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我們在工作中應該記住的，需要是這樣一句話：“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法國歷史學家勒費爾）。換言之，假如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即努力地“解釋事故”，那已經是極其難得。而這顯然困難重重，所需依憑的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記錄，記錄；越來越多的記錄，方方面面的記錄；那一個個“事故”才會從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敍述中，以無數個“偏”，漸漸地概括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全”來？——摘自我的採訪筆記。
一，背景
自從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來”，“一條金色的飄帶”就“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了。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紅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過地說明了這半個世紀來北京和西藏的特殊關係。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發出文化大革命的號召，這場紅色恐怖狂飆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於是風起雲湧，震盪無寧日。
西藏有了紅衛兵，在“破四舊”的風暴中，以寺院為象徵的傳統文化成為必須砸爛的目標，於是紛紛被革命的“鐵掃帚”一頓橫掃，淪為廢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過去的“三大領主”（這是中共給予傳統西藏的政府——噶廈、寺院、貴族的專用名稱），其中相當一批曾被中共“統戰”，是著名的“愛國上層人士”，卻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難逃被專政的下場。西藏也和中國各地一樣，有了起先“文鬥”繼而“武鬥”的造反派，分化為彼此水火不容、其實性質相同的兩大派：“造總”（全稱是“拉薩革命造反總部”）和“大聯指”（全稱是“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
“造總”是當然的造反派，“大聯指”被視為保守派，兩派各有學生、居民、工人、幹部和農牧民，各有藏人和漢人，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來說：“親不親，派來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後由中共軍隊嚴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風也猛烈刮向並非真空的軍營。由於“造總”把造反矛頭徑直對準彼時集西藏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土皇帝”張國華（是1950年解放軍進藏主力部隊十八軍的軍長，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兼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而“大聯指”堅決捍衛張國華，支持“大聯指”的軍人遠遠超過支持“造總”的軍人，甚至在軍隊內部的高層中也是這樣。
逐漸地，兩派向各地區、各縣甚至鄉村和牧區發展，除了與鄰國接壤的邊境地區被責令不准參與“文革”（當時中共規定，西藏71個縣當中的25個邊境縣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錯那、亞東、聶拉木、吉隆、普蘭等城鎮和邊防要點），西藏其他地方都捲入到兩派紛爭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幾乎人人都面臨著不是“造總”就是“大聯指”的選擇，能夠超然物外的很難做到。
從1967年5月起，西藏兩派的武鬥正式開始，持續時間超過兩年，其影響之深，破壞之大，遺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總結的。
為了使陷入癱瘓狀態的國家機器恢復運轉，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澤東的指示），讓軍隊接管各級政權，於是整個中國進入軍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於1967年5月11日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向各地派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並且深入到廣大農牧區，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從許多事實來看，軍事管制並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軍隊的推波助瀾，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複雜化，進入更為緊張和可怖的時期，有研究者把軍事管制下的西藏稱為近代“最黑暗的一頁”。
