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1日讯】外祖母的叔父（排辈是我的曾外叔祖公）是民国时的地方官员。1947年后，因国军步步失利，被迫随国军到北方的一个港口城市。共军打到他的家乡后，将其妻活埋在了沙滩上，与她同时被活埋的还有同村的一位地主，据说此人“荒唐”的认为共产党抢了我家全部的东西、又杀了我家人，简直不如土匪。听到噩耗的曾外叔祖公带领200多士兵昼夜兼程奔回家乡，将参与此事的人全部杀死。为了不牵连手下士兵，他一人留下服罪，最后被凌迟处死，全身被剜了200多刀。在我小的时候，外祖母经常讲这个故事。
多年来，我总是问外祖母既然曾外叔祖离开家乡为什么不带走弱妻和幼子？外祖母说，一是因为国军并未料到要阔别大陆，二是共产党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原以为不会连累家眷的，就是后来留下服罪也是因为“共产党优待俘虏”。
曾外叔祖死后，年仅10余岁的孩子也莫名其妙的被判了死缓。而他的哥哥──外祖母的父亲（排辈是我的曾外祖公）也被管制，后被判刑，最后死于文革的批斗之中，外祖母的母亲（曾外祖母）在悲惨中生活过几年后，突发脑充血而死。曾外祖的两个弟弟，一个逃到香港，另一个据说参与了当年杀人被判无期。
在挨斗的年头里，可怕的瘟疫降临到了外祖母家，一家人全病倒了，春耕春种全耽误了，也没有一个人敢到她家里去。但奇怪的是，他家田里长出了一地的荞麦，密密麻麻，从而使一家人幸免于饿死。老人说是天降的，后人说是有人给偷着洒的，但谁洒的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家族中的悲惨遭遇，大会小会的批斗，使得外祖母听到运动，就全身发软。外祖母嫁给外祖父时，是隐名的，由于外祖父家成分好，而减少了被批判的危险，但有一次被诬陷偷玉米秸时，仍然被村党支书记指着鼻子骂“你娘家是什么人？那是杀人放火的主。”但她的姐姐等人却没这么幸运，嫁人后仍被大会小会的批判，成了多少年一直低着脑袋做人的“贱民”。
这些故事，外祖母很少当着母亲的面讲给我听，因为每当她给我讲这些故事时，母亲总是恶狠狠的说，“要是×××（曾外叔祖的名字）当初不杀人的话，你们老家的人能受那么大牵连吗？共产党、毛主席才是为老百姓的！”这时外祖母只有哀叹的份，所以，我想她一定没有给我讲全她家的故事。并且由于年老遗忘和知识水平所限，许多事情也许永远也说不清了。
1980年前后，中国因为“错批一人（马寅初），多生三亿（人口）”（备注：马寅初早在毛泽东时代既提出鼓励少生，但这与毛的理念相反，马因此被打倒），开始了强制的所谓 “计划生育”。由于生了二胎，姨妈家受到了村干部的累次骚扰。除了登门“拜访”外，挂在墙上的“喇叭”，整天都在宣传“计划生育”，叫超生户结扎、交罚款，以及种种恐吓之词。姨妈几乎一听到“喇叭”声就出现了当年外祖母的状态，吓得全身发软。姨父最后不得不将“喇叭”摘掉了事。与姨妈关系一直很好的母亲见状，虽然表示了同情，但还是对这种残暴政策表示理解，好像错的一直是老百姓，而对的永远是共产党。而外祖父还一直怀疑“计划生育”是不是上边的政策？“底下的干部净乱搞，给共产党丢人。”
随着农村的“联产承包”，许多农家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有了一些改善。象母亲一样的许多农民更是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似乎这一切并不是凭他们自己劳动得到的，而全是共产党的恩赐。理由就是“前几年，你老爷（外祖父）家，干一年还得欠大队（村里）上的，现在够吃了，还能整天吃面（小麦面粉）。”由此看来，江××的“人权最好时期”出炉真是太晚了，因为在80年代就已经大有市场了。
但好景不长，农业税、提留、附加费、特产税…………，翻着花样的推陈出新。农民的负担终于到了超负荷的阶段了。为了能够使农民无条件的纳税，地方上动用了派出所的“民警”催讨欠款，部分村里甚至为此出了人命。
90年代初，由于“六四惨案”招致的国际经济制裁，家乡的农产品和水果没了销路，只能烂掉，许多果农破产和濒临破产。姨妈村里一位果农，因为缴不起承包费，被“民警”和治安打成了精神失常。十分不幸的是当时我家也是承包果园的果农，父亲焦急、忧心，终于成疾，时常眩晕，多方治疗也不见好转。即使这样，父亲的一位故交到我家催讨时还扬言“再不交钱，就到你们家拿口粮！”由此可见人一旦被邪党操控立刻就显出了恶性。
