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 自1995年以來，每年中共兩會前夕，世界都能聽到一個飽含著愛和正義的聲音——天安門母親為六四問題上書兩會代表。
今年已經是第十一個年頭了。
2月28日，丁子霖等126位六四難屬再次上書兩會，提出兩項訴求：1，要求解凍已經被凍結八年的11620馬克人道捐款；2，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停止對草根維權運動的野蠻打壓。前者是維護「天安門母親」群體自身的權益，後者是維護其他維權群體的權益。
在此次上書中，難屬群體特別表達了對近年來草根維權的關註：「我們都是十六年前那場劫難的受害者，我們對和平、安寧懷有強烈的渴望；我們對強權和殺戮懷有極度的憎惡；我們對社會弱勢群體及各種禍患的受害者懷有深深的同情。……最近發生在廣東番禺太石村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在汕尾東洲村的血腥屠殺事件，以及接連不斷地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維權民眾遭到殘暴對待的惡性事件，使我們這些曾經並至今仍經受著痛苦折磨的「六四」受難者寢食難安。」
「藉此機會，我們向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領導人發出強烈呼籲：請你們本著人類良知，信守諾言，善待一切被無辜剝奪了合法權利而求告無門的弱勢民眾；請你們本著法治的原則，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以協商、對話的方式公正、合理地解決民間維權行動中發生的官民衝突；請你們拿出勇氣和決斷，在全國範圍內立即制止旨在壓制民權的各種暴行，剷除殘民以逞的黑惡勢力，以挽回已經出現的危局。抗議中共當局對草根維權的野蠻對待，要求當局停止鎮壓和善待民間的正當訴求。」
一個對草根階層的權益訴求進行野蠻鎮壓的政權，必定是與民為敵的；一個殺人的政權，是令人唾棄的；一個用謊言為殺人辯解的政權，是令人不齒的；一個凍結捐給人道捐款的政權，是滅絕人性的。然而，「天安門母親」仍然堅守以文明的方式表達自身的訴求，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從未採取過激進行動，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而是始終如一地用勇氣呼喚良知，用愛心融化恩怨，用善意化解惡意，用理性約束憤怒。這種高貴之愛和清明之理性，這種持之以恆的韌性和勇氣，實為踐行社會良知的楷模，是中國民間社會中最可寶貴的道義資源，是推動中國和平有序轉型的健康力量之一。
這個由失去兒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遺孤、失去謀生能力的傷殘者所組成的難屬群體，從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漸漸走出絕望的陰影，儘管，生活的艱辛一言難盡，靈魂的煉獄無以表達，高壓下的沉默是那麼無奈，覺醒後的抗爭又是那麼險象環生，但難屬之間的相互溫暖和國內外良知者的同情，近於奇蹟般地支撐起「天安門母親」的傲然挺立。她們就在極為艱難和充滿人身風險的情況下，收集六四死難者的名單和證詞，爭取國內外的人道捐款，始終如一地堅持著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的訴求。毫無疑問，六四後的十六年來，在敦促中共糾正罪錯、調查歷史真相和還公道於民的民間維權運動中，六四難屬群體做得最為出色。
天安門母親堅持抗爭的方式之一，就是以理性、溫和的方式給中共當局上書。從1995年到2006年，連續十一年從未間斷；從兩人簽名到上百人簽名，敢於公開站出來難屬逐年增加。儘管官方從未有過隻言片語的正面回應，但難屬群體決不放棄，而是要持之以恆，直到六四問題得到公正解決的那一天到來。
1995年，難屬群體發出「就六四問題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簽名人已經發展到26人。首次提出難屬群體的三項基本訴求：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國人民公佈調查結果，包括公佈 「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單、死者人數；三、為了對歷史負責，對死者負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向死者親屬作出個案交代。
1996年，發表「六四受難親屬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簽名人增加到31人。公開信重申95年的三項訴求，並首次公佈了已經尋找到的六四遇難者近 200人。其中：年齡最大者56歲，最小者9歲；大學本科學生37名，博士及碩士生9名，中學生9名，小學生2名；獨生子女17名；留下遺孀、遺孤者44 名，遺孤為雙生子女者6名。公開信還強調，「據我們的查證，死者無一人有所謂暴力行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傷時被打死的，有更多的人是在居民區內被追殺的。他們都是那場慘案的無辜受害者。」
1997年，難屬群體就六四問題致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簽名人增加為42人。公開信除了再次重申三項基本訴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對六四問題的處理，「不能按任何個人的意志辦理，不能因襲以往歷次政治運動過後所謂『平反昭雪』的做法。」而應該「納入法制軌道，依法辦事。」
1998年，難屬群體致函第八屆全國人大暨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簽名人增加為56人。難屬的訴求也有所變化，除了堅持三項基本訴求之外，第一次提出「就撤銷李鵬人大代表資格」的訴求。
1999年是六四十週年，難屬對話團正式成立並致函中共領導人。這是難屬群體為了更理性地解決六四問題，首次成立了由20人組成的對話團，要求就三項基本要求進行真誠、平等的對話。同時，當年5月17日，難屬群體向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請求立案偵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李鵬的法律責任的控告書，把對六四元兇的清算納入法治軌道。
2000年，難屬群體在發表「六四對話團就六四問題的解決致函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並再次向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李鵬的上訴書。簽名人增加到108人。公開信重申就三項基本訴求與官方展開對話的要求，控告書重申了對李鵬的刑事控告。
2001年，難屬群體除了再次向中共最高檢察院提出對李鵬的刑事控告之外，首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發表「天安門母親的話」。簽名人增加到112人。
