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我的好友、美籍華人老T化名「鄭亦農」寫了一篇為四川博導副省長李達昌「挪用公款罪」的鳴冤文章（見附件），專門寄我，讀罷，令我深為悲哀：「為什麼一個博導非去當副省長？就不能躲得遠點？」同時，也為他慶幸：「總沒沾上受賄的邊兒，人頭還沒被他所效力的主家借去。」
大凡亂世愚代，總會有借人頭的事情發生，敢進局（入閣）就要有個心理準備。借出人頭，也不算什麼，因為局（閣）裡總有個信條：為你所信仰的事業奉獻一切。人頭當然在這「一切」中。人們不得不佩服北京的王寶森、河北的李真，斯人雖去，還算個踐赴了信仰的人。以之衡量李達昌，還不夠英雄，比不得王李二傑。無他，人頭還在項上嗎！
這不是幸災樂禍，實在是想給朋友的朋友上一課。當然，我一沒見過李達昌（只是從老T那裡掙些資料翻譯費）；二呢，憑我「狂奴故態」的牛勁，也看不上他的博導頭銜、副省長之職，尤其後者。
話休絮煩，說自己的經歷好給達昌先生上一課，畢竟他還有「生還」的希望。
不到30歲時，我的文名就在金融界有一號了。相對應，我只有中專學歷，這個反差更讓人羨慕。比方說，人民大學全文轉摘我的學術論文，再比方說北京總行的行長（一把手）批示將我的研究報告印成文件讓行員們學習，等等。有人猜測我的前途會一片光明。40歲以前爬到副廳級已沒問題。再謙虛地說，在縣級市的銀行坐第一把交椅，實在沒問題。這後者，是獄警給我上政治課的一個不易話題：「你要正幹，哪進這個地方來，不早當行長了？！」後來，這個話題也成了做老闆的發小教訓我的定律：「你要正幹，早當行長了，我貸款也不這麼難了。貸給我幾百萬，怎麼我也給你個小奧迪子開開吧？！」
事實上，我有我的邏輯：一，要是我用心往上爬，先進京，撈個副處幹，這得20萬左右（1990年代的「不變價」計算）；二，我得回省，爭取從正處往副廳級上爬，得100萬左右；三，我這個人狂，凡想幹的事兒一定幹好，副廳不解氣，往正廳上幹，又得200萬左右，再往下，就不算了，帶來的可預測的後果就是出借人頭：
1，這320萬，我得通過給別人批貸款、立項目「賄進來」。
2，我家數代皆農民，沒後台，出了經濟問題，上級准先拿我開刀，人頭非上了借貸程序不可。
3，為了不出問題或少出問題，我得營造關係網，花上個千數萬也不是大數目，但不知進了哪個圈子，讓敵對一方看準了，就得拿「這個農民的小子」解氣。
4，當貪官往往心理出毛病，因為總的來說這項人頭生意的經濟收入進得多留得少。以會計學方式算是「占3送7」－－貪進1000萬，得送出700萬「喂關係」。
第3條尤為要緊，君不見許多大案主人的「輝煌歷史」中大多有「窮孩子出身」這一反差報道，好比中專生成了經濟學家之類。窮孩子出身的人一般心理素質不好，不如高官巨宦家裡的人從小慣見權謀玄機、軟血硬肉。所以，「出了大事的人」多為窮人的後裔。
有一位對我「走上反黨道路」頗為不解的人（他是打算一力提拔我的，「40歲干到副廳」也出自他口），後來在仕途走了下坡路，他終於說了一句明白我心的話：「你這傢伙太壞了，太滑了！真是『不可不用，不可重用』的那類人。」我頂了他一句：「你嫌我沒當上李真第二嗎？」
羅列此者，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堅信一點：要當好人，就別當官。
這也算我最後同情朋友的朋友李達昌先生的肺腑之言，這也是他終可「生還」的一次重大機會。至於老T的呼籲也非全為人情，實在不解官道玄機。據我猜測：達昌先生似乎有點省悟，不願再走出借人頭的路子，才導致今天結局。
至少，這是一個重大原因。
剩下的一句「廢話」寫給我的朋友老Ｔ：「要想升得快，就得幹得壞；要想得信任，就得黑了心。」
這是「占３送７」的政治學通俗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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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判博導省長，司法再傳醜聞