二，疑問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發檔《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西藏地區文化大革命應該注意的問題》，特別強調軍隊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眾組織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員會、西藏軍區保衛邊疆的一切規定和命令，保衛部隊戰備、指揮正常進行，不得衝擊部隊和指揮機關、攔截軍車、搶奪武器和部隊物資等”。由此可見，彼時軍隊與所謂的“革命群眾組織”已經發生了不少面對面的衝突（但在“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為“在西藏……起了很壞作用”，西藏自治區黨委報請中央建議撤銷，並公開向群眾宣佈。——見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所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區、拉薩市郊縣、日喀則地區、那曲地區等地相繼發生較大規模的暴力事件。據《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記載：“5.20 邊壩發生反革命暴亂事件 一月底，邊壩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 產黨、不要交公糧、不要社會主義’的‘三不’反動綱領；繼而又建立‘四水六崗衛教軍’，和所謂‘翻身農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襲擊縣委機關，打傷幹部職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兩千餘人襲擊縣委機關，奪縣革委會的權，搶走縣革委會各辦事機構公章。接著，又幾次襲擊邊壩縣、區機關和軍宣隊，搶劫縣人武部武器彈藥，炸毀軍宣隊住房，打、搶、燒、殺達十七天之久，打傷幹部、戰士上百名，還進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蠻手段，殘害致死幹部、戰士五十余人。
“6.13 尼木縣發生反革命暴亂事件 尼木縣一反動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並呼喊口號，煽動群眾圍攻、毆打軍宣隊，軍宣隊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廟殺害基層幹部積極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當時局勢被認為十分嚴重，主要是因為在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軍軍人，而不同於這之前的武鬥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為之暴怒，下令軍隊進行武力鎮壓，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據《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記載：“9.25 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區的反革命暴亂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會關於一些地區發生反革命暴亂的報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區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利用民族情緒，宗教迷信，煽動脅迫群眾搶劫國家和群眾財物，破壞交通，已完全屬於反革命性質‘。必須’採取斷然措施，決不能讓其蔓延‘。西藏軍區據此下達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記載中，這一系列事件被稱為“反革命暴亂事件”，但在當時卻被定性為“再叛”（再次“叛亂”），軍隊是以“平叛”的名義進行鎮壓的。所謂“再叛”，是相對於1956年—1959年整個藏區發生的藏人武裝反抗中共政權而言的。那次“叛亂”導致達賴喇嘛及西藏噶廈政府流亡印度，數萬難民隨之出走。那麼，十年之後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亂”？何以官方要改變口徑，將文革時期認定的“再叛”改為“反革命暴亂”呢（事實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園”的陳列室裏，仍然將“尼木事件”歸為“‘兩九’叛亂”，所謂“兩九”指的就是1959年與1969年）？“叛亂”與“暴亂”雖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質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薩採訪了當年“造總”總司令陶長松，據他披露，將“再叛”改為“反革命暴亂”，是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後改做的決定。那麼，在這一轉變的背後，到底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呢？
