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對改革的爭議錯綜複雜，其中，「左傾」思潮引人注目地顯示其力量，使得爭議有了清晰可見的意識形態化色彩。
或以為，傳統的「左派」已經沒有多少市場。大趨勢也許是如此，不過，在現實中，「左」的觀念仍然在頑強地表現。
中共高層，先是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然後又力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些舉措固然都與調整改革方略相聯繫，而又無一例外地標榜「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偶然的。胡錦濤推崇毛澤東思想和延安精神，「左傾」姿態並非只是做秀。
這時，有人以現行憲法的社會主義精神非議物權法草案，已儼然又一個郎咸平，倘若該教授有郎咸平教授那般能量，當有更大的作為。
還有人高舉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對鄭必堅興問罪之師，儘管從思想到語言都過於陳舊僵化，但卻氣勢洶洶不可一世，讓人們再次領略了「左派」丰采。
「社會主義方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其背後，是現實社會矛盾的運動。這一矛盾的狀態，使得改革久久地在政治領域中難以求得突破，且使得失去平衡的格局漸漸地凝固，又使得社會問題叢生，尤以腐敗為害最烈。「和諧社會」、「新農村」的高調，與社會現實之間，形成強烈的反差。
左與右之間
這時，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是，無論胡錦濤「新政」，或「皇甫平」為改革辯護，都受到左右兩面的夾擊。
「皇甫平」的辯護有其弱點，即拘泥於中共對社會矛盾的傳統論述，將其「公共品」論述納入其中，回避了政治改革而只提行政改革，他對改革中矛盾的分析就大為減色。這樣的辯護，在改革走向遭受尖銳質疑的當下，雖然其旗幟鮮明，卻顯出「中派」色彩，受到夾擊也就不奇怪。
至于胡錦濤的「中派」模樣，則讓人想起當年的戈巴契夫。當年的蘇聯社會，其觀念在「新思維」衝擊下已變得較為正常，堅持民主及市場化改革被公認為左派，而傳統的「左派」保守派已恰如其分地成為右派。戈巴契夫在兩者中間──他堅持改革的立場鮮明，但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以及一定程度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顯出傳統、保守的一面，以致於遭到右派政變打擊，最終則為葉利欽所取代。胡錦濤對改革對憲政的信念與理念當然遠不如戈巴契夫。他一手舉著「社會主義」旗幟，一手緊握一黨專制的機器，對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改革派、對逐漸敢於維護自身權益的民眾、對質疑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與方向的「左派」，都擺出一幅冰冷無情的面孔，對權力－資本聯盟及腐敗勢力卻又縮手縮腳。他學得幾分毛澤東的權謀，卻全無毛澤東的政治氣魄。他這幅模樣，其實或許更象勃列日涅夫，但身處於目前的變革時代，其面臨的挑戰與壓力以及他的運氣，卻可能又遠不如這位蘇共老前輩。
現象背後，是改革本身實際上也處於左右夾擊之中。改革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左右兩邊都在試圖使改革出現某種方向變化，而權勢集團則小心翼翼地力圖控制局面，不讓可能的變化威脅到其自身的既得利益。
權勢集團固然以利益為重，不在乎「左」、「右」觀念之分野，也有某種「中派」味道。胡錦濤露出「中派」模樣，不論其完成權力佈局後究竟有何作為，至少目前主要是以其權位為重，以「穩定」壓倒一切維護著一黨專制，也維護著權勢集團的既得利益，偏偏「左派」中人多有逢迎者，順著「和諧社會」、「新農村」的上意而舞動「社會主義」大旗，爭議中的意識形態色彩焉能不應運而生。
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改革爭議與反思文革而出現的爭議有幾分相似。
文革發動已40周年，它結束也已30周年。對文革的反思又活躍起來，「人民文革」論述是其中一個特點。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理論上是堅持「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政治上是以打倒「走資派」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中斷新民主主義，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但這種「社會主義」是在尚未顯示出「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恩格斯語）時，實際以「在政治上不可避免」而推動的，於是，企業家階層的成長被壓抑，黨政官僚階層畸形地成長起來。以這種社會現實為背景，文革中，打倒「走資派」是毛澤東的政治目標，民眾回應的其實是打倒官僚，這兩種政治趨向交織，就有「人民文革」論述出現。
有人反對「人民文革」論述，認為文革只是毛澤東的文革，人民反對文革，沒有「人民文革」。這種看法的弱點是，它無視人民對文革的回應，從而將文革視為沒有內在矛盾的政治運動。
同樣，對改革也是如此。
「皇甫平」聲稱「改革不可動搖」，是針對著否定改革的「左傾」思潮，但看上去是將改革神聖化了，引起了反感，招致批評，而「肯定改革」與「否定改革」則明顯地形成為兩極。反思改革，免不了出現批評性分析，且深得已有諸多不滿的民眾之心，而一些很有深度的批評性分析，看上去也很像是「否定改革」，於是「否定」之勢看來是風靡一時。此時，高揚起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大旗，對改革的方向發難，當然也就順理成章。
但是，反思改革，其實是深入分析改革中的矛盾運動的一次機會。改革的過程充滿著矛盾和衝突，各種社會力量、各種社會觀念，在其中表現自己、相互作用，其利益的交融、碰撞乃至博弈，構成一幅極其複雜的圖景。在這一過程面前，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都未免不足。
