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序言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至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與缺失。在這紙醉金迷、墮落頹廢的荒誕年代；在這強權肆虐、黑社會橫行的災難性時期，突然間，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在神州大陸四處遊蕩！
在憤怒、不平、吶喊與抗爭之後；在血腥、災難、死亡與罪惡面前，人們再次找到了他們抗拒不公正命運、尋求革命與解放的理論根據。一個曾經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遭遇到其專制政權賴以產生與生存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理論的挑戰。在血汗工廠掙扎的無產階級竟然團結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旗幟下，向修正主義的特權腐敗機構吹響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專政的號角。
受日益深入人心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思想熏陶的國人及受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民眾，他們思想日益的激進而對社會的腐敗與不公正現象深惡痛絕，與之相對應，中國的新左派在民間悄然崛起，中國獨立知識分子與代表工農利益的廣大民眾終於再次結成廣泛的聯盟，而對修正主義的特權腐敗階層發出了日益高漲的聲討與吶喊，農民自發維權、工人罷工示威與此起彼伏的民眾自發暴力抗爭遙相呼應，自由主義的公民維權運動與秉承傳統馬克思主義新左派思想的民間暴力抗爭史無前例的指向了他們的共同敵人──制度性的特權、罪惡與腐敗。新左派成了現代民主政治力量之外，一支挑戰制度性腐敗與特權的生力軍。形成了自由主義與秉承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新左派的聯合而對修正主義的合圍之勢。
與此同時，為抗拒中共鄉鎮級村級地方政府無視中央政策任意買賣農民土地、敲骨吸髓搾取農民血汗，自發的民間農民減負代言人階層崛起，他們秉承黨中央的精神、根據國家的法律，與黑社會化地方政府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些農民代表所領導的村民民主與自治運動在血雨腥風的暴力鎮壓與反抗中走向前台，而肩負起創造歷史的輝煌使命：
農民有組織抗爭具有較明確的政治性，抗爭的對象是基層黨政幹部，抗爭的依據是國家法律和黨的政策，抗爭的形式從上訪為主轉變為與基層政府的直接對抗，抗爭的靠山是中央的權威。
以農民代言人為核心的農民有組織抗爭以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為依據，並且十分自覺地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活動。減負上訪代表普遍對中央減輕農民負擔和推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關法律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不少減負上訪代表流露了強烈的「替天行道」情緒，他們反覆提出的問題，就是宣傳黨的政策究竟犯了什麼罪。Ｈ縣的一些幹部控告宣傳中央政策的農民是擾亂社會治安。減負上訪代表對此的回答是：我們宣傳的是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這本來是你們政府幹部應該做的，你們拿著國家的工資卻怕宣傳國家的政策，我們作為農民卻自己花錢費工宣傳和維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沒有錯。誰反對我們宣傳就是反對黨中央和國務院，就是現行反革命。這樣明確而充分的道理，經常駁斥得那些企圖阻撓減負上訪代表進行宣傳活動的縣鄉幹部啞口無言……一種特別流行的抗爭形式是在農村的集貿市場上、組織的群眾大會上、或鄉鎮幹部前往收費的村的入口處用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中央領導的講話。此外，農民還以耍燈、搞宣傳車、貼標語、放電影等方式吸引群眾，藉機宣傳黨的政策。
「縣鄉政府對農民減負活動的打壓及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的侵入，使農民的合法權益遭受到進一步的侵害，也進一步激起農民的社會不滿……激進主義情緒已經開始在少數減負上訪代表及農民中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領導農民進行抗爭已經成了一些減負上訪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們生命的意義。他們以減負上訪為使命，以中央為神明，以落實中央政策為己任。在他們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像『句句是真理』的聖經，宣傳政策好比傳播福音，為此受苦受難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作出犧牲，為此流血坐牢是為真理獻身的殉道。」（摘自於建嶸的「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一文。）
