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增:煉獄文革 又到文革

--與胡平先生等共同商榷

王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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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對於今日三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人來講,文革的瞭解,都只是聽家長或者是老人講的,自己並沒有親身的體會。但是,做為中國的歷史,尤其是共產黨來講,則是無法消失的一個印記。直到今日,對文革的評價,仍然各說不一;所以,正值文革爆發四十年之際,我想談談我對文革的個人的意見,以供各位不同意見者,共同探索,求得共識。

1966年5月16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的日子,在這點上一般沒有太大的爭論;但是,如果說這一天就定為開始之日,我認為還不太確切;為此,我準備分為以下幾個部份,來敘述。

一、文革的起因:

不少人說:毛澤東懷疑中共中央出了赫魯曉夫,所以要發動文革,利用群眾運動,揪出劉少奇等黨內一些最高領導人,以穩固它的專治獨裁的統治。這個觀點,我認為值得商榷。

要正確解讀文革,首先要解剖的是共產黨的性質。雖然,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起家的,而且宣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農民群眾為基礎的,世界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說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這是公開的欺世惑眾;但是,說以農民群眾為基礎,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因為在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中,真正的工人,幾乎是零!裡面除了毛澤東這個畢業於湘潭師範的中專生(舊知識份子),就是朱德式的舊軍人。至於王明、周恩來、鄧小平等,則是留過學吃過洋墨水的人。所以說,共產黨根本就不是甚麼工人階級領導的執政黨。但是,說它是農民黨,這倒也不為過。

因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家庭,都是地主出身,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身上都帶有自己階級的烙印;尤以毛澤東身上,農民烙印為甚。所以,共產黨的革命,其實就是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沒有任何本質的差別!共產黨宣揚的馬列主義,那只不過是同太平天國的上帝會、黃巾軍的天地會一樣,打著個晃子欺騙人民以充救世主罷了。不信,大家可以去翻翻《毛澤東選集》看,究竟老毛有幾處是引經據典地選用了馬列的段落,來論證自己論述是正確的?!一看就可以全明白了。

毛澤東死後,央視專門拍攝了毛澤東的臥室,一張大床上擺滿了書,然而,除了《左傳》、《春秋》……等等從國家圖書館裡搶來的,永遠不歸還的古籍外,竟然沒有一部有關馬列的著作。

世界上哪裏有如此信奉馬列者,身邊竟然沒有馬列書籍的,豈非怪事?這就像一名機械工程師,身邊少不了有關機械的著作,基督徒少不了聖經,法輪功少不了《轉法輪》一樣;絕對讓人不可思議!……

所以說,毛澤東充其量只不過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

既然毛是農民暴動的領袖,那麼它身上就必然帶有自己階級的烙印;而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中國歷代的帝王將相歷史的研究,是有深厚的基礎的,正基於此,它就一直抓住軍權始終不放;以致於為它獨霸大權,打下了基礎;也因此埋下了大搞歷次政治運動禍根。

文革的真正起因,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向毛澤東遞交萬言書力陳大躍進、大煉鋼鐵所造成的國民經濟大倒退;人民公社幹部虛報產量,強徵暴斂致使農民口糧被搶充公糧,有的公社,竟敢把農民第二年的種子糧也都強行拉走;從而造成不少農民無糧鋨死的慘重後果!

但是,自比秦始皇的毛澤東,不僅不接受別人提出的批評意見,反而將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洲等黨內高級幹部打成「反黨集團」!更株連了跟他們所屬的一大批幹部。從而引起了黨內許多高層幹部的不滿和恐懼。加上從1959–1962年,連續三年的人禍的災難中,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為了把災難降到最低,於是發動人民自救,在農村實行了三自一包的聯產責任制,同時開放了自由市場;這一切有效措施,雖然在災難中仍然有人死去,但是畢竟還是使絕大多數人,闖過了生死關口,挺了過來。而在此期間,毛澤東也知自己責任重大,於是退居幕後;在這三年中,明明經常在新聞媒體頻頻亮相的毛澤東,卻幽靈般的,連一張照片也不見了。這樣一來,便使毛澤東的權威,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非常明顯,此時的毛,在共產黨中央內部,顯得異常孤獨;據當時流傳到社會上的消息稱:「周恩來一票定乾坤」,即:廬山會議期間,在決定下屆總書記一職時,中央政治局七人中,毛澤東的三票是毛澤東自己先舉手,然後朱德及另一名陸續舉手;而劉少奇一方,鄧小平等同時舉手;原先準備棄權的周恩來最後舉手投了毛澤東一票;結果毛以微弱多數,決定了他的總書記大權在握。……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毛澤東肯定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皇權汲汲可危了!然而,毛澤東畢竟沒有全部再獨霸大權,它的國家主席的大位,終於還是讓給了劉少奇。三權變成了兩權,它豈能甘心?!

