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2001年4月26日下午2點左右，我（魏心玉；王森夫人）去上班的路上，被國安局雷靜、黃某、劉衛東攔住。他們搜走我身上所有的物品，將我關在市公安局13樓。此時，我家裡只有兩個上學的孩子。國安局的其中一人拿走我家的鑰匙，瞞著我住在我家。他們對孩子說：「是媽媽的同事。你媽媽讓我來照顧你們。」可是，第二天我的兒子因無人照顧摔得滿臉是血，但警察們根本不管，每天只管給孩子們送一盒飯吃。
幾天後，警察們將我的母親騙來說：「你的女兒與人打架。我們是她的同事。您的女兒讓我們通知您來家照顧兩個孩子。」當時我的女兒十歲，上小學六年級。兒子六歲，剛剛上學前班。更可氣的是，當我從看守所回家後，發現家裡的一對耳環和一個金項圈不見了。
從2001年4月26日至5月31日，我被關在公安局的辦公大樓裡。國安輪流審訊我，強迫我坐在椅子上，不讓我睡覺，每天只給一盒飯吃，讓我說出：丈夫在哪裡？他是什麼時候參加中國民主黨的？他去過什麼地方？都和哪些人來往？都做些什麼？四天四夜不讓我合眼。只要我頭痛得趴在桌子上時，他們馬上高聲呵斥：「你再不配合，我們就采取高壓政策了。」5月31日，他們將我關押到市看守所。大約5月中旬，國安審訊我時，交給我王森寫給我的一封信：「我已被關押在達州縣第一看守所下四倉。」看到這封信時，我感到天昏地暗，身子都站不穩了，不知道是怎樣回到的看守所，躺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一動也不動。
5月31日，國安局的警察將我推進看守所。坐在門口一個女人，將我按在地上，強迫我給她買肉吃，並讓我馬上去清理廁所、擦地板。我堅決不從。邊上幾個因販毒被抓的女子，馬上撲上來揪住我的領口，將我的兩手扭在背後，準備修理我。這時，睡在裡邊的一位女子說：「你們莫打她。我替她給你們買肉吃。」這位善良的女子，讓我睡在她的身邊，讓我蓋她的被子，然後替我洗刷廁所、擦地板。後來我才知道，她姓靳，名英子。她是一名法輪功信徒，關在裡面很久了。從國安警察的嘴裡知道，她對自己的一言一行絲毫不隱瞞。她把監室裡的所有人都當作朋友，爭著做事，幫助其他人洗被子、洗衣服、擦地板、洗廁所、擦蓆子。她告訴我她是心甘情願地做這些事的。她並勸我別跟這些兇惡的人計較：對你好的人別忘記她們的恩情；對人要寬容，不能打人、罵人。說這樣就會脫離苦海。
我對法輪功一無所知，也沒有過多地想過。她把監室裡的每一個人都當作朋友。之所以其他人霸氣好鬥，正是因為她們自己不瞭解，這樣做對自身不好。她還告訴我，她的父親身患癌症，由於疼痛難忍，在縣醫院裡跳樓自殺。她堅持練功是為了給親人賠罪。她的丈夫不讓她煉法輪功，為此打了她好幾次，有幾次打得她鼻子、嘴裡都流血。
5月1日，是我剛進看守所的第一天。中午的菜裡有幾片肥肉。她將碗裡的肉夾給我吃，說：「你剛進來不習慣，我已經習慣了。」又將她僅有的一卷衛生紙分給我一大半。
每次到吃飯時間，一個女人提著大桶，用鐵勺敲打著鐵窗大喊：「吃飯了！打菜了！」於是，每人按自己的席位排隊，將自己的飯碗伸到鐵窗外。我是最後一個，可是，英子總是故意最後伸出自己的碗。因為，最後一位的菜碗裡只剩下菜湯了。我很過意不去，給她撥回去一點，而她總是把碗摀住，堅決不肯接受，說：「這湯裡有點鹹味就行了。」我們吃的菜裡沒有幾滴油，土豆片上帶著泥沙，除了早晚每人一碗稀飯，中午每人一勺菜湯。因為看守所中，女囚室排在最後，而我們這裡又是最後，所以，到我們這裡常常只有一點菜湯。英子除了練功，她常常寫一些字條，大意是勸人不要打人、罵人，對別人多寬容，不要欺負人。