草根維權與地方政府腐敗階層的利益衝突，最終導致了層出不窮的農民群體抗爭及黑社會地方政府的血腥鎮壓，從定州血案、太石村維權，到汕尾東洲的血腥屠殺及今天的廣東順德三洲村兩萬村民圍毆兩百名地方政府黑社會打手。事態日益嚴重，鎮壓屠殺下的草根暴力革命一觸即發，它已經嚴重威脅著人民的生命安全；威脅著社會的安定團結、和諧穩定。
有鑒於此，政府當局不是針對制度性問題進行政治改革，對腐敗的特權階層進行制約與清算，而是突然嚴打左派媒體，打擊左派人士、封殺左派網站。在兩會召開期間，中國工人網、工農兵ＢＢＳ、共產黨人網同時被封殺；新作派經濟學家郎鹹平的電視節目也遭到封殺。
「中國工人網」的總編輯嚴元章在接受境外採訪時說：他們都是為工農服務的志願者，在思想上以宏揚馬列毛澤東思想為己任，而中共當局20多年來實行的經濟改革損害甚至葬送了中國勞工階級的根本利益，違反了共產黨的基本宗旨。他們無錢無權，只能接受這個結局。
而香港中文大學財經教授郎鹹平因為批判大陸國有資產流失、「國退民進」問題，呼籲回歸社會主義道路而名聲大振，變成了大陸媒體追逐的熱點人物，著名的《南方人物週刊》將他評為年度人物，冠之為2004年中國最具影響的人物。新左派沙龍「烏有之鄉」召開「郎旋風」討論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郎旋風實錄》。郎鹹平遊遍全國於各大著名高校演講，入場券高達千元，可謂名利雙收。緊接著他又不斷在各大電視媒體露面，舉辦《財經郎閒評》等節目，在大陸取得巨大成功，大受民眾歡迎。最終被中共勒令停播。
面對中共特權階層以改革為幌子實行權貴私有化，人民在兩會期間提出了要不要繼續改革的質疑，並以明晰產權、平等保護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的《物權法》的推出為手段，抗拒中共權貴集團對國有、私有財產的強權掠奪；對抗其瘋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權貴私有化行徑，在此，《物權法》作為自由主義民主與法治精神得以在中國實施與貫徹的根本之一，受到了全社會廣大民眾的支持，卻為中共中央權力集團所擱置，這再次說明了修正主義權貴階層與人民為敵的反動立場。
腐敗與墮落的中共政府，它的真正敵人不只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自由與民主，而是秉承傳統暴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左派，面對新左派思想的甚囂塵上、面對舉國沸騰的反特權與腐敗的革命浪潮，強權暴政者除了謊言與鎮壓，似乎喪失了它得以凝聚人心的靈魂力量與手段。這時彷徨、迷茫、恐怖與絕望，似乎籠罩在每一個有良知的共產黨員的心頭。改革陷入泥潭、思想陷入混亂、物價飛漲、人心沸騰、危及四伏！中共權貴掠奪性的財富原始積累與陷入絕對貧困的下崗工人、勞工及農民的悲慘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曾經一呼百應的改革號召從此為廣大人民所唾棄。是進行殘酷的民間財富的掠奪與重新分配而走修正主義特權與腐敗的經濟改革之路？還是進行民主與法治的制度性建設而捍衛社會正義與公正？還是而等待憤怒起來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爆發？成了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階層不得不面對的歷史性難題。經濟改革的成果為特權利益階層所吞噬，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利益首先向受益最小的勞動人民傾斜」每每變成了向修正主義特權階層傾斜。「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中央的任何一個決策與法規的出台、任何來自中央的善意改革舉措與政令都立刻演變成禍國殃民、魚肉百姓的罪惡手段。
這一短短20年多年改革，橫空出世的權力腐敗階層成了人類社會無法迴避、只能面對的萬惡之源！中國人民如何擺脫利益集團的控制、糾正權貴利益集團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利益的掠奪與盤剝、對人民的魚肉與踐踏，抗拒官商合體的腐敗集團對國家的劫持、對人民主權的劫持；新左派如何擺脫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局限性而避免階級鬥爭等慘絕人寰的暴力殺戮再起？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新左派的民眾如何形成廣泛的聯盟而向導致腐敗與罪惡的中共特權制度提出挑戰？如何避免民眾自發暴力抗爭的無謂犧牲而把權力罪惡所導致的官民衝突的解決途徑納入到民主與法治的軌道、形成全國上下普遍一致的依法維權意識與意志？並在嶄新的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指引下重新治理特權腐敗與墮落而根治制度性的弊端，也成了國人必須面對的當務之急。
對比今天號稱血汗工廠的中國與導致馬克思主義思想得以產生的19世紀歐洲野蠻原始資本主義時期之間的異同，吸收馬克思非暴力之號召無產階級積極參與議會民主爭取自身權益的思想；把崇尚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轉化非暴力的平等競爭與積極參與；把週期性的無產階級暴力民主革命運動轉化成週期性的全民理性參與的民主選舉與競爭運動，從而避免毛澤東式的歷史性悲劇再度重演。為此，我們有必要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重新認識與理性反思、重構新左派意識形態，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理性批判精神，並在這一基礎上開展對現有政治制度的缺陷進行理性分析與反思，形成根治中共修正主義特權制度弊端的共同思想與意志。（待續）
原載《天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