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要說起汪建輝老汪，雖未謀過面，卻有過一段小插曲。03年，互聯網管制還不如現在這麼黑暗。小喬在主持一個叫《啟蒙論壇》的網站，我去給她當義務水工。那時候我心血來潮，想嘗試寫作，搞出一堆17萬字的垃圾，並將其號稱為「長篇小說」。這堆垃圾無人問津，卻被一位認識老汪的朋友稱為「《尤利西斯》式的天書」。於是老汪過來看了看，留下一句：「先看幾章，日後定當完整拜讀。」而後離去。
那時候，他剛寫完他的《十四年》，他說：「每寫完一部，都像害了一場大病。」雖然當時我覺得《十四年》實在是技法上太艱深，而且對著屏幕我心不靜，所以沒有用心領悟，也沒有將它讀完。我卻知道這一定是部了不起的作品。雖然未能細細理解他的意思，但已經能夠感悟到其中的凝重：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彷彿在流逝，卻永遠無法流逝，只能日復一日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靈魂傷痕刻得越來越深。作者如此嘔心瀝血，寫的又是如此深刻的題材，作品必定不凡，只是可惜，這樣作品也許要等著後世來發掘其價值，而且有可能會湮沒掉。
秦耕兄讀了《十四年》後說：「老汪的東西越來越看不懂了，什麼：『子彈象蝴蝶搧動著翅膀飛來。』」一邊說，一邊雙手做蝴蝶搧動翅膀狀。他認為在當前的環境，需要深入淺出的作品，來贏得大眾。
當我拿到黑皮書的時候，才知道《十四年》已經收入《有沒有》，而且是其中最厚重的一部分。於是我決定得對得起老汪。我的垃圾他都來看過，哪怕只是幾章，他的大作，我當然得好好讀讀。
我讀過庫切的《恥》和耶利內克的《啊！荒原》，它們是最近兩部獲諾獎的作品。雖然諾獎並不能證明作品就是世界水平，但也非俗物。這兩部作品，在手法上都獨一無二，只屬於作者本人，不屬於任何主義。也許是因為翻譯的原因，我覺得那兩部都不如《十四年》。因為那兩部裡面，嗅不到靈氣，我更願意相信是蹩腳的譯者破壞了它們的靈氣。而老汪的作品，即便沒有深刻細緻地分析每一個細節含義，再將所有細節綜合起來整體看待，光憑感悟，就能帶給人莫名的悲愁，刻骨銘心的燒痛感。也許老汪在寫作的時候，並沒有非要把每一個具體細節都弄得充滿層層含義，他只是憑借一股感知力，不靠理性就寫了下來。從手法上來說，《有沒有》和那兩部一樣，只屬於一個人，不能與人共享。當然，《有沒有》本身也在變化，老汪的手法在不斷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在扭曲：將時間與空間扭曲，真實與虛幻扭曲，自我與他人扭曲，真理與謊言扭曲，愛與恨扭曲，美與醜扭曲。只不過是扭曲的辦法不同而已。
有沒有？也許可以換個名字：悲悲悲！從人類誕生到現在，一切都是悲劇。所有的愛，所有的美好，最後都將走向悲劇。甚至連那美好和愛本身就是悲劇，如它們不是悲劇，它們又怎麼會可能是愛，怎麼可能是美？
庫切和耶利內克生在民主世界，儘管兩人的世界也迥然不同，但他們沒有承受過象老汪以及和老汪相似命運人們一樣的靈魂煎熬。庫切局限於黑人和白人之間的鴻溝，反思被殖民主義毀滅掉的人性；耶利內克則試圖揭開高度世俗化現代人的心靈，她將幾顆現代心靈放到荒原中去，長年累月承受荒原的折磨。而我們的老汪，他生活在四千年的極權之下，極權仍在繼續，即便極權崩潰，一個靈魂枯萎的民族又將去向何方？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何逐漸抬頭？德國卻在沉痛地懺悔？那些愛和美好為什麼會是悲劇？因為那些不是神聖的愛，不是神聖的美好。她們儘管有生命力，卻短暫，她們只能停留在表面，不能深入到靈魂最深處。