正因為它的皇權受到巨大的衝擊,才使它開始下決心,搞一場大的運動,來把劉少奇們全部清除出去!

以上時期,應該是文革的潛伏期。

恰恰在六零年三四月間,歷史學家吳晗,在《人民文學》和《收穫》上,發表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品,這就給後來的發動文革埋下了製造藉口的伏筆、只是由毛澤東等促成的人禍災難,還沒有過去,毛還不太敢立刻動手罷了。

二,文革的醞釀期:

1962–1963年間,是國民經濟開始恢復階段,也是人禍災難後的一個比較寬鬆的時期;城市工廠也同農村一樣,實行了產包制,由於有了計件和獎金,工人收入明顯增加;文學藝術方面,也恢復到1956年以前的比較自由的階段;如:連一直被共產黨批判為賣國主義的京劇《四郎探母》和批判為宣揚為封資修的《大劈棺》等,也重新登上了舞台;全國上下又開始向欣欣向榮方向轉化。

毛澤東經過幾年的幕後蟄伏,認為清算三年的「資本主義路線」的時機到了;於是,首先在農村搞起了「四清運動」,推出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十條》,又稱前十條。在這十條中,明確指出了:三年『自然』(應為人禍)災害期間,農村出現了資本主義回潮……,投機倒把,買空賣空……幹部貪污集體財產……等等;要在農村中,揪出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然而,這十條規定,在共產黨中央,引起了強列不滿;於是毛澤東在重新整合意見後,又共同推出了一個十條;即後十條。此即為四清運動的開始。

到了1964年春,農村四清運動,並沒有取得毛澤東予期的效果;毛並沒有拿到多少能整倒劉少奇們的第一手材料;於是,又推出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改造二十三條》,並把這二十三條,引到了城市各個單位,在各單位組織學習,並逐步開展運動。

二十三條開宗明義地指出:要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不可變動的主題!

其實,早在1958年前後,劉少奇就讓王光美在農村搞了一個試點:桃園經驗,而與他同步,毛澤東也令江青在山西樹立了一個大寨樣板;他們動用國庫,各自為自己的樣板大唱對台戲。

此時,兩派相持已經明顯地擺到了前台。我們先不管兩個經驗是甚麼貨色,只從這兩台針鋒相對的大戲,就可以觀察出,究竟中共中央有沒有矛盾,這個再明顯不過的事實了。難怪當時我的一位在市裡工作的朋友說:「中央一定是意見不統一,互唱對台戲。」

其實,這正是一場巨大的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奏曲!

三,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展開的:

從1968年傳達的文件中得知:1965年夏,江青奉毛澤東之彌命,到上海找到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柯慶施,命令他找人寫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稿;柯找到了姚朋子(此人系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的兒子姚文元;由其執筆,於1965年11月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題目,刊登在上海文匯報上;然後下令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北京日報》上刊登。然而,一直沒有下文。

而此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毛澤東回北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毛予感到可能要發生讓它下台的「政變」(其實,當時是討論有關文化革命如何開展的問題,也當然要舉手表決;屆時毛還真有可能失去總書記的大權),於是它堅決不予理睬,反而躲藏在南方它的行宮內,發號施令。繼續向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施壓,逼迫彭刊登《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因為毛澤東畢竟還是現任總書記,彭真自知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毛澤東抗衡的。於是,彭在毛的壓力下,只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評論員文章。

由此,毛澤東終於找到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它大肆指責北京在黑後台的指揮下,把北京市委「變成了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並公然指責說:「……中國出了兩個司令部,一個是我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個是***指揮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它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完全是原話)。……

到了此時,人們心中已經知道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司令」,必是劉少奇無疑了;只是還沒有到公開叫出來罷了。

1966年4月,各大院校駐進了工作隊,繼續貫徹執行《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二十三條》,開始了製造敵人的運動。像反右鬥爭一樣,抓住一些教師言論上的「問題」,公開批鬥關押,把鬥爭的矛頭,直接引向了社會。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通知,一場震驚中外,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學講師聶元梓反迫害的大字報號召下,頓成燎原之火,燃遍了中國各大院校!

