江澤民和他的十五年》（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博大出版社出版）的現實意義正在於提供了一個鮮明的比較，引發人們對江澤民這個在中國頭號獨裁者寶座上餘溫尚熱的人物和他所代表的「江澤民時代」的反思和批判，並由此對這個歷史人物做出客觀的歷史評價。
恐怕沒有人不會不注意到，在任不寐的新作出版前一兩個月，中國國內的圖書市場上發生了一件非常熱鬧的出版醜聞：中共的宣傳部一手策劃了一個001號「國家大工程」——由一個在中國有大量投資的美國商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博士捉筆代刀，出版了一本名為《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國官方動用了所有的宣傳機器為此書促銷，其規模和宣傳大約也是文革中推銷毛主席「紅寶書」以來所僅見的了。書店裡到處可見的廣告中說：「這本傳記介紹了江澤民同志的人生歷程，尤其是闡述和評價了江澤民同志擔任中國主要領導人的10多年中創立的歷史功績。在著重於國事活動的同時，也廣泛涉及家庭生活、業餘愛好、人品風格等方方面面，多角度、多側面地展現了傳主的風采」。顯然，任不寐的新作不僅不同意這些阿諛的宮廷頌詞，更有著完全相反的民間批判。這樣，便自然地在兩本書中引發了一個有趣的「真假江澤民」的比較課題。
如果對兩書匆匆一瞥，便不難感到：任不寐的新作的要點是「打假」，而庫恩傳記則著力於「亂真」。
開篇第一章「江澤民是誰」，任作便尖銳地提出了「江澤民的年齡可能是假的」，「江澤民的學歷可能是假的」，「江澤民的『革命經歷』可能是假的」，「江澤民的養父可能是假的」等一系列質問。
值得注意的是：任作並不是信口開河，而是在細緻的材料分析和嚴密的調查訪問中得出的疑問。例如，任作指出，江澤民的公開簡歷中說他「一九四三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是不符合史實的，因為在歷史記載中南京那一年根本沒有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讀一下庫恩的傳記，這只是一次反對吸毒品的學生遊行。即便按庫恩的說法，日偽軍隊只是「尾隨」而沒有鎮壓（可見得到了他們的批准）。可能為了證明「地下黨」的作用，庫作特意強調了當時有過一個可能是共產黨員身份的學生的演說，但稍加留意的讀者都會明白：決不能據此證明那就是「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
再如，任作直接揭露出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是漢奸，1938年參加了漢奸組織「和平救國會」，南京淪陷後又供職於「南京臨時維持會」。
在庫恩的傳記裡，從來沒有過對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政治身份的一丁點兒記述，卻有在江的養父江上青死後，突然冒出的一段江世俊把江澤民過繼給死了的弟弟時的慷慨激昂的描寫：「江世俊沒有猶豫。他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把他們的兒子江澤民過繼給了江上青的遺孀王者蘭。『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志，』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復仇』。」那年，江澤民13歲…… 『要理解江澤民主席，』江澤慧說，『就必須懂得他的養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
讀完這一長段似是而非的描寫，讀者恐怕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其一，江澤民是在養父江上青死後被過繼給他，不僅和中國社會的常理不合，起碼他和他的養父在實際上沒有任何一點「理解關係」；其二，如果江世俊真的在「過繼儀式」上有「繼承遺志」、「向萬惡的敵人復仇」之類的「紅巖」式的慷慨陳詞，那一定是一個抗日誌士。為甚麼庫恩對他在抗日戰爭中的政治面貌違忌莫深？
這裡僅是兩例，但是任作和庫作誰真誰假，細心的讀者從中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
任作和庫作的第二個顯而易見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對執政者的尖銳批判，而這些批判都有堅實的資料依據；而後者卻完全是一個「洋」御用文人對獨裁者的無原則的吹捧和巧妙開脫，它即便在語詞邏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在任不寐的批判中，無論是侵犯人權的問題、腐敗問題、主政期間對生態環境破壞的責任問題，還是個人崇拜和揮霍國家財富的問題和邊界談判涉嫌出賣國土的問題等等，都是無情的但是有根有據的。
例如，在任作在批判江作為「傳媒公敵」時，便引用了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2002年發表的年度報告：「截止2001年底中國關押新聞記者總數增為35人，中國連續第三年成為囚禁最多記者的國家。江澤民因此再度列為十大傳媒公敵之一，這是江澤民連續第五年上了該委員會的『十大傳媒公敵榜』」。在在批判江把「人權」混同於「生存權」和「豬權」時，應用了大量資料說明，即便是江澤民時代的「生存權」也是極為悲慘的：「經由不安全注射傳播的肝炎和愛滋病，已導致三十九萬中國人提早死亡，並造成六百八十九萬壽命年的損失，直接醫療費用達到一億四千二百萬美元……每年因生產事故和交通事故至少死亡14萬餘人……每年有近兩萬兒童非正常死亡………每年由室內空氣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數達11．1萬人，每天大約是304人……」
但是在庫恩的傳記中，我們卻讀到了一些不勝枚舉的奇文妙句。這裡也舉兩例。其一，「今天的中國人可以用發送手機短信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高級領導人的意見。這是中國人變得自由自在、無懼無畏的一個縮影。江當政多年之後，今天的中國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多。」