作者：鄭亦農（美國）
引言
四川省前副省長李達昌先生，失去自由已超過一年，做為他的好友及老同學，我無時無刻不在惦記他的案情。案發之初，也曾擔心他是否真有貪瀆行為。儘管我對他的過去知根知底，確信他人格高尚，作風正派，但如今官場，兩袖清風者實在難找，說不定他暗地裡也有貪污受賄之事？後來查遍成千上萬條報導，始終無法找到貪污受賄的任何線索。所有嫌疑罪名，都重複同一句話：「違紀挪用公款，造成重大損失」云云。
久而久之，我開始懷疑這個案子的真實性和公正性，於是同社科院老同學聯繫，想聽聽他們對本案的分析。他們認為，從已知材料判斷，老李並沒有從中漁利，但挪用公款數字巨大（最初公佈上 1000 萬美元，後落實為 430 萬美元），上面硬要抓他個典型，以瀆職罪判刑，誰也沒辦法。因此，大家都為他惋惜，說他的確是好人，但運氣不佳，碰在風頭上。唯一的希望，是將來上級能體諒他的功勞苦勞，再落實政策，緩刑處理或者提前保釋等等。如今一年過去，媒體暫時冷卻，但有跡象顯示，高層堅持要從重從嚴從快，製造另一個冤假錯案。經考慮再三，我決定冒冒這個風險（所謂替「壞人」說話的風險），反反這個潮流（冷酷無情和袖手旁觀的潮流），為他寫一篇文字，說幾句公道話。
我所瞭解的李達昌
1978年，我和達昌同時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系碩士班讀書。複試時同睡一塊北師大木板地鋪，入學後又住同一座上下床，學的同一專業。同窗三年，情同手足，往來密切，無話不談。我們都出身於貧寒門第，靠自己的刻苦，加上改革開放的歷史機緣，終於有機會進入最高學府深造。我們都希望以自己的學業專長回饋社會，服務祖國，振興中華。
後來風雲際會，達昌脫穎而出，從學界步入政界，一路升到副省部級，成為我班同學中的佼佼者。但他從不脫平民本色，說話不打官腔，生活不搞特殊。每次進京辦事，公務之餘，總不忘找老同學聊聊天，下盤棋，吃頓便飯。他因肝臟不好，從來不沾煙酒，對名利和享受看得很淡。90年代中期，我在美國曾經接待過他率領的一個四川商務考察團。那時他已出任四川財政廳長，手上掌握大量外匯。但考察團嚴格執行出差標準，只能住條件極差的汽車旅館。為了節省外匯，他還退掉自己的房間，在我家打了兩夜地鋪。我看他個人零用錢太少，連給家人買點小禮物都不夠，想送給他點美元。他百般推辭，只收下兩百，算是暫借，後來我回國訪問時，他還還了我人民幣。與此同時，我也接待過東北某考察團，雖然那些官員比他級別低得多，但能在首飾店數千美元地購買鑽戒項鏈，把美國售貨員驚得目瞪口呆。兩相對比，李廳長一行確屬於艱苦樸素，甚至有點寒酸。
他對尸位素餐嗤之以鼻，對權位更不留戀，一直想早點離開政界，再回學校教書。但數年之後，他居然從廳長升為主管經濟大權的副省長，讓許多人大感意外。後來才知道，那是兩會期間有限度發揚民主的結果。「既然群眾信任我，把我推向高位，我咋能讓他們失望呢？」後來，達昌用濃重的成都話，向朋友們解釋他陞官的原委。事實證明，他當財政廳長九年，副省長八年，勤政愛民，兩袖清風，走遍四川每個縣，為基層扶貧解困，給人民辦實事。在招商引資上建樹良多，確實是個學者型的好幹部。
去年秋天，突然傳來消息，說達昌從副省長位子退下，幾次向組織打報告，要求回大學教書，終於得到批准。一時間，「副省長回校當博導」「換一個方式為人民服務」等大字標題，充斥海內外媒體。我雖然對此已有心理準備，但沒料到媒體會炒得如此之熱。熟悉國內情況的朋友認為，過份炒做這條新聞，有可能產生負面效果，因為他違反了官場「潛規則」。出於關心，我趕緊給他寫了封長信，告誡他千萬不要再炒。我說，「副省長下台當博導，只有極少數人能做到。對於某些官員而言，除了當官，別的什麼也不會。媒體對你的褒獎，等於是對別人的奚落，甚至貶低，恐怕會讓人不舒服，不高興，甚至節外生枝」。