…………。

「趕走工作隊,繼續鬧革命!」「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工作隊在毛澤東的命令和師生的遣責聲中,狼狽地撤出了各個單位。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刊登在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的頭版左上方,最醒目的位置上: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澤東。」

至此為止,一場禍國殃民的,明火執仗的破壞中華五千年文明遺存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無法壓制地爆發了!

四,關於文革結束的時間問題:

有不少學者認為:文革結束的時間,應為三年後的1969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我不認同這個觀點。原因如下:

事件的結束,要具備幾條件:

(一)始作俑者,被阻止了犯罪的繼續。
(二)始作俑者自己宣告結束,並實施了有效的結束行動。
(三)受害者不再反抗,加害者停止了加害,並主動等待法律的懲罰。
(四)在外力作用(例如罪犯被逮捕,或許死亡),加害者無法再犯罪。
…………。

綜上所述,直至四人幫及其爪牙全員覆滅,文學藝術作品仍然絕大多數被禁止閱讀,樣板戲八個再加上《杜鵑山》,也不過十幾個可以演出;這怎麼能算結束了呢?

就迫害來講:如《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1974年仍然被逮捕入獄,直到1977年初,在胡耀幫的直接干預下,才從鬼門關中,奪回一條性命!其實,豈止如此,尚有以下情況,可以證明:

(一)文革根本沒有結束,從外表上看,大型的迫害少多了,小型的迫害仍然在繼續;江西的李九蓮被害,再被奸屍!受到株連者成百上千人之眾;遼寧的張志新就因為對毛澤東的倒行逆施說出實話,而遭遇割斷喉管,然後槍殺!……更有多少不知姓名者,在毛魔淫威下,無辜喪命!那真是陰風勁吹,冤魂遍地啊!……

(二)雖然知識青年下鄉上山,但社會秩序並沒有得到恢復;社會上的打砸搶並沒有結束,四川廣西等省仍然時有武鬥發生,甚至於有持槍武鬥現象發生。人們不會忘記1976年12月福建那武鬥的槍聲!!

(三)學校復課,但是根本不是真復課;幾乎所有的中學生都不正規上課;願來就來,願走就走。「鬥、批、改」,只有『鬥』在繼續。

(四)工人上班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工作時間織毛衣,打撲克沒有任何約束;報紙天天讀,你讀你的,我睡我的,你讀完了,我睡夠了。

(五)也是最重要的,直到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才被取消;在此十年中,毛澤東的指示沒有停,四人幫也一直在前台挑動天下大亂;直到1976年春,江青還在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這怎麼能說是1969年、或者1971年文革就結束了呢?!

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存在,能說明文革結束嗎?!?!

如果說有甚麼不同,也只能說是大規模的迫害運動變小了;但是,造神運動仍在繼續,毛澤東的「說話就是宣傳!」的指示仍然暢通無阻的貫徹,有關文化產品,絕大多數仍然被嚴加封鎖。人們仍然生存在文字獄、嘴巴獄無邊無沿的怨海中。……

1976年四五事件的發生,正是中華民族為砸爛這些枷鎖的最強的先聲!!

1976年十月六日,這一天的震世之舉,才是真正結束文革罪惡的驚雷!

毛澤東死啦!
四人幫抓起來啦!!……
文化大革命結束啦!!!……

聽!!人們奔走相告,歷史已邁入了下一個進程!!

但是,任何人也沒有想到,下一個進程,竟然迎來的是1989年的六、四!!任何人也沒有想到,竟然迎來的是1999年的六、一0!!竟然是活體劫奪中國同胞器官的法西斯共產黨!!!!

苦難的中國啊!!!

以上文字,僅與胡平等先生商榷。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指明,本人不勝感謝。

旅日華人 王天增 寫在文革爆發四十週年前夕

2006.5.14 於東京@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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