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6日訊】 一 越講道德越沒道德的中共官場
今年的中共兩會期間，在政協會議分組討論中，中共黨魁胡錦濤突然大談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羅列了八榮八恥，被外界輿論視為「保先活動」的繼續，是衡量「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道德綱領，並被寫入《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政治決議》：「會議認為，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本次會議民盟民進聯組討論時提出的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非常重要、非常及時，與會全體同志熱烈響應，並認為，『八榮八恥』論述精闢，內涵深邃，體現了中國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應該使之深入人心，成為規範，蔚成風氣。」
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八榮八恥」教育運動在全國展開，中共各部委和軍隊各總部，全國各省市和社會各界紛紛表態，讚美黨魁胡錦濤的欽定道德。中共組織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中共組織認真學習貫徹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並把實踐「八榮八恥」作為幹部考核評價和任用的重要標準；中共宣傳部、文明辦發出在全國範圍組織開展宣傳教育作出安排部署的通知，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強調努力踐行「八榮八恥」推動全社會文明風尚，使之成為引領社會風尚的一面旗幟；團中央號召全國青年做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先鋒；教育部部長周濟表示要把「八榮八恥」要引入課堂和學生頭腦，讓「八榮八恥」貫串整個教育過程中，達到入眼、入耳、入腦、入心。小學生譜寫的《榮辱歌》已經在全國中小學傳唱，人大附中學生會的同學們把親手製作的「八榮八恥」便攜式卡片發放到了全校每一位同學手中，號召大家爭做「少年君子」
各大媒體紛紛發表文章、開辦專題，中央電視台開始在每天新聞聯播的黃金時間道德楷模的事跡，與配合「保先」教育的「時代先鋒」，甚至還有「10歲『小記者』跑兩會 向政協委員問『榮辱』」、「悉尼華人華僑對『八榮八恥』引起強烈共鳴」這樣的新聞標題；大渡口中華美德公園將雕刻「八榮八恥」，作為該公園的標誌性景點。網絡上出現以下專題：八榮八恥進社區，八榮八恥講話，什麼是八榮八恥八榮八恥具體內容，八榮八恥宣傳，八榮八恥體會，八榮八恥是非明，八榮八恥心得體會，八榮八恥學習。
在一個道德敗落的時代呼喚榮辱感本沒有錯，但由黨魁為全黨全國全民來欽定道德，非但無法解決當下中國的精神荒蕪問題，反而將貽害無窮。許多人把現在的道德淪喪歸咎於改革開放，正如把兩級分化和社會不公歸於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一樣。自由放縱著物慾，市場敗壞了人心，似乎根治兩極分化和道德墮落的唯一出路是回歸毛澤東時代，似乎只有禁慾主義、平均主義和苦行僧，才能保證人心的純正。大都以「愛國主義」面目出現，在互聯網提供的虛擬空間裡，理直氣壯地對「自由」實施著語言暴力和詞句猥褻。然而，言詞的激烈並不能掩蓋人格的懦弱，最下流最無恥最暴虐的網絡語言常常是蒙面懦夫所為。
1949年之後，每次黨魁出面欽定道德，都要利用獨裁權力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和鋪天蓋地的宣傳。現在，胡錦濤的「榮辱觀」一提出，其社會動員和輿論宣傳的方式，已經很類似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文革時期了，恍如回到狂熱的個人崇拜時代。惟一的不同在於：與鄧時代的「三熱愛」相比，胡錦濤榮辱觀更強調「愛國主義道德」，取消了「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而只留下「愛國之榮和害國之恥」並排在首位，再次說明中共現政權把民族主義作為新意識形態核心。
胡錦濤提倡的「八榮八恥」與此前的「保先」活動一脈相承，是為了加強中共的思想教育，遏制中共官場愈演愈烈的腐敗。但是，由黨魁為全國全民欽定道德，來自毛澤東極權時代的強制道德，最終落得道德高調唱盡而缺德壞事做絕。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證明，無論中共高層如何強調反腐敗、如何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都無法遏制腐敗愈演愈烈、道德日益墮落、信仰完全喪失的靈魂荒漠化。比如，就在胡錦濤欽定新道德的兩會上，「兩會綜合症」恰恰是對「八榮八恥」的反諷。比如，「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但中共兩會每年都要揮霍掉50多億；「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但兩會期間代表們享有的種種特權和籠罩北京城的恐怖氣氛，恰恰是官權的違法亂紀。無怪乎在湖北省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無黨派人士王福霖委員坦誠地說：「每年『兩會』都花不少錢，警車開道，名為莊重，實則擾民，每天的伙食費就上百元，這讓我們政協委員於心不安。」王教授大聲疾呼應降低會議成本：「完全可以降低標準，主要是把會開好，開出成效。成本太高，我們也於心不安啊。」
也有全國政協委員在此次兩會上透露：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一年裡，中共官員的公車、招待、出國等花費，竟高達7000多億元人民幣，而2005年中央財政建設新農村的資金投入才3000多億元。
中共最高檢察院院長賈春旺的報告透露，2005年檢察院全年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1,449人，並對30,205人提起公訴。其中，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99人，廳局級幹部196人、省部級幹部8人。此外，還有9,117名國有企業負責人因涉嫌挪用及侵吞公款而被立案調查。
