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誰是最不幸的共產黨人?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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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7日訊】一月8日是周恩來的忌日,13日是蔣經國的忌日,17日則是趙紫陽的忌日。十天之內,三位中國現代史上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地點被各自的追隨者們以不同的方式紀念。儘管表面上三人的哀榮相差懸殊,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紀念他們的人心中,都難免對自己敬仰的逝者懷有一種悲憫的同情。三位政治人物雖然都一度位高權重,但生前身後都極具悲劇性。

三位政治人物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在青年時代都熱烈地信仰過共産主義,他們的政治生涯都是以共產黨人開始的,而他們人生的悲歡也都與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悲劇——共産主義運動的興衰密切相關。

在臺北主持紀念蔣經國的,是已經淪爲在野黨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他引用了龍應台的話說,“經國先生的一生,猶如廿世紀的縮影;他早年在共產黨統治的蘇聯求學,晚年卻在臺灣實現民主,就像人們在廿世紀初對共產黨存有烏托邦式的幻想,然後幡然醒悟,走上民主之路。”

確實,與同時代許多捲入共産紅潮的人相比,蔣經國可以說是非常之幸運。他不僅能幡然醒悟,認識到共産主義之謬誤,而且有機會爲臺灣乃至整個中華民族開闢一條生路。蔣經國死後,蔣家的權勢不存,國民黨的強勢不再,但是作爲一個有濟世救民抱負的人,蔣經國留下的遺憾並不多,他知道後人能理解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

無論從哪個方面講,趙紫陽的悲劇色彩都最強烈。昔日的“同志們”把他視爲對中共政權最大的威脅。趙紫陽可能創造了執政共產黨的一個記錄,是唯一被“自己”的黨軟禁至死的總書記。他的去世和他的忌日一樣,都讓中共如臨大敵。中共領導人不顧全世界的反感,羞辱趙紫陽,其實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趙紫陽拒絕像他們那樣泯滅良知,出賣靈魂。他們認爲趙紫陽是一個自私的叛徒,爲了救自己的靈魂,不惜加速共產黨在道義上的破産。這其實並非趙的初衷。趙希望他的“同志們”像他一樣認識到,繼續殺戮救不了共產黨。但“老同志們”卻寧可相信,此時放下屠刀已爲時太晚,無異於自取滅亡。

六四以後,我曾聽到過這樣的議論,趙紫陽拒絕參與鎮壓是小聰明,言下之意,趙如果能夠“靈活”一點,或許不至失去權位,來日扮演蔣經國那樣的角色亦未可知。我無法接受這種精明之見。但我不得不承認,趙紫陽的悲劇是他的道德勇氣和個人犧牲並沒有能夠阻止六四的暴行,他也沒有等到伸張正義的一天。他爲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加入了共產黨,但共產黨卻把他禁錮到死。趙紫陽留下不少遺憾,但據知情者說,他對自己沒有屈服“組織上”的壓力做檢討感到滿意。他破了共產黨“挨整”必檢討的規矩,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也維護了正義的尊嚴。

對比之下,隨著越來越多史實被披露,周恩來的形象引人爭議。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他從一個完人變成了一個卑鄙之徒。但是,我並不認爲簡單地用私心和個人品德能夠解釋周恩來。他對毛澤東無條件的、喪失人格的忠誠,他參與迫害和陷害多年的戰友,在他看來都是革命,也就是達到大善所必需的。但事實是這些行爲並沒有給民族和國家帶來任何福祉,而是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論個人的才情和魅力,蔣經國和趙紫陽都不能和周恩來比,但是他的個人魅力的最大作用就是增加了共產黨暴政的欺騙性。周恩來自己在晚年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他已經完全沒有選擇,只有硬著頭皮演下去,一直演到死。

共產黨的基本功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蔣經國雖然也學會了這一套,並且也沾上了無辜者的血,但是他有幸脫離了共產黨,並最終成爲專制政治的終結者。趙紫陽代表了那些有反省能力的共產黨員。這些人和百姓一道歷經劫難,終於明白自己站到了歷史錯誤的一邊。這雖然令人痛苦,但他們畢竟沒有糊裏糊塗爲共産主義送終,而是在改革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和價值。

周恩來代表著共產黨人中之最不幸者,他們已經沒有能力來正視自己的那一段歷史,但又無法靠自欺來擺脫痛苦。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即使能騙今人,絕騙不了後人。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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