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3日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最近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中共的计划体制造成了地区间人均GDP的巨大差距。中共的计划经济显示，谁离权力中心距离最近，谁能够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计划经济的户籍制度，制造了城乡二元隔离的社会格局，造成城镇和农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财政补贴制度，也基本上是倒错的。
民众福利按照身份分配，而不是按照真正需要分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权利经济学-秋风专栏指出，很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共的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在全社会实现福利的平等分配。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目前，收入最稳定的国家机关干部、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所享受的福利是最多的，城镇集体经济职工所享有的福利就大幅度减少，未就职于国家单位的普通民众，则同样不能享受到政府福利。
财政补贴是按照地位和权力进行分配的
比如教育领域方面，2001年，全国小学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95 元，农村为28元；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结果，相对富裕的城镇人口可以依托国家福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贫穷的农民却必须自己承担孩子的大多数教育费用。又由于高校录取歧视，农民因其收入低、每分钱的相对价值就高的投入只能换来很低的收益。
在城镇内部，财政补贴也是按照地位和权力进行分配的。中共的计划经济时代，谁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最近，谁能够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收入最稳定的国家机关干部、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所享受的国家福利是最多的；城镇集体经济职工所享有的福利就大幅度减少，未就职于国家单位的普通民众，则同样不能享受到政府福利。
以住房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干部和大型国有企业员工本来就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恰恰是他们享有政府分配之免费房屋。与此相配套，他们又享受政府或国有企业提供之供暖、物业、维修等等补贴。城镇中那些低收入群体反而得自己租赁房屋，自己负担取暖的全部费用。住着平房的普通市民烧着肮脏的煤球也得自己花钱。
这种逆向调节的福利存在于几乎所有方面，中共的计划体制其实是一种系统地制造不公平、使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的体制。
中共的改革没有矫正不公平
经济权威指出，1990年代以来的福利补贴制度改革大多采取了暗补变明补的做法，以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职工理应享有供暖福利为前提，把原来的实物福利货币化。
比如，公车改革，以大大小小公务员理由享有公车福利为前提，并据此向机关所有公务员按照级别发放高额货币化车补，从数千元到数百元不等。这样下来，公务员的车补就已经相当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月薪了。
再如，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价格改革，政府只补贴就职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中高收入人员，而收入最低、对价格承受力最差的城镇非公职人员和农民，却只能自己承受价格上涨的全部冲击。
减少对民众的福利责任
缩减总是从距离权力较远的部门和群体开始。本来收入就较差的国有企业员工因为下岗失业而丧失了医疗福利，相反，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国家公务员及垄断企业员工的福利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户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组的城市居民仅有12.2%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最高收入组中则有70.3%享有社会医疗保险。城镇居民中有44%的人口是没有任何保险。
传统的福利体制是扭曲的，改革却承认其正当性，甚至在很多领域较大幅度地放大了其扭曲。
城市底层人群的“凝固”
《瞭望》周刊指出，中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向“上”流动难。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农民工等城市群体普遍对前途悲观，甚至绝望。
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公正、合理机会，难以向“上”流动，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
农民工是一直处在城市最底层的群体。他们缺乏保障，只要能够找钱，任何脏、累、苦、险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存在，他们要上升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难度更大。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