表與裏之間
在中共的官方概念中，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農村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戴著「社會主義」的帽子。有了這頂帽子，似乎就表明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無論其現實如何，在這華麗的帽子下面，一切似乎都具有正當性，合法性，或合理性。
然而，一旦「左派」學者們要究其實，現實的改革就大有問題，擬議中的改革也會大有問題。
以現行憲法而論，儘管它規定的諸多公民基本權利在現實中都被束之高閣，它畢竟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以其「社會主義」原則衡量，從衝破土地承包禁令開始，也許鮮有不違憲的改革，到如今，鞏獻田教授無視市場經濟的基本精神，已在公然聲稱「將國家、集體、個人財產平等保護，這是中外立法史上的奇跡」。這就迫使人們直接面對現行憲法的「社會主義原則精神「與現實市場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衝突了。
類似的例子還多得很。例如，鄧小平說過，倘若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則表明改革失敗。
這一具有改革成敗標準的觀念，與現行憲法的精神一致，但是，兩極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無論政府如何調節控制，某種程度的兩極分化總會出現，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特別是，憲法對於「社會主義公有制」地位的規定，對於國有經濟地位的規定，鮮明地體現著「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特色，實際上，成為國有體制支配性的法律依據。改革的障礙在其上盤根錯節，以「社會主義」精神否定改革當然無可非議。
問題正是在於，在現行憲法支持下，改革爭議不可能不具有意識形態色彩，不可能不意識形態化，不可能避免否定改革的嚴重威脅。
憲法對公民權利的規定淪為虛幻，對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的規定也在實踐中走樣，演變為視同國有，而憲法保證的共產黨淩駕於國家機器與社會之上，以及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則強而有力，罩在「社會主義」的聖光下。儘管隨著改革進展而修憲，為改革拓展了空間，畢竟它的頭上懸著「社會主義」原則，其意識形態束縛如影隨形。
當然，這種意識形態，其本質又是虛弱的。
國有體制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而現行憲法體現著這一矛盾，以其「社會主義」精神而支撐著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但是，現實生產力水平及其性質，才是現實生產發展階段的基本規定性。馬克思學說的基本邏輯，即在於把握這種規定性，由此而展開對於現實生產關係及其制度表現的分析。傳統的「社會主義原則」，要求現實生產力適應人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市場化改革，實際上是回到將社會主義視為市場經濟發展之產物、為市場經濟所孕育的馬克思學說，乃依據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而調整制度──這是基本矛盾制約下的觀念衝突，也是現實社會趨向的衝突。
改革的基本趨勢，是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逐漸地突破制度性限制，逐漸地使得以憲法為基礎的法律框架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
根據馬克思學說，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企業中，管理勞動與生產勞動是活勞動，國有資產是死勞動，活勞動將死勞動的價值轉移到新的財富之中，在保證其增值的同時，也形成著新的企業資產。傳統計劃經濟下的企業無視這種「勞動的邏輯」，維持其單一產權體制，實際上使得企業不成其為企業，也就無法長久地維持。改革的基本趨勢，則順應著這種勞動邏輯，承認農民對土地的權益和自主勞動的權利，承認企業中人力資本的產權利益，也就承認了混合產權體制的現實性。以這種基本的經濟自由，推動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改革當然就得到民眾支持。
然而，現實中的國有體制仍然居於支配地位。權力一般地不會自動地放棄對於資源、市場的壟斷和控制，而市場化的進展則也為其壟斷和控制方式提供了新的選擇，於是，依託於國有體制，權力可以選擇各種維護、擴大其利益的機會，並且可以創造這種機會，權力與資本的交換、結盟等等，也同樣地成為改革中出現的一種基本趨勢。
這是無法避免的。改革不是在真空裏進行，它自身存在著矛盾。
兩種基本趨勢，或兩種改革的邏輯，在改革過程中或隱或現，有一致或並行不悖，也有矛盾衝突，而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就使得權力支配的趨勢在近十多年的改革中愈益強勁有力，改革本身，則逐漸地在一般勞動群眾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甚至積累著反感和不滿。
憲法的精神，可以真正與時俱進地表現為維護勞動的邏輯，為其開闢道路，也可以堅守傳統而表現為依據權力的邏輯，維護其創造的利益格局。實際上表現為哪一種精神，取決於現實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就象對公民權利一樣，憲法中對其都有規定，至於實際如何，還要人們自己努力。
(3/2/200614:52)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