當時西藏自治區共有71個縣，被牽扯進“再叛”的縣有52個（18個縣被定為“全叛”，24個縣被定為“半叛”，還有一些縣是“預謀叛亂”），占74％以上，涉及的人員之多難以計數。雖然“平叛”的軍事行動在1969年底結束，但“平叛”擴大化卻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陶長松至今仍然堅持當年發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他的理由之一是：“說是‘再叛’，從幾個縣到十幾個縣，一直擴大到52個縣，這麼說，共產黨在西藏那麼多年的成績不是都沒有了嗎？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這不符合事實嘛。還說這些事件是達賴集團在背後操縱，那更是笑話。達賴集團怎麼可能有那麼大的勢力？他所謂最強的武裝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屬于尼泊爾的僕從國，與西藏阿裏地區接壤）的那幾百個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巴藏人），老弱病殘，內部又有矛盾，雖然有美國支持也極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來中國訪問，毛主席對他一講，兩邊合作，一下就把他們剿滅了，所以說達賴集團與69年的事件根本無關。”
他的另一個根據是：“實際上當時派性很嚴重，所以軍宣隊究竟當時給這些老百姓宣傳了些什麼內容值得分析。他們肯定說‘造總’是反動組織，群眾就不服氣，就圍攻。……至於說當時在事件中發現的那些宣傳綱領，什麼‘驅走紅漢人’等等，到底有沒有，誰也沒有看見。……另外，某縣氣象臺台長是‘造總’成員，雖然他是一個漢族，但也被定名為‘叛亂分子’遭到槍斃。這不僅說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說明了當時的派性衝突。”
對於當時被定為“叛亂”嫌疑的人數，陶長松認為後來公佈的資料已經大大縮水：“自治區的有關統計資料說全區有一萬多人涉嫌，我想這數字還是縮小的，統計不全。比如，光日喀則地區南木林縣、謝通門縣這兩個縣，被集訓的群眾就有4693人，安多縣是800多人。而所謂集訓，就是把有‘叛亂’嫌疑的人先抓起來再說，集中培訓，實際上也就是審查跟‘叛亂’的關係。但如果把這麼多的人都說成有‘叛亂’嫌疑，共產黨不是自己給自己臉上抹黑嗎？ ”
發生在拉薩附近的尼木縣和昌都地區邊壩縣的“暴亂事件”，時間相距很近，性質基本類似，在當時一系列事件中最為突出。那麼，以這兩個事件為例，究竟是群眾派系組織之間的武鬥？還是借武鬥而“叛亂”？還是由武鬥轉化為“叛亂”？這無論在當時還是至今都說法不一，成為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甚至諱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說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從當時的派性角度，尼木縣的大多數鄉村都屬於“造總”。兩個“翻身農奴”——單增朗結和熱群就是尼木“造總”的頭頭。不過轟動一時的“尼木事件”的領導人主要不是他倆，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縣也像別的地方一樣陷入武鬥之中，縣政府的領導幹部成為造反派攻擊的對象，但是，據說在單增朗結和熱群兩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後，“鬥爭的性質變了”——這是一位在“文革”後離開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縣農民德朗的話，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個過程：“剛開始時我不相信他們有民族的動機，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民族的運動。我不知道如何準確地描述這個過程。如果說他們是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準確，也許是為了他們自身的自由吧。最後他們喊出了‘西藏獨立’的口號。”（摘自“美國之音”藏語部對德朗的採訪，下同。）
何以這麼說呢？德朗的說法是：“他們的思想基礎非常奇特。一方面他們說是要把漢人趕出西藏，但同時他們也搞階級鬥爭，像我們這樣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參加他們的組織的，甚至他們中的積極分子也不會跟我們說話。現在想起來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們的思想水準太低。他們去哪里的話，一般由各村的代表從村裏選人跟去。這些代表都是最早時候的造反派。我們村有尼瑪次仁和格桑普蔔。他們兩個是我們村紅衛兵的正副隊長，都是‘文革’中的積極分子。但後來鬥爭的性質變了以後也很積極，加上很多人在沒有人動員下自動參加了這個運動。我們也很想參加，但他們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德朗這樣描述：“阿尼（藏人對尼姑的稱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個貧窮人家的女兒。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裏。她當時好像是30多歲的人，我自己沒有見過阿尼。聽說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組織學習班時，把很多僧人包括這個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講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之類，她開始心理不正常，從學習班回來後變得瘋瘋癲癲的，經常跑到山上一個人唱歌。那時瑪朗蒼的一個咒師把這個阿尼帶到兩個喇嘛那裏，這兩個喇嘛給她開了氣脈，於是阿尼開始降神。但那時候已經在批評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圍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會降神。當時尼木各地傳說，普松的阿尼能算命，會說預言。很多人見了她後都說她能講一些只有他們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開始信她。”
