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2006元旦前夕，因支持太石村農民維權而被捕的郭飛熊以及其他被捕的維權村民被廣東當局釋放並宣佈不予起訴，標誌著中國大陸的憲政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發展意味著胡溫當局從東洲坑流血事件中開始認識到，繼續縱容和姑息地方當局，以政治安定為藉口非法迫害維權民眾和知識份子正在給自己帶來越來越大的政治風險，因此，他們想尋求一條避免局勢繼續惡化的出路。
由於文革的慘痛教訓，自毛去世以來，中共當權者中確實一直都有人希望通過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使中國走向持久的安定。但是，他們又害怕改革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為了給自己的私心辯護，中共當權者總是強調政治改革可能給社會和百姓帶來巨大的風險。
中共當權者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風險，主要來自在野的「壞人」，這些「壞人」沒有治國安邦的能力，唯一的目的就是奪取政權。事實上，中共老一代的當權者，在共產專制的挑戰者身上，總是看到自己當年的身影。當年，正是一批自信掌握了世界終極真理的年輕人，以大無畏的勇氣，不怕犧牲，不擇手段，一切為了奪取政權，並終於獲得成功。但結果呢，老一代共產黨人心中非常清楚，正是他們的勝利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共產黨當權者把自己的昨日之非，栽在自己今日的挑戰者頭上，為自己今日之非辯護，不僅僅是一種自私的策略，也是他們真實的心態。據傳，1989年中共高層在討論對付請願學生的策略時，一位元老竟脫口而出，「我們當年不就是這麼幹的嗎？」
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大悲劇，並不在於它讓太多的人相信了一個錯誤的社會理想，而在於它讓太多的人相信只有不擇手段才能實現社會理想。今天中共當權者很難說還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他們依然自欺為了民族復興的理想必須不擇手段。而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中共當權者的這種信念，正是大陸政治改革風險的最大來源。
太石村事件的偉大意義在於它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專制政治的新一代挑戰者正在迅速成長，而剛剛獲釋的郭飛熊就是這新一代挑戰者的代表。郭飛熊在獄中的絕食壯舉告訴我們，中國專制制度的新一代挑戰者繼承了老一代挑戰者的大無畏精神，他們也不怕死，但是，在中國專制制度的新一代挑戰者中，郭飛熊所代表的是這樣一種主流思潮，他們不僅有崇高的社會理想，同時，他們比老一代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有更高的政治智慧。這是因為他們相信以崇高的道德準則支持的政治策略是實現崇高社會理想的唯一正確的策略。他們決心以自己的生命來實踐這一策略。
郭飛熊獲釋後的聲明中表達了這樣的理念：「這一代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將仿效基督徒征服羅馬帝國的經驗，去征服中華極權帝國。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象‘太石模式’昭示的那樣，在中國大陸推動‘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漸進、有序地實施憲政民主。我們的手段也非常明確：‘非暴力、無敵人、不流血’地擴張公民權利運動。」
我相信歷史會證明，這一段短短的文字對中國的影響，將不亞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儘管從表面上看，「共產黨宣言」比郭飛熊的聲明更有學識和文采，但在郭飛熊的聲明中，凝聚著人類用更多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沉痛教訓。
我希望，郭飛熊和太石村被捕村民的獲釋，是大陸當權者尚有良知的一種表現，而不是又一次自以為得計的「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沒有人期望共產黨會不經一戰而自動下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能不能為今後的政治博弈設定一個比較高的道德底線？專制制度的新一代挑戰者已經明確地表示，他們願意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促成這一點，但是，正如郭飛熊在聲明中所指出的，如果「這些真誠的、表裏如一的溫和取向」得不到回應，如果大陸的當權者繼續支持和姑息各種黑惡勢力無視人類尊嚴和一切道德底線來維護自己的統治，那將是極不明智的選擇。
2006將考驗大陸當權者的政治智慧，大陸當權者會面臨痛苦的抉擇，因為他們仍然相信，如果提高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線，就會給共產黨政權帶來很大的風險。這個判斷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他們應該明白，提高中國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線，也許最終救不了共產黨，但如果他們今天不做這樣的努力，不僅共產黨會滅亡，而且可能會給整個民族帶來一場新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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