在这种情况下，连一向相信“我党一贯正确”、“为人民服务”的母亲，也犯了嘀咕。甚至悄悄问当时上初中的我“社会主义到底好在什么地方？都快赶上国民党和旧社会了。”其实，生于50年代的母亲既没生活在“国民党时代”也没生活在“旧社会”，但她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仍然还认为现在比“国民党”和“旧社会”还要好一点儿。每次，被贫穷激怒时总是一句话“××大队没有好。”似乎这一切不幸都是××大队的原因，而高于××大队的官老爷们似乎还都是好的。因此，当时时常谣传“县里要来查咱们大队了。”甚至还有为此奔走而落了个倾家荡产的人。村支书更是扬言：“我可以用你们缴到村里的钱整你们。”
贫病交加的父亲为了供给我上学和缴纳那不堪的重税，被迫加入了“打工仔”的行列，虽然论岁数，他都够得上“打工仔”的父辈了。而在学校每顿饭半饱水平的我，看到愁白了头的母亲，实在不好意思再向母亲伸手多要钱。学习的压力、现实的屈辱，使得我看不到人生的乐趣，自杀的念头都有了。
吃不饱的我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记得95年校园内外贴满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看得令人热血沸腾，从而更加对“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八年多，取得抗战胜利的英明、正确、伟大的党”感恩戴德，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谬论。此后，美国的“霸权”、日本的“修改侵略史”、台湾的“独立”，尤其是99年美国在南斯拉夫的“炸馆事件”更成为我们并未经历过历史的青年一代热血沸腾的佐料。当时谁要说日本、美国、台湾一句好话，或对共产党一句不敬，我们都恨不得立刻杀了他。此时，我可能真正理解了文革时人们饿着肚子也要折腾的原因了，原来煽动起来的仇恨使人早已超于物外了、早已没有大脑了，自然也就没有了饥饿的概念。
多年来的贫穷和经济重负使得家乡的农民乡亲已经麻木了，他们也早已不会动脑思考造成他们贫穷的源泉了。打工还能赚点儿钱，种菜还能赚点儿钱，的确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给大家一种概念，穷就是懒得毛病，就是笨的毛病。因为报纸告诉我们“××农民通过科学种田而致富”，“××农民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而致富”“××农民通过××途径而致富”。这一切也使我坚信，我家的贫穷也是因为“没科学文化、没及时调整种植结构……………”。
但后来，中国一位够不上学者或者“科学家”级别的人的话，使我明白了我们穷的原因之一。他说“说农民穷就是不科学种田，不调整种植结构，是最不负责的。科学种田是可以多生产产品，但产品一多，单价必然降低。如果说哪一个农民因为科学种田而富了我相信，代价是没科学种田的农民更穷了，因为他的农产品数量没变，而市面价格却因产品多了而降低，所以他的收入更低了。如果所有农民都调整种植结构，都种啥，啥肯定降价。农民穷的原因是他们负担太重，养的官员太多。不把这些吃闲饭、不干事，甚至整天祸乱的官员裁下去，农民负担怎么改革也降低不了。
”“中国人不仅要养活政府官员，还要养活那些无所事事、而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折腾的党的官员。”这一席话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清了当前农民贫穷的原因，所以，当人们一次次欢呼“费改税”、“农民不缴农业税了”的时候，我不仅要问一句，以前靠老百姓供养的，甚至天天要求要加薪的公务员们谁来养活？为镇压、迫害人民而增设的机构和人员，甚至兴建的监狱、洗脑班等对百姓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谁来埋单？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的“减负”“不交农业税”永远是一场令人民更加失望的“闹剧”。