在尼木“造總”頭頭單增朗結和熱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後，赤列曲珍成了實際上的領導人。德朗回憶：“他們去尼木縣攻擊政府的時候，還準備了一面西藏的國旗，但沒有人知道西藏的國旗是什麼樣的，結果做了一個兩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崗’（1959年由藏東康巴人組織的反抗中共的遊擊隊伍）那樣的旗幟。他們去尼木縣之前，舉起旗幟，煨桑，喊口號。聽說他們喊了‘西藏獨立’、‘達賴喇嘛萬歲’等。反正那天他們沖進了縣武裝部。他們向縣政府和武裝部攻擊了兩次，第一天就是這麼發生的。是先在尼木區政府裏開會，然後去縣政府的。其實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為‘文革’中很長時間誰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這之前，兩派武鬥時，造反派攻擊過縣政府一次，那時他們獲勝了。但這次打著民族的旗幟向縣政府進攻，後果大不一樣。當時參加這個運動的都是農民，其中沒有一個成份不好的。後來漢政府說這是在反動階級的操縱下搞起來的，但這不是真的。他們的頭頭熱群等人都是‘翻身農奴’，甚至還有一個黨員，是確布村的人。
“他們沒有現代武器。‘文革’開始時，從拉薩來了一個造反派的演出隊，他們給熱群送了一把手槍，這是唯一的自動槍。還有幾支打獵的火槍。另外，鄉里的鐵匠們打了很多長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來就像過去電影裏的農民起義一樣。聽說他們到縣裏時，公安局的樓上架著一架機槍。後來漢人說是沒有直接向人開槍，但當時打死了很多人。最後他們攻進去之後，我們達熱村的一個叫次旺的人，他說是他爬上墻把這個機槍奪過來的，槍管很熱，把他的手都燙傷了。這個人後來被抓了，本來是要槍斃的，但後來釋放了，現在還活著，在達熱村。
“後來有一次在普松，漢人的軍人和基層幹部加起來有12個人全被殺死了。聽說當時武裝部沒有讓他們帶槍。”
如果德朗講述的是事實，那麼被當作“叛亂”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當時的鎮壓非常殘酷，正如德朗所講：“這個以‘西藏獨立’的名義爆發的運動，只有幾個星期就被鎮壓了。各村來了很多部隊，主要是在普松。部隊開進那裏後打了幾次仗，聽說又死了幾個軍人。當時在那裏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個人後來沒槍斃，不知道是嘎單還是赤列。但到我們村時無人抵抗，因為那時敢於抵抗的人都已經死的死、抓的抓了。這之前我們村裏有一個叫紮西次旦的人，大概20多歲，他平時膽子比較大，據說攻縣政府時，他是沖著機槍撞過去的，因為身上帶著護身符所以沒中彈，但最後子彈擊中了護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裏等了三天還不見人，以為紮西次旦受傷躺在什麼地方，就在背兜裏裝了一點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縣城時，縣武裝部的排長好像是姓高的，一個長著兔唇的漢人，他擋著玉珍不讓走。阿加玉珍哭著吵著一定要進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幾步後，那個排長從她背後開了一槍把她打死了。這個女人被高排長打死的情景，很多人親眼看見了。
“鎮壓之後，起先所有山頂的高處都被部隊佔領了，然後把群眾都召集起來。他們懷疑是我們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後操縱的，所以在群眾中搞調查。但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證據後，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來了，在當地開會、批鬥、揭發，然後在鄉政府關了幾個月，再從他們中選一部分人帶到縣裏，又再從他們中選一部分人帶到拉薩去槍斃。很多人是在尼木槍斃的。拉薩和尼木全加起來好像槍斃了36個人。第一批在尼木槍斃十幾個人時，在拉薩槍斃的人數要少一點，但第二批在拉薩殺的時候，尼木好像要少幾個。
“在尼木縣召開大會時，我們的周圍全被部隊包圍著，中間留了一條很寬的路。要槍斃的人都站在臺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認不出來了。年紀最小的只有18歲，年紀最大的就是當年照顧阿尼的那個咒師。他們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邊。先在大會上講話，用高音喇叭把他們的罪行公佈後，從中間開來了幾輛卡車，把要槍斃的人都帶走了。這幾輛卡車慢慢地開著，我們群眾跟著車後面走。尼木縣有一個叫勸袞巴唐的空地，我們到了那裏後，讓我們圍著這個空地坐下來。當車停下來後，把這些要槍斃的人從車上像扔包裹一樣推下來，再由兩個軍人把人拖到一邊去。那些軍人有說有笑地在準備著什麼。大概等了十幾分鐘之後，讓這些人跪在地上，一個接著一個朝後腦勺開槍。全部槍斃之後，一個軍官模樣的人一手端著手槍，用腳踢這些屍體，看人死了沒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兩槍。這些人的屍體都扔在那裏，家人不准抬回家。村裏的一些非常貧窮的人把衣服從屍體上剝下來，屍體光禿禿地就那麼扔著。後來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爛了，但誰也不敢動。