這四千年來，這個民族一直缺乏一個最本質、足以奉為神聖的力量作為精神支撐。先秦時代老莊哲學具備了一點雛形，數千年後的曹雪芹又試圖進行一些探索。但是他們都沒有成功。他們被捻得粉碎，遭到排斥、歪曲、篡改。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只能不斷地反覆著王朝更迭的輪迴，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會在我們這裡爆發？以色列士兵在戰場上殺了和自己爭奪耶路撒冷的死對頭阿拉伯士兵之後，會精神失常；而中國士兵，開槍打死手無寸鐵的骨肉同胞卻沒事一樣？我們這個十三億人的民族，在一千萬人的以色列面前，如同一粒草芥之於一座大山。
回到這部書的重頭戲《十四年》上來。當時是十四年，如今已經變成了十七年。老汪在結尾處近乎哀告的喊：「但願不會再有第十五年。」可是，似乎一百五十年都有可能。當我們面對十四年或是十七年的悲傷時，這悲傷的本質，不是失敗的命運，甚至不是流血青春。悲傷的是，明明有人為了一個共同的明天，去拋灑青春和生命，而茫茫世界卻視他們為別有用心者，將其視為圖一己私利之徒。這個世界根本沒有思考過人們究竟因何起來，又因何死去。只是憑借數千年來的思維慣性，對此漠視不顧。這個民族的心靈還未開化，他們將一己私利奉為生命的真諦，他們感受不到自由和理想的召喚。可怕的不是機槍和坦克，可怕的是麻木不仁的心靈，機槍和坦克，以及後來的無數牢獄只不過是這麻木心靈的表現形式。當有人站出來的時候，他們不聞不問，甚至視那些苦難的命運為理所當然。譬如，去年年底，記者王克勤披露了一條驚天新聞：河北因暴利的非法采血、賣血、輸血造成數萬人當場感染艾滋病，在三年潛伏期內，病毒已經不敢想像地擴散了出去。當王克勤本人因此獲罪時，很多人居然說：「這種事瞞著才好呢？抖出來幹嘛？他去抖，當然要整整他。」天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啊？這才是悲哀的根源，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發的根源。所以，在中國，如果不盡快改變，文革重演並非危言聳聽，因為文革已被忘記。我們要求平反六四，並非要求某黨給個好聽的說法，而是渴望廣大民眾和我們一起悼念那場屠殺，一起去渴望一個美好明天。
獄中的林昭曾在一首名為《大地》的詩中哭泣：
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
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這個真實美好的黎明，並非指什麼制度。乃是指人心，當民族的心靈得到救贖之時，黎明才會升起。制度是人創造出來的，它本身不會發光，它之所以看起來是光明，那是因為在背後支撐它的那些人，有著煜煜生輝的靈魂。過去、現在，人們一邊俯首帖耳當奴才，同時又想盡一切辦法去賺幾個奴才來來供自己耍耍。就像個巨大的傳銷網絡，被虛無抽去靈魂，再張牙舞爪地擴張。為什麼老汪會像是在害病，因為病在心中啊！要是有一天，這個民族象伽太基人一樣灰飛煙滅，或被同化，就不必有什麼悲哀了。但是從歷史上來看，這個繁殖能力超群，偌大的醬缸般的民族，要它消失實在不敢想像。所以，還是去改造它吧。前不久的太石村事件，至少讓人看見了在中國建立公民社會的希望。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村民，同樣能堅持理性與非暴力，堅持目前中國最缺乏的程序正義，且足夠勇敢。
遺憾的是，老汪沒有明確地指出道路在何方，可能他自己仍在尋找道路。也許再過幾年，就能看到他更為激動人心的大作問世。願汪建輝先生下一部大作問世時，他已不再有「害了一場大病」的感覺，祝他身體健康！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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