我實在不知道庫恩博士有甚麼「官方資料」說明中國人的「手機短信」都是在批判「高級領導人」，又何以見得是「中國人變得自由自在、無懼無畏的一個縮影」？我更不知道庫恩博士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是否還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抑或已經只看他不具有語言能力看懂的《人民日報》。但在如上具有世界性公信力的美國報紙裡，江澤民和他的追隨者直接把還沒有來得及發「手機短信」的楊子立、鄭恩寵、蔣彥永等人或拘押或判刑則有著確確實實的一再報導。既然庫恩博士已經談到了歷史，我們也不妨以史為鑒。就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天天罵當政者的魯迅卻還沒有過一天牢獄之災，那麼，「今天的中國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多」的結論，真不知道是怎麼得出來的？！
其二，庫恩先生在談到江對六四學生運動的態度時說：「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進的示威學生，他在『天安門事件』中『理解學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為中國政府採取的武力壓制辯護。他渴望中國文藝的繁榮，卻又對中國作家和畫家的創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
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說辭：既然學生運動是民主的和自由的，那「武力壓制」必然是錯誤的。同樣，限制了創作自由的文藝是不可能「繁榮的」，這已經是每一個高中生都應當懂得的常識。當庫恩以其「大腦解剖專業」博士的身份寫出種種有違常識的妙句時，只能使讀者清晰地窺見他在中國經商獲利後的走火入魔，由此看到他精心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江澤民形象。
如果說任不寐的書和庫恩的傳記完全沒有共同點，那也不盡如此。任不寐就非常同意庫恩書的標題：他改變了中國。問題是在於江怎樣改變了中國。按任作的分析，江澤民對中國的改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城市經濟和集團經濟畸形發展。第二、政治上從意識形態專制主義回歸傳統東方專制主義，並「成功」地阻礙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三、政治壓制和經濟掠奪造成了兩大後果，一是社會斷裂（以貧富分化為主要特徵），二是環境與資源毀滅性的破壞。第四、在思想文化領域，一種被他稱為江澤民主義的精神成為政治哲學和民族精神，其基本特點是小市民式的精明和令人絕望的道德上的愚蠢。在這四個問題當中，經濟、政治問題是短期災變，思想文化是中期災變，而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則是長期災變；也就是說，在短期內，這種破壞很難恢復。在這種意義上，江澤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完全可能被整個民族所銘記。與此相比，庫恩的結論卻是：江澤民堅持獨裁是對的，「江毫不愧疚地拒絕西方式民主，因為他堅信競選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和動盪，從而給13億中國人民造成各種各樣的創傷。這也正是許多中國同胞的共識。正是出於這個考慮——為群眾利益而保持穩定——江力求防止任何黨內或政府內部的分歧、性格衝突或政治鬥爭被公開或洩露，保持團結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些限制並無惡感，還支持嚴懲犯罪。」
而正因為如此，「中國大多數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個人和社會自由與西方人相比毫不遜色。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全國數量龐大的人口終於可以免受飢餓、瘟疫、流離失所、文盲、大規模政治運動和各種社會災難的侵害。」
我不知道庫恩先生有哪些資料說明為江所拒絕的民主和政治改革「也正是許多中國同胞的共識」。至於說到江澤民使得中國人民免受了「大規模政治運動和各種社會災難的侵害」，又怎樣用來解釋他一手發動的在全國範圍內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
庫恩先生關於江澤民使「中國大多數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個人和社會自由與西方人相比毫不遜色」的結論，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更是一個十足的天方夜譚。
我們只要把這兩本關於江澤民的書和作者的遭遇對比一下，便不難看出這一「天方夜譚」的夢幻性。庫恩的書不僅在美國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的保護，發行了英文本；更因為是中宣部的大工程而幾乎同步譯成中文出版，還動用了整個國家機器為其促銷。而任不寐的書不僅不能在中國出版，還因為他寫作此書，連他的妻兒回國都成了問題。可見，江澤民政權的個人和社會自由只給為他們歌功頌德的人，尤其是願意充當他們御用文人的洋人——這是真的。而對批判他們的有良知的中國知識份子，這又是假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出版和言論的自由。為了批判江澤民和他的獨裁政權，任不寐先生只能被迫流亡北美，才終於有了他的寫作自由。在如此不公正的對比中，讀者怎麼能相信庫恩博士沒有受到中共的收買和腐蝕，而會寫出一個真實的江澤民來呢？
其實，如果庫恩博士要想讓讀者相信他筆下的江澤民是真實可信的，倒也有一個簡單可行的方法。他不妨也像任不寐先生那樣，「流亡」到他筆下「個人和社會自由與西方人相比毫不遜色」的中國，甚至加入中國國籍去徹底地享受「自由」。而不是一邊享受著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一邊還要享受共產中國給他個人的種種特權好處，並把這些做中宣部洋僱員的特權幻化為普通中國人「與西方人相比毫不遜色」的「個人和社會自由」……。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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