“我們村裏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擊縣武裝部時死的，有些是被槍斃的，還有不少人是後來清查時自殺的。有些人從監獄裏出來之後，不知是因為在監獄裏受虐待的緣故還是什麼原因很快就死了。”
當年新華社駐西藏的藏族記者巴尚（化名），曾經跟隨平息“尼木事件”的軍人參與圍剿“反動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動。2001年夏天，他向我詳細地講述了解放軍圍剿所謂“叛匪”的經過：“……可能有一個排的兵力吧，武器裝備很全。再加上尼木縣裏的部隊，後來進山溝圍攻尼姑駐地的時候大概有七八十個軍人。當時從麻江（尼木的一個區，羊八井往南）跟部隊來的也有我們的記者。……當時部隊的指揮員是西藏軍區的參謀長，叫李傳恩（音）。
“我們一早就從縣裏出發，不久走到一個山谷裏，據說從這山谷進去就是尼姑的駐地。山谷裏全是亂石成堆。我們看見一個個山頭上開始挨著冒煙，這顯然是發現我們來了，他們在相互報信，用古時候那種烽火報信的辦法。當我們走到山口，看見兩棟民房，部隊便分開埋伏，向房子裏的人喊話，但沒有人答話。部隊就準備上去沖進房子裏察看，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槍響，我們的一個排長中彈了，當場死亡，但槍是從哪里打來的根本不知道。這一下部隊當然就很氣憤了，就用四0火箭筒對著房子放了一炮，然後沖進去了，結果發現屋裏只有老人、婦女和小孩，大概七八個，都死了，有個老人還在被窩裏，看上去是在睡覺。活著的只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手已被打斷了。部隊搜查了一圈，既沒有發現武器，連個彈殼也不見，也沒有發現年輕人。我問過小孩話，他說我們都在睡覺，什麼也不知道，就被你們漢人的炮彈打死了這麼多人。我對部隊說這個事情要處理好，不然影響不好。後來小孩被送到總醫院治療。那些死人，本來部隊打算拖出去，我說還是抬起來埋了吧，於是就挖了一個坑把他們全都埋了。
“這麼打了一下，部隊的情緒就上來了，直往前沖，走不多遠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們那邊有幾支火槍，更多的是矛和刀，還有犛牛鞭‘烏朵’，包著石塊朝部隊這邊扔。一般情況下部隊是不會開槍的，可能他們也以為部隊不會打槍，所以他們氣勢洶洶的，用最落後的武器來對抗。所以當部隊一開槍，他們慌了，趕緊逃跑，部隊就邊追邊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來個人。他們那邊都是老百姓，也就是農民，其中還有幾個基層幹部，大多數比較年輕。後來追到了尼姑駐紮的那個村子，我們埋伏在一個土坎下面，附近還有一個小水庫，相互距離很近。我們向那個尼姑喊話，可她不但不出來投降，還穿著法衣、戴著法帽站在房頂上跳神作法，在那兒亂跳亂舞。參謀長下命令不准向她開槍，要抓活的。這麼相峙了一會兒，我們喊話也不起作用，尼姑還耀武揚威的，向我們宣戰。於是部隊就往尼姑房子開槍，結果那裏面也朝我們開槍，但他們那槍都是破槍，子彈也不多，一發兩發的，根本打不到我們。而我們的衝鋒槍一打一個准，後來發現打死了七八個人。這麼打著打著，天快黑了，尼姑還是拒不投降，部隊想沖上去，但這樣就會肉搏，雙方傷亡就會很大。參謀長就叫戰士們別打了，可戰士們不聽，都打紅了眼，想沖上去把他們全部消滅。我就向參謀長建議，這樣不好，他們活不成，我們也會有傷亡，而且我們已經發現他們非常頑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進攻吧。於是部隊就撤回來了。當天晚上，尼姑他們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們第二天一大早沖到房子裏的時候已是空空蕩蕩，只有七八個人的屍首，有幾個還被扶起來靠在墻上，身上都是槍眼。尼姑的房子裏還點著一盞酥油燈，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時間不長。在房頂上有個簡單的帳篷，裏面一張桌子上面有幾個盛滿彈殼的盤子。彈殼都是自動槍的彈殼，只有部隊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塊表示證據的意思呢？那樓下有個隱蔽的小經堂，點著燈，供著佛像，還有些經書、法器和護身符之類。……接下來部隊就搜山追擊，在山上發現不少在逃的人，於是各個擊破，擊斃的擊斃，抓獲的抓獲，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獲的。當時這場戰鬥，被打死在寺院裏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軍只有那排長一人犧牲。尼姑後來是被帶到拉薩經過公審之後槍斃的。她下面的得力幹將大都被槍斃了，只有一個叫熱群的跑掉了，沒有抓到，這人原來是一個基層幹部，殺解放軍就是他帶頭的。”
巴尚強調，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為在這之前“殺了解放軍，這一事件當即被定性為‘反革命叛亂’”。而“那些解放軍是去‘支左’的，沒帶槍，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襲擊，把有的解放軍從窗戶裏甩下來，有的用磨盤石砸死，再把他們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還放著軍帽。那些解放軍都是漢族。這樣一來部隊當然就要剿匪了。這已經很明確了，這是‘叛亂’行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軍人，當地的一些支持解放軍的農民也遭到嚴酷懲處，如“剿匪”時在赤列曲珍的住處發現：“一個女的被砍了雙臂，一個男的被砍了雙腿，居然還活著，據他倆說是周圍的老百姓給他們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來的。已經被砍了好幾天了。是因為在這之前，縣裏幹部和解放軍來的時候，他倆跟他們談過話，所以尼姑就說他倆是叛徒，狠狠地懲罰了他倆。在尼姑門前的一塊空地上還釘有四個橛子，群眾說尼姑處罰被認為是叛徒的人時，就把他們的手腳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滿地都是血，已經幹得起殼了。這我是親眼看見的。又說還有兩個基層幹部被活埋了，我們挖出來一看，有一個渾身水腫，到處是刀口。”