萬沒想到，我的信墨跡未乾，他便受到案件牽連，戲劇般地被清查，旋即鐺鋃入獄，失去自由，再次成為媒體的焦點。只不過這次換了口氣，什麼「 05 年頭號大案」「李達昌浮沉錄」「卸官從教難逃法網」等等。兩次炒做高潮距離如此之近，正負反差又如此之大，恐怕在中國新聞史上，罕有匹敵。
李達昌案概況
李案過程並不複雜。先有中川國際承包烏干達歐文電站工程，後因工程進展不順利，雙方出現爭議。為此，財政部撥款一億元人民幣給四川財政廳，要求以此為抵押，向銀行貸款一千萬美元，準備支付烏方索賠。後經談判，烏干達放棄索賠要求，但條件之一，是雙方繼續合作，再搞其它工程。在後來的中烏合作和公司重組過程中，李達昌「無視」財政部「不得挪用」的紀律，「擅自」批准挪用部分專款（ 430 萬美元），最後導致貸款無法收回，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消息說，在審理中川國際前負責人鄭安卡（後任四川省設備成套局局長）案件的過程中，發現多筆批款手續，由副省長李達昌簽字，於是牽連到李。李在成都被調查期間，省裡並未發現李有違法犯罪事實，於是決定不做司法處理。後來中紀委直接插手，事件突然升級，於05年年初四川兩會期間批捕李，並解送北京。先羈押在秦城監獄，後又移送北京市檢察院，設立項目，準備起訴。
一種說法認為，中紀委介入的幕後，是有重量級人物做出批示（或口頭指示），要抓個「挪用公款的典型」。而且據說，中紀委插手的案子，從來沒錯過。即使查不出李達昌的大錯，也要找個小錯，不起訴是不可能的，因為大人物的面子要緊。
幾個重大疑點
法律非我專業，故無法從司法角度對該案說長道短。但做為普通社會學者，對人治法治這些東西，也略知一點皮毛。現在不妨從情理入手，以常識判斷，對李案提出幾點重大疑問：
一，「中川公司」責任誰負？「中川公司」乃四川省直屬企業，當年投標烏干達電站，因情況不明承包基數太低，後又因管理不善而虧損纍纍，難以為繼。李達昌接手此工作時，那裡已經問題成堆，上級要求他執行中央和省裡指示，建好電站，解脫「中川」。為此，除了批款資助中川重組，已經別無其它選擇。到如今，中川問題的始作俑者，爛攤子的製造者，個個平安無事。替他們扶危解困的人，反倒成了罪魁。放火無責，救火有罪，是何道理？
二，批款決定出自誰手？李當時分工主管該項工作，由他簽字，合乎常理。但問題是簽字背後，既有主管省長和常務副省長的簽字同意，又有相關會議的集體決定。在中國行政體制中，集體領導或協商決策是條重大原則，似為慣例，完全由一人說了算的情況極少。如果涉及上千萬數目，又是國際工程，財政部還有明文，難道剛剛上任的李達昌，竟可一手遮天？別人都不參與決策？都被蒙在鼓裡？假如當時主意大家拿，決定集體做，但後來出了問題都推給他一個人承擔，這難道公平嗎？
三，行政紀律和刑法的界限如何劃分？中央專款不許挪用，本為常識。多年搞財政工作、而且十分小心謹慎的李達昌，應該比普通人更明白這條紀律。那為什麼後來又挪用了呢？其中內幕如何？真相如何？想必辦案人員不難從李本人口中得到答案。局外人看來，不排除幾種可能性：第一，當初專款是準備對方索賠，後經談判，對方放棄索賠，這筆專款原定的用途已不復存在。要麼中央收回另做它用，要麼經中央同意由四川支配，二者必居其一。假若談判成果（不索賠）功歸四川，那麼使用該款時，無形中給四川增加了同中央協商的籌碼；第二，烏干達放棄索賠的條件之一，是另組公司，繼續承包當地其它工程。這當然需要某種追加投資，因此，動用這筆款項，也算名正言順；第三，李達昌任四川財政廳長多年，曾長期同財政部打交道（俗稱「跑部錢進」），深知各省同財政部的往來規則。他或許沿用其它省市先例，因此才不認為動用款項會冒什麼政治風險。第四，即使「擅自動用」是個錯誤，屬於違紀，如果沒有個人利益動機，斷不至於觸犯刑律。挪用公款的事，哪省哪部沒有？對於一項工作錯誤，硬要繩之以法，難以服人。
