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由韓國開放國民黨及大國家黨主持召開的國會通過了《大米協商批准動議案》，從而使爭論已久的對大米進口設限法案完成了批准程式。但在韓國首都首爾召開的國會會議上一名試圖阻止會議召開的民主勞動黨議員與會場安全人員發生衝突。對此，去年11月24日《新華網》以《韓國國民議會打成一團都是大米惹的「禍」》為題做了圖文報導。
有關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在國會議事時「開打」對我們來說早已不是新聞了。甚至通過電視新聞都能親眼目睹總統被市民掄耳光，首相在公共場所迨刈J或者番茄……不一而足。雖然我們的媒體在報導這類新聞時都能儘量保持中立的克制，但是有時也不免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一些「言外之意」來，有意無意地把這類現象看成是不成熟民主的「後遺症」，等等。也許在有些國人看來，這國會乃國家議事場所，是極其莊重的「大雅之堂」，豈能干戈相向，說打就打？
一般來說，國會議員都是社會中各階層利益的「代言人」，一旦當政府的議案無法協調各方利益時，在議會討論表決時議員之間就會產生矛盾，甚至產生過激言語和肢體衝突，這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全武行」。國會雖然是國家議事機構，其會場雖然是研究國家大事的地方，但是仍然脫離不了它的社會屬性。既然社會機構、社會成員之間產生的矛盾不可調和，發生衝突是正常現象，那麼國會議員之間因為各自代表的利益相互衝突，出現一些過激言行不也屬於正常的嗎？正因為利益代表之間不斷地爭論、不斷地爭鬥，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最終才會趨向與社會大眾利益的一致，才能使社會各成員之間的利益達到某種均衡。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國會中帶有民主化傾向的「打成一團」，其實不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社會進步和開明的象徵嗎？
西方國會議員的開打屬於「明爭」，「明爭」的結果是取得公開的平衡，避免了潛在的社會動盪和不穩定因素。我們講究「步調一致」，講究「一團和氣」，而這種表面的「忠於」卻不斷聚集著「暗鬥」的能量，最終為社會動亂埋下定時炸彈。
「陰柔」中庸的儒家文化雖然有其優秀的一面，但在日益民主開放的社會環境裏，它的弊端（或者說民族文化固有的劣根性）就開始凸顯出來。主要表現在大是大非的問題，目前中國人顯得柔性有餘而剛性不足，總是出言謹慎，不能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場觀點。要嘛明哲保身，要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要嘛一團和氣，謙讓恭維，一人也好一國也好，一旦失去了野性，失去了雄性，便失去了據理力爭的勇氣和膽略。
我們崇尚犧牲精神，層出不窮的社會不公且無人奮力抗爭，都是鼓勵「犧牲」的結果。長期以來我們的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政策，總體上都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滿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既然這些改革被實踐證明已經發生了偏差，已經對大部分老百姓的利益構成損害，那麼說明當初這些改革政策是有問題的。為什麼這樣有問題的政策在人大通過時就沒有不同的「聲音」？為什麼就沒有人大代表為這些損害老百姓利益的改革政策呼號、呐喊、抗議，甚至為此「打成一團」？我想，假如當初人大代表能夠真正為老百姓權衡利弊，堅決站在人民群眾利益這一方，決不昧著良心「舉手」，那麼諸如使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醫改等政策是斷不會這樣順利出臺的！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國家的人大代表都是有「身分」的人，如果在開人大會議時打起來，那一定會被看成是「不成體統」的事；也許有人會說，西方這些在國會上大動干戈的議員們的素質也未免太「低」了。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正因為這些議員們對政府政策的來龍去脈清楚明白，正因為他們懂得心中裝著民意、心裏想著為民爭利是職責所在，所以才會這樣義不容辭，所以才會這樣「拼手抵足」不顧一己之斯文。相反，我們那些看似儒雅、內斂、含蓄，一派溫文爾雅的人大代表，卻很大一部分並不具備代表人民的素質。據《南方週末》報道，有的人大代表連什麼是國民生產總值都不知道。（這樣的人大代表怎麼有能力去為民爭利呢？）為此，全國人大正在深圳對代表們進行集中輪訓，讓他們學習如何代表民意。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想，這「左中右」表現在對政府政策議案的動議和表決上就是「贊同、棄權和反對」。大凡在專制的「一言堂」的環境裏，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和奴役下的國民只能唯唯諾諾，甚至噤若寒蟬，投「贊成票」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大在行使自己職權的時候，應該說很少出現「左中右」的民主局面的，甚至在一段時期內「人大」成了讓人恥笑的「橡皮圖章」。誠然，近年來人代會中已經不斷聽到不同的聲音，也不斷有代表敢於對政府的大政方針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但是這還遠遠不夠，我們離真正的民主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韓國國會議員為「大米議案」打成一團，雖然這並非真正的民主形式，也不值得我們去效仿，但是，從自由民主的張性來說，西方國會議員的「民主扭打」卻是值得我們深思和回味的。
2006-03-22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