巴尚還介紹了赤列曲珍近乎傳奇一般的身世：“這個尼姑30多歲，個子高高的，她在當時很有號召力，把周圍村子裏的人都集中起來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著她幹。她一開始就打著造反派的旗號要造反，紅衛兵最初衝擊縣城的時候就有她那夥人，當時衝擊縣城不成，還說要用炸藥把縣城炸掉。據我分析，她不是一個單純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據說在62年中印自衛反擊戰的時候，她就造過很多謠，說什麼印度人打過來了，中國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這個尼姑是有文化的，聽說她背誦毛主席的語錄很熟，在鼓動群眾時還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掛在嘴上，能說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沒有發現她與拉薩的造反派是否有聯繫。另外。這尼姑也很會利用群眾的迷信心理，她說她自己是格薩爾傳說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會預言、跳神和打卦。還把她手下的人都封為格薩爾裏面的將領。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請去降神，預言各種事情，包括農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鎮壓之後，當局在尼木縣舉辦巡迴展覽，向老百姓展示被殺的軍宣隊員、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的照片，以示階級教育。後來還建立了“烈士紀念館”。西藏的藏族官員久尼（化名）當年是圖片講解宣傳員，20出頭的女軍人。我在2003年3月採訪她時，提起這段往事，她依然氣憤難平，堅持認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不能說它是武鬥。它已經超出武鬥這個界線了。……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昇華為階級的矛盾，不單純地是兩派之間的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當時在部隊，被派去尼木搞展覽，發動老百姓進行階級教育。我正因為參加了這個活動，才瞭解到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件。當時我們部隊派的有一個工作組，以這個尼姑為首的人，打著派性的旗號來鬧，攻打到部隊的駐地裏邊，把所有的戰士全部殺害了。唉呀很厲害。那些圖片我全看了。那個殺害的場面相當嚇人，有的人被勒得舌頭都吐出來了，眼珠子都爆出來了。拿石頭砸，拿刀砍，慘不忍睹。
“當時我心情很激動。看見部隊遭受這麼大的打擊，這麼多的戰士英勇地犧牲，我覺得義憤填膺。在作講解的時候，我邊講邊流淚，氣憤得很。老百姓也是邊看邊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動的只是少數人。有不少喇嘛，還有些個別老百姓。大多數人不知道，結果一看竟然到了這個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來了。尼姑跑到山裏去了，怎麼被抓著的呢？還不是老百姓給交出來的。
“這個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動性很強。我記得據說她常年躲在山洞裏邊。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還是一個有點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這樣，還是她的階級本性決定的，同時跟西藏過去遺留下來的矛盾有關。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這是一個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謀已久的，只不過在等待時機。時機一旦成熟，她就會捲土重來。對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們應該用一種非常客觀的態度來對待，而且要用黨的政策。對他們正常的信教，我們應該給予他們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著宗教的外衣來達到其政治目的，那我們必須要識破。而這個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紀倒不大，可能40來歲吧，後來槍斃了，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給槍斃了。她殺了那麼多的解放軍戰士，肯定是要槍斃的。那種慘無人道，絕對不是一個出家人幹的事情。作為宗教來講要行善積德，連一個蟲子都捨不得殺，但她殺起我們解放軍就那麼兇殘。你說不是階級報復又是什麼？難道會是派性嗎？記得在‘波林卡’體育場開了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然後槍斃的她。當她掛著牌子遊街時，我們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氣。當時這個尼姑的行為震驚了整個西藏的老百姓，覺得這個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離了她的教義。