四，批款後果的嚴重程度如何確定？另外，說他批款涉及金額龐大，所以才會有如此嚴厲的司法動作。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經不住推敲。這是個涉及兩國關係的經濟案件，牽扯到眾多政治經濟因素，無法單純用金錢數目衡量其嚴重程度，還必須綜合考慮當時的情況。即使上千萬無法收回，那也要看為什麼無法收回，是否有人中飽私囊？如今各地都有大規模形象工程，無效投資動輒上億，最後沉澱為銀行的上萬億不良貸款。除了個別嚴重的收賄索賄者外，沒聽說哪位高官因「決策錯誤」 受到過處分，更別說法律制裁了。
同理觀察李達昌案，李沒有受賄，沒有吃回扣，完全為了執行同烏方協議，在權限範圍內批准款項，用於重組公司和再搞工程。首先，他沒有越權，沒有改變專款的流向和使用目的，何來「擅自動用」？其次，問題出在公司負責人上。是他們欺上瞞下，「擅自」改變用款目的，拿去炒股，導致資金流失。如果李達昌對此知情不報，甚至包庇縱容，當然要承擔責任。但如果被蒙在鼓裡，那罪不在他。應該懲處的是非法濫用資金炒股的人，而不是依法批款搞工程的人。類似情況各地都有，為什麼其它高官可以不負責任，而李達昌就得承擔刑責？
五，如屬犯罪，如何確定犯罪動機？如果項目組真能查出李有任何個人利益輸送（包括賄賂、回扣、化公為私，轉移財產等等）行為，我們當然沒話可說。但如果確實查無實據，那又怎麼解釋他的「犯罪動機」呢？只要打聽一下李達昌為官的口碑，問問同他共過事的上級、下級、同事、朋友、同學，便不難判斷他是不是一個好官和清官。對於這樣一個勤於政務，廉潔奉公的好幹部，不想重用也便罷了，為什麼還要反過來打擊迫害他，讓他連「返校教書」這點願望都無法實現？這種做法是否太過分了？太殘酷了？主張嚴辦他的人，也不想想其它清官會怎麼看這個案子？會怎麼聯想自己的未來處境？難道中共高層不擔心好人會因此而心灰意冷，給共產黨撂挑子？甚至變得玩世不恭，同流合污，為淵驅魚，壯大貪官污吏的陣營？
錯判李達昌，更顯中共司法腐敗
表面上看，李達昌已經不像當年那麼重要。他雖然曾經貴為副省長，操過四川一省的財政經濟大權，但那畢竟已成過去，如今已經恢復一介平民的身份。即使給他造一個「冤假錯案」，倒霉的也只是他自己和家人。別說對於全國沒有什麼影響，就是對於他的家鄉四川，大概也不會引起什麼震動。再過幾年，人們也許會忘卻他的名字。
然而，我卻不這麼看問題。我將透過李案表像，看到比他家庭悲劇遠為嚴重的體制性問題，即更為深刻的潛在性危機。弄得不好，由此案觸發的信心危機，將像瘟疫般傳染給成千上萬各級官員，從而加速幹部隊伍整體的腐敗進程，最終禍及中共政權的穩定性。我的分析，基於以下幾點判斷。
首先，李達昌案的海內外影響不可低估。李達昌在國際國內的知名度，已經超越許多政治家和演藝明星。打開網絡Google搜索器，李達昌名下的新聞報導總數，已經超過42,500條。其知名度的積累，並非源自他以往的權力地位，而是源自前後兩次新聞炒做，特別因為兩次炒做的間隔之短，反差之大。不久李案結局之後，相信媒體至少還會有另一次炒做高峰。如果說，李達昌入獄之初，由於許多信息尚在封閉，因此外界的分析探討相對較少的話，那麼可以肯定，結案之後情況會大不相同。那時，消息的爆炸性將退居次要，後繼的分析追蹤將佔據媒體主流。李案給國人和外界一種什麼印象，會直接關係到中國政府和司法系統的聲譽。另外，李達昌長期負責四川省對台工作，曾經以副省長的官方身份應邀訪台，並在訪台期間引起過不小的轟動，在台灣和全球客家人中間形象好，人脈廣，影響大。如果錯判李達昌案，將給台灣人再上一課，讓他們進一步看清中國政治司法體制病入膏肓的腐敗程度。
其次，李達昌案的爭議性不可小看。李達昌辭官歸教的時候，國內外媒體曾經充滿頌揚之聲。而案發之後，許多媒體又調轉風向，一邊倒地給李達昌抹黑，甚至捕風捉影地稱他是「大貪官」。 這也難怪，因為「有罪推定」本是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傳統。但沒過多久，網上開始出現反駁聲音，認為從已公佈的案情，並不能得出李是「貪官」的結論。即便違紀批款是個錯誤，也不能抹殺他為官清廉的形象。我確信，本案的重判錯判，將會引發更多聯想。許多熟悉李達昌的人將會像我一樣，陸續站出來為他說公道話。
