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5月28日中午1時﹐我正在澳大利亞悉尼同頌藝術團合唱隊裡排練﹐我妻子來電話﹐叫我快回來﹐說有緊急事告訴。3點左右﹐我回到家﹐妻子說﹕「國安人員到我單位調查﹐因為你修煉法輪功而查到我單位來﹐我都辭去單位10年了還來調查﹐說明事情的嚴重性﹐這樣弄得我可能都回不去了﹐可能一回去就被抓去審訊。」我說﹕「你又不是練法輪功的﹐他們如果敢抓你﹐我就讓全世界媒體來報導解救你。」
我知道﹐國安人員既然已經調查了我太太的單位﹐那也一定會到我已經辭職15年的單位和到我家調查﹐我就等著消息。
5月31日早10點﹐我正在上班﹐我妻子打電話來說﹕「今天不用上班了﹐立即回來﹐有緊急要說。」我說﹕「我剛剛上班不久不能回去﹐有什麼事就說吧。」妻子說﹕「這裡不方便說﹐你不能馬上回來﹐那麼今天開車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說完就放下電話﹐我一聽妻子叫我注意安全﹐這是暗示什麼。所以﹐過了一會兒﹐我打電話給妻子問﹕「什麼事這麼嚴重﹐能不能用方言說一下﹖」妻子說﹕「你哥早上打電話來﹐說國家安全局的國安人員找了你二哥和五哥談話﹐事情非常非常嚴重﹐國安人員讓你收斂一些﹐否則要幹掉你﹐你哥讓你晚上給他打個電話﹐你今天開車一定要小心。」
5月31日晚北京時間7點﹐我和三哥通了電話﹐詢問了事情發生的過程﹐三哥說﹕「昨晚福建省安全局的人把二哥和五哥找去﹐來人說是中央壓下來的讓福建省國安局來調查你的事﹐說你怎麼敢去審判中央領導人﹐這事件太嚴重了﹐國安人員還出示了你參加遊行的照片﹐他們還調查了你原單位﹐他們說讓你要收斂一些﹐你自己要處理好自己﹐否則只好我們自己處理了﹐按我的理解這句話就是幹掉你。」我說﹕「你把他們的原話再說一下好嗎﹖」三哥說﹕「這是他們臨走時留下的話﹐說﹕『讓你要收斂一些﹐你自己要處理好自己﹐否則只好我們自己處理了。』按我的理解這句話『處理』就是要幹掉你。」三哥還說﹕「國安人員還說到﹐可以讓你到第三國見面﹐進行談判。」
現在我覺得事情已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中共已經把恐怖活動伸進了澳大利亞。我是參加了一些遊行抗議活動﹐並參了<<審判中國共產黨悉尼國際法庭>>的起訴江澤民，羅干，劉京，周永康的審判過程，我是陪審團六人成員之一。我認為，我參加的遊行抗議活動和參加陪審團並不足以讓國安部如此重視，起訴江澤民流氓集團已經在多個國家進行，我不是起訴人，陪審員是隨機叫的，不是點到我也會點到別人的，審江活動都會正常進行，陪審員只是在聆聽審判全過程中，根據起訴人訴訟的事實以及起訴方的律師和辯方律師的觀點進行最後表決。
我認為，中共安全廳對我威脅，是因為我的文章引起了中共的害怕。我是一個詩人，1983年在中國福州市就加入了作家協會，我的名字早就在中共的黑名單上，1995年，我回國路經深圳海關時，海關人員看了我的護照後，按了一個按鈕，這時所有的窗口的海關人員在同一時刻向我望過來，我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單了。然後，海關人員把我叫到旁邊對我進行認真地搜查。在我回家的當天晚上，派出所的民警打電話來，讓我明天去報個臨時戶口，這是他們在監視我的警告。我是1989年來澳大利亞的，我沒有參加民運組織，但我與國內的詩友通信通話全被截獲竊聽了，1995年我回國時還沒聽說過法輪功，但我在清晨到公園練太極時發現公園裡都有特務在監視人們練功，到晚上，我看見一群一群的人手裡拿著<<轉法輪>>的書到一個人家裡讀書，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共產黨決不會容許這樣的，共產黨遲早要下手的，會同鎮壓家庭基督教一樣鎮壓這些人，這是中共邪惡本質所決定的。
1999年4月25日，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上訪，我意識到這是中共的野心家羅干密謀鎮壓法輪功前的佈局，從那時起，我就不斷寫文章，告誡人們，文革慘劇還回重演，中共如果鎮壓法輪功，以色列滅國的歷史會重蹈在中國。中共非常害怕我的文章，文章還沒發表完，特務就到報社要求撤稿，並願付版面損失賠償。
當法輪功被鎮壓後，我就不斷地寫文章講真相，將邪惡曝光，我也接過數不清的騷擾電話，自從今年以3月蘇家屯事件被披露後，我寫了三篇文章和一首詩：
一，從蘇家屯事件看中共黨邪魔的本質
二，給中國醫務工作者的一封公開信
三，蘇家屯事件的沉痛思索
四，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另一種取證方法
我相信這四篇文章對中共的殘暴給予了衝擊，尤其是第四篇文章講到;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活體摘除器官，已經在移植者的身上留下證據，只要提取細胞進行DNA檢查，對照法輪功失蹤者家屬提供的DNA檢驗數據，就能得到中共盜取活體摘除器官的證據。這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篇文章，如果各國政府都對中國的人權重視起來，認真嚴肅對待蘇家屯事件，制定出對所有去過中國移植器官人員的立法，以法律的手段要求被移植器官者必須接受器官提供者的DNA檢驗。那麼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活體摘除器官的罪惡就會曝光。
這就是中共對我進行死亡威脅的根本原因，我寫了二十年的詩歌和文章，國安人員卻隻字不敢提到我的文章，這就是中共最心虛的地方。
現在，我因為寫文章，參加法輪功的活動而遭到生命的威脅，我不可想像，我們一家人早就是澳大利亞公民，在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我一家人的生命仍不能得到安全保障，我家人整天擔心我每天開車會被中共特工製造車禍被謀殺，我緊急呼籲澳大利亞政府部門應重視我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並提請國際人權組織以及聯合國有關部門關注我的情況。@
3/06/200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