“他們是有組織、有領導、有目的的。那些跟隨尼姑的人都是社會上的殘渣餘孽。雖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動了的。當時說什麼‘達賴要回來啦’等等，還是利用這些分裂民族的言論。也提出了一些口號。我現在記不大清了，反正對漢人就是要進行報復。解放軍是紅漢人，那就是要斬盡殺絕。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發生這樣的慘劇，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後，甚至59年‘平叛’時候都沒有發生過的。59年西藏那麼大規模的‘叛亂’，部隊都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都沒有遭到過這麼慘重的失敗，竟然在69年能發生這樣的事情，那是駭人聽聞的，實際這也就屬於‘再叛’了。那麼，這樣一種局勢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於是‘平叛’一樣。”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來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內部武鬥處理的，但是殺了那麼多手無寸鐵的解放軍，恐怕這就不能說是武鬥了。那些被殺死的解放軍沒有帶武器，也沒有和他們互相打石頭，甩‘烏朵’，是在突然襲擊中被打死的，這顯然就是一種仇恨心理，一種敵對心理，不是一般的武鬥，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矇騙的問題。另外，尼木這個地方在”文革“前還發現過大量空投的傳單，內容是跟‘西藏獨立’有關的，因此，如果要說沒有‘叛亂’的基礎也很難否認”。
不過巴尚還是比較謹慎，他承認有矛盾的地方：“實際上這個事件很複雜，參與者似乎應該分開來看，具體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頭腦的，而且從其行為來看對解放軍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個事件不是一般的群眾組織在搞武鬥，我認為她是利用這個時機進行她的報復。如果說以造反派的名義，鼓動群眾衝擊縣城還可以說是搞派性，但是殺解放軍就不是單純的問題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沒有這樣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極個別的，這麼大的規模好像沒有。這個尼姑本身就複雜，她既是造反派的頭頭，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長降神弄鬼，在群眾當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動和矇騙群眾是不難做到的。
“尼姑的那個幹將熱群是個基層幹部，也是個‘翻身農奴’，但殺解放軍很兇狠。那時候，農村裏也分兩派，基層幹部也分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說解放軍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當然就敢下手了，那時候要欺騙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動。但是像熱群這樣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懷著一樣的心思就說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隨尼姑的人裏面，確實沒有發現有過去的領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沒有發現有59年參加‘叛亂’的人，應該說都是‘翻身農奴’。”
這真是意味深長的結論。雖然“尼木事件”的領導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較年輕的她只是生活在鄉村的窮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農奴”。那麼，既然是“翻身農奴”，而不是“三大領主”，就不應該對把他們從“三大領主”的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出來的“金珠瑪米”（藏語，解放軍），懷有如此之深的“階級仇”和“民族恨”，這是說不過去的。可如果這的確是事實，那就必須得追問：這是為什麼？