如果说，历史上的屈辱仅是肉体方面的，99年的屈辱就上升到肉体精神双方面了，因为它触动了我已司空见惯、忍辱日久的神经。7月份江氏流氓集团悍然发动了“镇压法轮功事件”之前，许多人相信政府不会镇压无辜，主动在名单签字，7月20号后都被“按图索骥”，这使得我和母亲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地“民警”除了殴打、体罚“法轮功骨干”外，还对“非骨干”进行了质问，“你们说你们师父好、法轮功好？那他到美国去为什么不把法轮功传给美国？就是因为那不好，所以美国人不学，那是利用你们的好心。
”在消息闭塞的农村，当时谁也说不清美国是否有人学，因为没人到过美国，更不会知道法轮大法洪传四大洲70余国。所以这一招“共产党牌”又管用了，促使多年的“党思想”迅速发酵，母亲于是不禁怀疑到“是啊，法轮功是叫人做好，讲善，但光讲善，外国人打我们不坏了吗？”“中国是块肥肉啊，谁都想啃两口。”可怜的人除了“深挖洞、广积粮、缓称霸、准备打仗”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外，似乎别的都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地少人
多、环境问题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人口大国到底是块多肥的“肉”？
最后，母亲还是认为炼功人是好的，所以偷偷的给被关押在村办公室里的“骨干”送去了饺子。但这一切却成了把柄，村妇女主任公开宣称“他儿子是不想干了”（当时搞株连，母亲炼法轮功，儿子必然受到牵连，因此失业、失学者众多，况且我也是法轮功学员）。对运动十分惧怕的外祖母，当时狠狠批评了母亲。并且说打“四类分子”那年，甭说与他们交往啊，就到他家去过都得受牵连。可见共产邪党的恐怖统治还是深有成效的。
此言不虚，01年的夏季，乡里的干部们听说我回家了，还专门派人让治安主任领着去找我，但所幸的是我在前一天已经离家到外地去了。此后，每当我时间长了没往家打电话，外祖母总是十分担心，让姨妈或表弟妹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了。虽然，她们从来不肯说为什么担心我，但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也能感到他们为我所担负的压力，使我始终感激且愧疚。甚至被运动吓怕了的姨妈还经常教导我“凡政府反对的，你就得…………”，而跟她讲道
理她就不愿接受了。似乎“共产党国”永远正确，或根本不能置疑，否则肯定是“大逆不道”了。
从外祖母的父辈一直到我，四辈人了，因为不同的事情，都曾经处于在一种被压制、迫害的状态。与我们四辈人类似遭遇的家族相信是万万千千。这四辈人有视共产党为匪的曾祖辈，对共产党稍有微词的祖辈，与曾经完全“拥共”的父辈和我，都在一时或长久信了共产邪党，幻想共产党会在某时大发善心、主动改良，结果换来了被杀戮与迫害。我不敢说这四辈人行事都一贯正确，但至少在一个文明或正常的社会，他们不会遭受此种不堪之厄运。这四辈人除了死了的曾祖辈，其他三辈仍然都生活在恐慌和贫穷中，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敢真正想一想造成她们痛苦的源泉是什么。甚至都已经接受了祖辈成分不好，都怨自己无能，甚至认可了任何的迫害都是党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暂时时段内的错误、都是有情可原的荒唐理念。
看了《九评共产党》之后，我恍然大悟，共产邪教的本质就是与人民为敌，让百姓永无宁日，恐吓他们成为不敢离开共产邪党半步的“伥鬼”（备注：伥鬼指被虎所害，而引导老虎作恶的鬼，有成语“为虎作伥”）。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任何东西的存在都要与其它东西相依存，而狂妄自大、愚蠢无比，妄图与自然和天地人为敌的东西之如共产党，其灭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愿人们──历史与今天受着共产邪党迫害的每个中国人都能看看《九评》，认清共产邪党始终将他人之功贪为己有，自身之过推给他人，言行善、身行恶的“国妖”本质。顺乎天地人道，退出中共，不为垂死之邪党垫背。从小处说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不再流血又流泪，大处说是为恢复中华，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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