「天安門母親的話」在難屬群體的維權歷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他們關注的領域不再局限於六四問題，而是擴展到其他群體遭受的人權迫害，特別申明：反對中共對民間異議活動的政治高壓和殘酷鎮壓；反對對法輪功等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的鎮壓；反對在言論、出版、信仰乃至新聞、網絡等領域繼續推行限制、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政策，特別反對繼續以言論、思想治罪的荒謬做法；反對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為藉口，抗拒、抵制國際社會基於人類道義及世界普適原則對中國惡劣人權記錄的批評。
這篇文獻也可以視為這一群體的愛的宣言：「今天，我們將把這種愛視為一種責任，希望以此來呼喚人們的良知，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仇恨，來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裡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我們相信，這種來自生命源頭的愛是偉大的；她作為一種責任，將使我們變得更堅強、更智慧，也將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從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與殺戮。」“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2002年，難屬群體發表兩封公開信，「六四對話團致國家領導人」和「致九屆五次全國人大暨全國政協全體代表、委員」。簽名人增加到115人。
前者重申就三項基本訴求進行對話，後者重申三年前難屬群體對李鵬的控告；「我們還要在這裡重申：我們不會放棄此項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鵬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審判。」
2003年，難屬群體就六四失蹤者的問題致函第十屆全國人大全體代表暨全國政協全體委員。簽名人仍然是115人。
公開信除了重申三項基本訴求之外，加入了敦促官方尋找「六四失蹤者」的訴求：「截止2003年2月，我們已尋找到慘案的死難者182位，傷殘者71 位。在漫長的尋訪活動中，我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失蹤者。他們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後的幾天裡突然消失的。他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親屬在過去的歲月裡曾多方尋找，但毫無結果。目前，我們已記錄下了12位這類失蹤者的名字，而據我們多年來的調查、瞭解，實際的失蹤者數字要遠遠多於記錄下來的數字，比如當年曾被倉促地掩埋於天安門附近的一些遇難者屍體至今沒有下落。可以斷定，這些失蹤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親人的身邊。可以想見，他們的親屬所經受的痛苦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2004年，難屬群體發表兩封公開信：「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暨最高檢察長賈春旺先生」和「致十屆二次全國人大暨全國政協全體代表、委員」。簽名人增加到126人。
前者重申了對李鵬的控告，後者敦請代表們就公正解決六四事件及六四受害者問題向大會遞交相關議案，推動大會及與會代表就此議案進行討論、審議，並對九年來全國人大對難屬上書的置之不理髮出質問：「為甚麼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對於我們的合理訴求竟如此置若罔聞？為甚麼作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面對六四受難者年復一年發出的呼聲竟如此噤若寒蟬？為甚麼我們於1999年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的控告六四元兇李鵬的訴狀，該院至今拒不答覆；而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竟然放棄了對人民檢察院的問責與監督？為甚麼於1998年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名義凍結的一筆（11620德國馬克）留德學生給予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至今仍不予發還，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及人大代表對這種明目張膽的違法行為竟然如此熟視無睹？」
2005年，難屬群體就六四事件以及趙紫陽先生蒙受不白之冤問題致函人大政協。簽名者增加到127人。
公開信提出三方面的要求：1，當年由鄧小平、李鵬等決策者、製造者一手強加於「六四」的錯誤定性必須徹底推翻；六四事件作為一樁重大的歷史冤案必須得到公正的重新評價。2，當年鄧小平、李鵬等人強加於趙紫陽先生的莫須有「罪名」必須徹底推翻，由此造成的這樁重大歷史冤案必須得到公開的糾正和重新評價。3，自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以來，中國在政治上急速倒退，人權狀況日趨惡化，對言論和網路的控制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難屬群體對此表示強烈的抗議。
我之所以歷數難屬群體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上書兩會，意在說明：在中共掌權五十年的歷史上，儘管慘烈的人權大災難屢屢發生，在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中，無辜被害的國人以幾千萬計，但是，除了「天安門母親」之外，還沒有一個受害者的難屬能夠形成一個不斷壯大的群體，進行持之以恆的抗爭。而只有在六四屠殺中失去親人的母親和妻子，為了討還公正和見證真相這一單一訴求而進行十年如一日的理性抗爭。無論獨裁者們多麼冷血，也無論大眾多麼麻木，她們執著地替墳墓中亡靈們伸冤，用博大的母愛化解狹隘的仇恨，用非凡的勇氣抗拒野蠻的恐怖，用恆久的耐心較量漫長的等待，用不辭辛苦的尋訪拒絕強制性遺忘，用一個個案例戳穿謊言化的生存。
正如《天安門母親的話》所言：「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
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之一，十六年前，那個被子彈射穿的夜晚，那個被刺刀挑起的黎明，至今仍然如同呼嘯的子彈掠過我的耳邊，如同血紅的刺刀尖晃動在我的眼前，讓我必須珍視至今仍然無法瞑目的亡靈。
自1989年6月4日以來，我這個倖存者，一直在無辜亡靈的俯視下，已經整整十六個年頭兒了。自1995年的第一次上書中共兩會以來，由小到大的六四難屬群體，一直在用她們頑強的抗爭催促著我，也已經十二個年頭了。這俯視，這催促，使我不能時時提醒自己：哪怕我的文字是無力的，我的聲音是微弱的，我也不能不跟隨母親們的尋求正義和見證真相的腳步。
2006年3月3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