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在中國，不管「反腐倡廉、警鐘長鳴」的口號喊得多麽響亮，也不管「紅頭文件」打了多少遍招呼，領導幹部乘過年之機大肆收禮斂財的現象竟還是杜而不絕，而且愈演愈烈。
送禮者出手之大方、手段之巧妙、禮品之珍奇，都超乎常人的想像。應當如何看待中國官員大肆收禮現象？以送禮爲名、行賄賂之實的陋習怎樣才能克服？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大學」教授朱永德、英國「利物浦工商會」「英中貿易聯絡中心」主任吳克剛就這些問題作了一場討論。
記者：國內有一句俗話，就是「廉不廉，看過年」。中國到了年關的時候，給領導幹部送禮早就成為一種風氣了。但是有一些領導幹部有這麼一種觀念，說是過年收禮即使是收大禮也不能說是受賄，不知兩位有什麼看法，吳博士？
吳博士：送禮不管在什麼時候，只要是有不正常動機，一般有不正常動機的送禮的量都比較大，不管在什麼時候送，都是不合法，都是不合理，也都是屬於違紀的範疇裡邊。
因為中國糾正腐敗現象的一個長期的問題，就是沒有把抵制送禮這個問題制度化，也就是說在政府部門實行送禮登記政策，透明、全部透明、公開化的這種收禮政策。
記者：吳博士講的動機，無論是送禮還是收禮，這個動機是藏在心裡頭，你怎麼能判斷他的動機呢？他說我沒有什麼不好的動機啊，到時候你怎麼說呢？朱教授，您對過年給領導幹部送禮，您怎麼看？
朱教授：從中國傳統文化來講的話，我們總是有這麼一句話「禮多人不怪」。剛剛吳博士點到了一個很要緊的事情，就是動機的問題。那你也說了，這動機怎麼去判斷他這個動機呢？我現在送禮給你的時候，我沒有壞的動機，可是以後我找你幫忙的時候，是不是對你的心理和你的態度會有影響，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就美國的經驗，美國是有點制度化，在美國所謂制度化就是給你一個數字，你不能超過這個數字。
記者：國內有人提出一條界線，就是送禮也好收禮也好，要看送的人和收的人之間存在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之間的關係。只要你是我的下屬，或你是我的領導，這之間就要注意，過年不能送大禮，吳博士，您同意不同意這個提議？
吳博士：我想這個範圍還是窄了一點，因為還不光是上下級的關係會引起矛盾上的衝突，供應商和非供應商之間的關係、平行部門之間互相利用的關係，有可能出現利益上衝突的這種現象，所以不能侷限於只要是同一個單位、有上下關係，才需要在送禮上有一套規章制度。
記者：朱教授提到政府官員收受禮金的法定額度問題，我這邊有個數據，德國是五十馬克，美國是三百美元，兩位覺得中國應當不應當定一個法定的額度，就是可以送，但不能超過多少錢，朱教授您請講？
朱教授：數字這個東西，我是不太信任的。要做到這種情形，只有恢復到孔夫子的辦法，就是你必須要自己約束，約束自己的仁義道德的標準。
記者：吳博士您能不能設想一下，就是說由中紀委下達這麼個文件「禁止給領導幹部送價值超過多少錢的禮」，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吳博士：形成一個制度應該有它的可行性，只是執行上會很難。但是比沒有制度我想要好一些，我覺得如果要形成制度化，可以實行一個收禮登記，那不管收到的禮是大是小，都公開登記。
所以如果出現有利益衝突的話，可以採取廻避的制度，就是說這公司去年給我送過禮，我登記上有，那今天我們決定給不給這個公司合同的時候，我就廻避，這不是很好嗎？
記者：朱教授喜歡從傳統的角度去看問題，送禮確實有一個文化傳統影響的問題，中國傳統上有所謂的「節壽禮」，過節的時候、過壽的時候，送錢送物這樣的做法，你也可以說它是一種陋習。今後隨著中國市場機制的完善，送禮有關的必要性就少一些了，朱教授可以不可以這樣說呢？
朱教授：當然是有幫助的，有制度跟市場機制都能夠讓制度比較完善。
記者：吳博士您還有什麼意見呢？
吳博士：我很同意你剛剛提出的那兩條，就是市場經濟的發展，現在老百姓生活在逐步的改善，實際上像以前那樣送禮的已經沒有物質上的需要了，你看西方現在聖誔節送禮無非是自己家庭裡邊或者是比較好的朋友之間送一送，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我也很同意朱教授剛才講的，就是假如社會的文明能夠逐步恢復到人們能夠比較自覺的約束自己，能夠自律，到那一個時候，規章制度的需求就沒有那麼迫切了。但我想那是一種比較高的境界吧！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