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5日訊】2006.02.24 Fri
斯皮爾伯格的《慕尼克》我看了並不喜歡。電影以真實事件為藍本，講述了發生在1972年慕尼克奧運會的慘案。在黑九月組織的策劃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綁架了以色列運動員，德國警方粗暴應戰，結果恐怖分子被擊斃，但被綁架的以色列人也被殺害。慘案震驚了以色列，於是以色列人派出特別小組，逐個暗殺黑九月的領導人；每死一個領導人，巴方就針對以色列目標進行報復。任務完成一半時，暗殺小組負責人因承受不了壓力退出。
電影表現的就是以色列報復暗殺的過程，每次暗殺，導演都要展示被暗殺者人性生活的一面。我承認，反對以暴易暴的主題在這個影片裏面體現得很出色。但問題是，這些人真的像影片表現得這麼無辜嗎？難道不是這些黑九月領導人謀劃慕尼克綁架的嗎？以色列人有報復錯人嗎？通篇佈局做平衡的斯皮爾伯格，為什麼不在表現暗殺時，閃回一下這些被暗殺者當年決策的鏡頭？難道不是因為對黑九月恐怖主義方式的檢討，阿拉法特才能以後獲得世界公認的巴方領袖地位？
2003年我赴伊拉克進行戰爭報導之前，有位元我非常尊重的前輩告誡說，戰爭對於人心理和意識的威脅也許大於現實的威脅，很多人都因為不夠堅強而沒有挺過這關，那些走出來的人也完全不一樣地成熟了。我當時沒有理解她的意思，進入巴格達之後，才知道她在說什麼。原來是那種對戰爭的無原則反對。
戰地記者大都反戰，這不僅是因為看過太多死亡之後人無法再支持任何殺戮，更重要的是源於新聞專業的訓練。正宗的新聞教育，都試圖培養專業記者的平衡感。因此，記者天生願意展現戰爭的兩面，一面是政治意圖的勝利實現，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敵我以及平民傷亡，更重要的是，陷於記者報導的平面化和媒體讀者的需求，大部分的報導更聚焦于現時性的傷亡。然而，戰爭的複雜程度，不是僅僅用表面的平衡就能解決的。
正如《慕尼克》，導演平衡了巴方綁架和以色列報復的殘忍，這完全是目前全世界反戰新聞的基本做法。看完電影，和看完《紐約時報》的伊拉克報導一樣，就是絕望兩字，覺得這是一個沒有好人，也沒有真正壞人的世界，一切暴力和戰爭都是邪惡。
每個人都有罪了，也就是每個人都沒有罪了。斯皮爾伯格能把一個標準的恐怖主義綁架和以色列對策劃者的報復，表現成價值中立的死亡對抗，這就超越了底線。我也反對這場伊拉克戰爭，但我無法原諒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西方人盾，在反戰的道路上走得過遠，竟然到了和薩達姆政權互相捆綁的地步。
我採訪了伊拉克人對薩達姆殘暴政治的憤恨，也採訪了他們對美軍發動戰爭的不滿，作為記者，瞭解事情的兩端，就是專業要求的全部。而作為一個被政治困擾的人，我僅僅說出這兩端，其實是非常廉價的 。我討厭布希，但我不得不認可布雷爾的說辭：我們不能什麼都不做，看著薩達姆繼續統治下去。
2004年去臺灣採訪大選，讓我體會到了還可以有其他報導衝突的方式。在藍綠兩派幾乎是撕心裂肺地以身抗爭的時候，《蘋果日報》保持著絕對的表面新聞平衡。首頁新聞之後，偶數頁是泛藍的新聞，奇數頁是泛綠的新聞，無論你是藍是綠，你至少能看一半。而作為一個大陸人，我毫無選擇，民族感情驅使一頭紮進泛藍當中。我和泛藍群眾一起抗爭、一起遊行、一起哭笑，彷彿是我在投票，彷彿是我自己的民主。
我突然發現，其實在這種激烈對抗中，你才能一下子理解衝突雙方的感情。《蘋果日報》式平衡的虛偽，原來不在於平衡本身，而在於你不能足夠深入。你知道了泛藍失去「中華民國」、要被趕到大海中的切膚之痛，你才能理會臺灣泛綠對自主性的激烈申張。正如《慕尼克》中，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賓館同住一個房間的對話時的真誠——你最理解的人，其實是你的敵人。泛藍媒體《中國時報》常常有的深刻評論，對泛綠的理解，是《蘋果日報》所不可能達到的，而獨派的《自由時報》也常常有對泛藍的警醒之論。
所以，我越來越認識到，新聞專業主義規定的報導平衡，並不是世界真相的全部，我們還需要新聞自由帶來的媒體意見表達自由所提供的那些發生在人內心和思想中的真相，那些由觀念、欲望所組成、那些由愛與仇恨所驅動的真相，對於所有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來說，這種真相同樣真實。如果我希望看看伊拉克戰爭的真相，不是寄希望予什麼《紐約時報》給予客觀的報導，而是去看《華爾街日報》《黎巴嫩每日星報》以及半島電視臺。我要走進各方偏激的內心，用這種激烈的多元去彌補報導平衡的不足，然後再選擇自己的立場。正如我理解泛綠，但我從心底認同和熱愛泛藍。
寫完這篇文章，我可以對那位前輩說，我終於走出伊拉克戰爭了。
(2/24/2006 18:39)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