看到以上數字所凸現的現實，任何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都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即便胡錦濤在「保先」之外加上「榮辱觀教育」，也根本無法拯救中共官場的腐敗。想當年，江澤民政權也在依法治國之外加上了「以德治國」，並發佈多個決議和綱要之類的聖旨。換言之，遏制官場腐敗和全社會道德急遽敗壞的趨向沒有錯，但胡錦濤顯然開錯了藥方。他不思從制度改革上入手，不從根治權貴集團普遍腐敗上著眼，反而再一次利用特權祭起了專制主義的欽定道德標準的陳腐旗幟，企圖靠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強制來重建社會的道德秩序。但是，無論這類欽定道德管不管用，中共黨魁已經養成了這樣的道德傲慢，總想扮演集法統和道統於一身的先知型救世主，利用獨裁權力來向全國民眾推銷黨魁的道德說教。
二 欽定道德本身是最不道德的權力狂妄
在人類文明進化的歷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設、改進、創新和完善，皆是自發演進、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個完美的統治者、思想權威或道德教主創造並頒布的。文明越進步，政治權力對思想和道德的強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統治者都無權把某種思想或某種道德欽定為唯一權威，無權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向社會進行強制性灌輸，無權為維持其統治權力而強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權力必須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採取中立態度，讓思想和道德在多元化格局中，通過自發的自由競爭進行交流、對話、包容、滲透、融合，才會使一個社會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斷的思想創新，才會使人類在優勝劣汰的公平自由競爭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創造活力。
而在中國，一方面，中國古代就有皇帝欽定禮儀的聖諭傳統，對中國人的精神毒化可謂源遠流長；歷代帝王們都企圖把道統置於皇權法統的主宰之下，以最高皇權為衡量一切的標準，通過發佈聖諭來為民眾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聖諭，把各類禁令和各種禮儀昭示天下，真是「一覽眾山小」，一權天下威，一人天下父。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從唐太宗的「貞觀禮儀一百三十八篇」到宋太祖的「禮儀詔」，翻開二十四史，中國古代皇權欽定禮儀之繁複，令我不敢想像。比如，朱元璋統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權管制之寬之嚴類似於毛澤東時代的大陸，比如，朱元璋的「聖諭」規定，從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為幾十個等級，皇帝、皇太子、親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為士農工商；女人從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級也有幾十層；層層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森嚴的等級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節慶宴請等所有生活的細節，明太祖洪武三年對服飾定制：樂妓衣飾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在農人與商人之間也規定了嚴格的服飾界限：農人衣飾由紗、絹、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紗做衣服。農家有一人從商，全家都不能用紗製衣。洪武二十年對民房的定制：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此類規定即是法律，違者必受刑罰，重者可以因穿衣蓋房而喪生。生活於這些欽定禮儀中的國人，還有什麼個人和自由可言？真真是「專制到細胞和靈魂」。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又用馬克思主義的高調道德觀對中國人進行了五十多年的洗腦，其毒化功效決不次於魯迅眼中「吃人」的禮教。馬克思虛構一個在道德上最純潔的無產階級來領導人類，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創建完美的人類未來；列寧又進一步把這責任賦予了靠暴力革命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毛澤東更是發表過一系列高論，什麼痞子運動就是好！什麼滿手老繭的工人心最紅、農民腳上沾滿的牛糞最香。當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烏托邦紅遍大半個世界之時，共產國家的階級滅絕與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共同構成了二十世紀人類的最大災難。而當共產烏托邦崩潰之後，當列寧式的先鋒隊蛻化為自私的特權集團之後，巨大道德空白的出現便不可避免。
凡是頑固堅持專制統治的獨裁者及特權集團，都患有嚴重的「自我認知障礙綜合症」。他們個個都是狂妄之徒，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確，習慣於為社會為民眾欽定思想權威和道德標準。這種陳腐而野蠻的權力狂妄，是對人的自由及尊嚴的蔑視，這樣的統治者除了絕對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當作無獨立能力的依附者──無思考能力和選擇能力的弱智者或殘疾人，把一個人代替眾生進行思考和選擇視為賜福於民，因而也就把剝奪人的自由的思想權利和選擇權利視為理所當然。一言以蔽之，欽定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因為它只能早就主奴道德。
所以，胡錦濤的欽定道德，只能讓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訓政」和「新生活運動」，想起毛澤東時代的「學雷鋒」等一系列再造共產新人的道德運動，想起鄧小平時代的「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想起江澤民時代的「以德治國」運動，以及數不清的《加強黨風建設決議》，《愛國主義教育綱要》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