—— 為什麼，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後，還會有像那麼多“翻身農奴”，竟能做到義無反顧地去殺解放軍呢？僅僅是因為當時去“支左”的解放軍不支持“造總”嗎？還是因為他們就是解放軍的緣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領的村民們，用大刀長矛和繩索石塊殺死熟睡中的數十名解放軍軍人和積極分子，其目標之明確，其場面之血腥，顯然不同於通常武鬥中的派性廝殺。又比如在“邊壩事件”中，發生過四個年輕的農村女人用繩子勒死解放軍士兵的慘劇。那麼，諸如此類，是不是很不符合黨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農奴”的形象呢？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開始就暗中潛藏著，一旦時機出現就立即爆發？還是隨著“解放”的神話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漸產生的？而這一切，又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表現的呢？是由派性衝突演變成民族反抗，還是將派性衝突作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聲稱“百萬翻身農奴得解放”，又為什麼會爆發民族主義的運動呢？而且，這是否與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發的民族主義運動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屬於一個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還是說，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源自於最底層、最普通民眾的民族主義運動？如果真的是這樣，連最底層的西藏人都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營造的“新西藏”便喪失了最起碼的基礎。而這，既是當權者自己不願意看見的，也是當權者不願意讓別人看見的。
2005年11月，我專程去“尼木烈士陵園”尋找“尼木事件”的遺跡，在新建的陳列室裏除了意外地看見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隨者們被公審處決的照片，還看見一份譯為漢文的題名為“反動文告原文”的檔，其內容之奇特，言辭之晦澀，如同神秘莫測卻充滿殺機但又深含當地文化的預言。那麼，“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衝突的因素呢？從一個古老的宗教精神體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對立的現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眾，傳統文化在其心理積澱之豐厚並不是毛澤東思想這顆精神原子彈輕易就能夠摧毀的，所以當赤列曲珍以宗教習俗中瘋瘋癲癲的神諭者的角色發出“自衛還擊”的號召時，或許正是調動廣大底層民眾以原始方式殺戮外魔的絕對力量，而要進一步調查和研究“尼木事件”，這份並不容易詮釋的文件無疑是一把鑰匙，打開的是西藏民間的無數宗教信仰者怎樣轉變為民族主義者的大門。至於其中出現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許正是出於將民族反抗混淆為派性衝突的考慮：宗旨：神降臨人世，就是為了征服魔鬼這個敵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對於多財或者吞財的，對於這種人的裁判，是沒有發言權的神。住在屬於自己房子裏的人，如果有人來挑釁的話，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說的那樣，要堅決自衛還擊。旦增加措（指14世達賴喇嘛）的國家被罪惡的喇嘛（指與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給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給了神界。過去因為沒有發言權，肚裏有火，嘴裏不敢冒犯。求神從比如（指該縣境內一個地方。）一帶來了一千多人，對他們說：“不要貪婪，不要忌妒，對厚恩的父母不要頂嘴，要與鄰居親近，要尊從黨的話。”在求神的人當中，其中有三十多個好人，其餘的以後再詳究。用一個藏戛戛布（藏語，小銀幣）做一個渡母佛像，解放軍叔叔放明白點好，如果你們聽信個別人的話，怎樣動刀動槍，那麼從今天起，別做吃飯的打算吧，從今天起，就是瘋子也不要吃飯了。整個的國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國家，而是我們神的國家，雖然你們不樂意，但是，從屬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內有好戲看。謝謝你們俗人叔叔們，你們已恩將仇報了，佛益西諾布和護法神神們可以慢慢地報答給你們。一千個僧眾請來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過得很好。在這個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對財產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對心靈善惡的裁判者，是我這個尼姑，我是按照偉大的毛主席指示前來的。俗人叔叔們，你們的壽命好象煙囪裏見到的光線。有的人心胸狹窄，對俗人叔叔們造成了災難，天亮了，太陽出來的時候，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來細判。俗人叔叔們，你們想得倒好，你們想用一個藏戛戛布做一個渡母佛像。神沒有造過謠言，對於俗人叔叔們進行了教育，奉上來的哈達，也各自退還。尼姑孔林加姆對於黑心的俗人感到憤怒，罪大惡極的九十個人已經到手了，還有有待於落到手裏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該信的地方在這裏，沒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這裏，要堅決進行自衛還擊。
（未完待續）
北京之春2006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