第三，李達昌案極為獨特的歷史地位。大多數受審的貪官污吏受到懲罰是罪有應得，老百姓拍手稱快。而李案的錯判，則屬於罪不應得，老百姓不但無動於衷，甚至會心生反感，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李是清官，認為「好人未得好報」，「共產黨不識好賴人」，不利於中共政權的穩定。
當然，從中央當權者的立場看，如今地方官員挪用公款、私設金庫、監守自盜者層出不窮，面對財金紀律蕩然無存的危險，確有必要抓幾個典型，敲山震虎，挽狂瀾於既倒。但可惜李達昌案沒有抓對，沒有抓到體制性弊端的痛處，反倒抓了一個勤政愛民，形象廉潔，而且已經成為普通教師的知識分子退位清官。在整頓吏治的關鍵時刻，抓一個本不該抓的錯誤典型，做一個本可避免的錯誤判決，其後果，不但無法挽救積重難返的官僚腐敗體制，反而有可能加速該體制的進一步瓦解。這樣一個生死攸關的「大案要案」，焉能不在中共法制史（甚至整個中共政權史）上留下獨特地位？
第四，對李案歷史信號的不同解讀。如果上述分析成真，可以斷言，李案所發出的歷史信號，絕對不可能像檢方設想的那樣，能讓其它官員引以為戒，從而剎住濫用職權挪用公款之風。恰恰相反，絕大多數在職官員，將會反其道而行之，從自身利益出發，對這一歷史信號，做出自己獨特的解讀（以下是我從不同渠道瞭解到的某些官員心理，在此分享）。
解讀之一：「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有官員表示，李案給他的最大教訓，是無論決策看上去多麼正確，對國計民生多麼重要，凡日後需要承擔責任的字，死也不能簽。遇事集體討論，自己決不拿意見，更不能堅持意見。要簽字眾人一塊簽，還要保證有上級主管的書面認可，以便有據可查，天塌下來大家頂。按照他的說法，其後果必將是行政效率的大倒退，凡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使政府日常公務難以運轉。近幾個月來，這種情況已經在四川發生，人們稱之為「李達昌現象」。
解讀之二：「官僚體系，只進別出」。還有官員表示，李達昌違背了共產體制的另一個潛規則，那就是「只進別出」，千萬不能標新立異，宣揚什麼「換一種方式為人民服務」等等。要學會按別人的腳印走，讓你去人大政協，就去人大政協。只要留在體制之內，無論怎樣尸位素餐，無所作為，安全係數也大得多，像批款這類屁事，根本就不算事。共產黨整人，往往投鼠忌器，不願物傷其類。李達昌之錯，在於金盆洗手，製造了差別，令別人臉上無光，無形中把自己放在一個最易受攻擊的脆弱地位。如果此君所言不虛，那不等於鼓勵官僚體系的終身制嗎？難道官方「改革終身制」「幹部能上能下」之類的宣傳，都是說說而已，千萬不可當真？
解讀之三：「利益均沾，結黨營私」。更有官員認為，李達昌之錯，主要錯在清高上。以他的設想，如果李當時收取回扣，把其中一半轉移海外，再用另一半打通上下關節，讓所有知情人結成「利益共同體」，本案絕不會暴露。萬一有事，也會有人出面遮掩，承擔集體責任，從而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達昌畢竟書生氣十足，不諳官場潛規則，沒有營造自己的圈子和利益共同體，所以沒人替他說話，只好自認倒霉。因此，即使中紀委查不出罪證，恐怕從維護自身「正確性」出發，也把小錯誤上綱成大問題定罪。當然，我無法確知，這位官員的看法，能夠代表多少高官的內心世界。如果多數官員都持這種心態，那麼集體貪污和法不治眾的擴展速度，從此便可想而知。
總之，李達昌案件的悲劇性收場，將危及官僚體制目前已經十分脆弱的道德堤防，令親痛仇快，嚴重打擊少數清官好官僅存的一點正氣，極大助長多數貪官庸官已無可救藥的歪風，最終危害到政權和社會的穩定。但無論如何，李達昌案在中共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似乎已經成為鐵的事實。
來源：新世紀(4/10/2006 7: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