事實上，最高權力者為全國全民欽定道德的傳統，可以說是中國幾千年獨裁體制中最腐朽的傳統——獨裁者的權力狂妄綜合症。誰握有最高權力，誰就具有絕對的道德優勢，甚至就是擁有惟一正確的道德，因而誰就具有資格做道德教主。而獨裁者的欽定道德，又必須利用政治權力來進行行政強制和輿論灌輸，它本身就來自最不道德的強制性主奴關係——除了接受欽定的標準之外，個人就別無選擇。所以，它只能扼殺人的獨立性自主性創造性，而培養出惟命是從、唯唯諾諾、麻木不仁的奴性，最終落得道德高調唱盡而缺德壞事做絕。即便在這樣的欽定道德體制下能夠培養出無數個 「雷鋒」，那也至多是「忠誠的奴隸」，是獨裁者操縱民意的「工具」。也就是說，欽定道德及其輿論宣傳所奉行的統治邏輯極為陳腐，與現代人類文明毫無共同之處。
在如此森嚴的等級制之下，中國人已經徹底喪失了被剝奪自由的恥辱感，每個人從未把自己當作人，統治者沒有，被統治者也沒有。所謂「人」，在中國古代的哲學中僅僅是區別於獸禽的稱呼，而一進入社會，便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妃……就是沒有人。所謂歷代之改制，也從未觸及特權等級制和欽定道德的傳統，而僅僅是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統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視眾生甚至完全無視人的制度下，居然無人對此制度提出過根本的質疑，無人把人本身的權利作為其思想的基礎。
但是，不管怎樣，古代帝制還有法統和道統的某種分離，儒生集團對道統還具有解釋權，天道原則還多多少少能夠約束一下皇權。到了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列寧式改造以後，他首創一個民族、一種主義、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也就是道統和法統完全合一的個人極權，三民主義與黨魁權力集中在一人身上。這也是孫中山留給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共同遺產。
中共在野時，毛澤東就通過延安整風在黨內完成了道統和法統合一的黨國體制。1949年中共掌權之後，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統的最高權力又代表道統的最高權威，從毛思想到鄧理論至江學說再到胡道德，莫不如此。古代帝制的欽定道德的手法，遠不如當代獨裁統治的輿論造勢手法之荒謬，毛澤東時代乃是這類荒謬的極致，其鬧劇餘韻至今猶在。文革時林彪提出的學毛著運動──「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也很像「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點石成金之中世紀巫術。我在讀中小學的時候，經常被迫參加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凡是上台發言的人，幹部管理、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學生學習、軍人練兵、知識分子搞技術革新……都是在最困難最灰心最沒有希望的時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於是，所有的困難迎刃而解；每一位學毛著的先進人物都要講到：在私心萌動的關鍵時刻，忽然默念偉大導師的語錄，於是，轉念之間就成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者。
當下中國的所有極端的不道德行為，都曾在毛澤東的極權時代受到來自最高領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勵，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野蠻和殘忍、下流和委瑣、謊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惡的大爆發，只不過當時的人們被紅色革命所席捲，並不認為那就是人性之邪惡，甚至直到今天，文革中的大小造反派們也不肯自省，參與抄家打人的紅衛兵也沒有向受害者表示歉意。這一切野蠻和良知缺席，皆在恐怖政治的壓力和虛幻烏托邦的迷惑之下，直接服務於絕對極權制度的日常運行。獨裁者毛澤東為這些人性邪惡的宣洩提供了某種人治秩序——週期性再造共產主義新人運動和一系列政治運動，造成人性墮落的週期循環。這種週期循環又是與獨裁者的生理及心理紊亂之週期，也是與絕對權力的痙攣週期相協調的。毋寧說：當一個沒有任何道德自律的野心家在毫無約束的制度中執掌了絕對權力之時，他就可以毫不臉紅地自稱是「和尚打扇無法無天」的獨裁者，可以無所顧忌地交替採用放縱和壓抑的手段，把億萬懦弱、野蠻和愚昧的人群作為政治工具，只為了滿足他一個人人性的狂妄、邪惡和陰暗。
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人性墮落的積累，包括學雷鋒運動中的大吹大擂和指天發誓，數不清的大小政治運動使全社會的不講道德積累成日常的習慣性行為，它可以在任何解禁的時期和領域爆炸性地凸現。壓抑人的正常物慾和放縱人的畸形破壞欲、攻擊欲的毛澤東時代一旦解體，鼓勵一切向錢看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慾解放出來，但是毛澤東以革命和造反的名義所製造的無賴精神卻沒有任何改觀，它又在新一輪的金錢夢中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現在大陸社會的全無信譽的道德混亂狀態和文革時期全無任何自律的打砸搶造反行為，其內在精神乃一脈相承。我們習慣了說謊、背叛、仇恨和暴虐，習慣了一切皆由領袖、黨和國家負責的生存方式，誠信、愛、同情和個人責任感便無從談起。換言之，獨裁政治培育仇恨和陰謀，鼓勵說謊和無恥，造就懦弱和暴虐，縱容無賴和狂妄，養成自私和無責任感，政治無恥用之於商場就是全無商業道德。
正因為獨裁者為全民欽定道德是濫用權力，而濫用權力必然是反道德的，所以，胡錦濤的「榮辱觀」，與其說是為了從思想上道德上遏制腐敗，不如說只是為了突出胡錦濤本人的道德形象，「愛國等於愛黨」，愛黨等於愛「胡總」；與其說是為大陸社會的道德建設指出了方向，不如說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現狀愈演愈烈。
2006年4月2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首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