「5．1」後週一的早上，鐵窗外風雨交加，電閃雷鳴，雷鳴趕著烏雲狂奔，嘩嘩的雨聲和嗒嗒的腳步聲。光噹一聲鐵門響起，監捨裡的人迅速下床，排隊站在通道倆側。我也跟著大家一起做，開始報數。幾個穿著制服的女警，扳著臉，瞪著眼睛，怒視著監捨裡的每一個人。突然一個女警上前猛踢了我一腳，說我站姿不好。我憤怒極了。正要上前理論，英子急忙拉我，給我使眼色，我才強忍住。只見幾個女警跨上床鋪，粗暴地將大家碼放整齊的衣服、被褥，一件件仔細抖開、扔在過道的地下，每張蓆子掀開查找、檢查，就連我們用的衛生紙巾都不放過，一一被扔在地上。不一會兒，屋子裡一片狼藉。由於下雨，女警們那滿是泥水的腳印，毫無顧忌地踩著我們的被褥、衣服、用品。英子告訴我，這是幹警在例行每週一次的查房，有時是兩次，每次都是這樣。她們在檢查我們是否藏有違禁品。
我傻傻地站在地上，英子忙替我撿起來地上的衣服、被褥。每一次檢查，我們就要收拾、擦洗一整天。看著被踩髒了的衛生紙，英子捨不得丟掉，擦了擦，又收到被子下面。
在我們同吃同住的一個月裡，她曾經絕食幾次，最嚴重的一次是絕食第三天。眼看著她本來就很蒼白的臉，變得更蒼白灰暗，監捨裡的人都急忙報告。警察們把她拖出去又拖回來。看著她躺在地上，氣若游絲，我們都害怕極了，害怕她會死去。我哭著對她說：「英子，好妹妹，快喝點水吧，看著你這樣我們很擔心。你想想還有五歲的兒子和母親在家等你。」當時，我們好幾個人都哭了，用小勺一點一點餵她水。一位姓賈的大姐餵了她幾口稀飯，她才停止了絕食。當看著她能大口的吃飯了，我們大家才笑了。
大概6月初的一天，一個警官敲著鐵窗，喊：「魏心玉，收拾好東西跟我走。」當時，英子緊緊抓著我的手說：「我真為你高興。你一定要去替我看一下兒子！」我回家不久，曾經去看守所看她，但是始終不讓我見她，從此再也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但是，她那漂亮的臉上常常露出的笑容，常常出現在我的面前。
在五年的忙碌中，我常常想起在看守所中那段痛苦、屈辱的日子，常常想念起她對我的好來。追憶起那段姐妹至情，雖然過去五年了，卻彷彿就在幾天前。她大約二十八、九歲，身體均勻，皮膚白皙，看上去有一種清純的美。我從看守所裡出來，就急忙跑去看關押在看守所的丈夫。我買了一些熟食品和水果、書籍。但是，警察們把吃的扣下了，說只能收錢，不許我們見面。我哭著回到家，見到兩個孩子站在樓梯間等我，兒子一下撲到我的懷裡大哭：「媽媽，你到哪裡去了？公安局的打你了嗎？」女兒含著眼淚說：「媽媽，你總算回來了，公安局的抄了我們的家三次了。你見到爸爸了嗎？」我趕緊對孩子們說：「別擔心。媽媽回來了，也見到爸爸了。我們關在一起的。他好好的，不久就回來了。」
女兒告訴我，「媽媽，你沒在家，我們放學回家來，有幾個男人在咱們家裡。他們說是媽媽的同事。」我的父親告訴我，這次我能夠得以回家，是父親給警察們寫了保證書，還交了400元在看守所的生活費。看守所要父親交每天30元的生活費才能放人。父親還說，我在看守所時，已經交過200元生活費，但是，我在裡面沒花過一分錢，也沒有任何警察告訴我家裡給我送了錢在帳上。
我出來後不久，國安局的陳先明打電話告訴我，讓我和王森見面，勸勸王森寫悔過書，可以幫助解決家裡的生活困難，也可以給我安排工作。當我見到丈夫時，他的臉色蒼白，有些浮腫，但還精神。警察把我和丈夫關在一間屋子裡。他們站在外面。我們見面沒有說話，看著窗外晃動的身影，王森提高聲音說，「他們安排你來的嗎？」我說，「是。你還是寫悔過書吧。寫了，他們就放你回家。」丈夫說，「那就依從他們吧。」我見到丈夫的樣子，忍不住地流淚，然後他才小聲說，「別這樣，我不會上他們的當的。你放心吧。我是不會寫悔過書的。他們的話不可相信。即使寫了悔過書，他們也不會放過我的。我寫了就等於承認有罪。我是沒有罪的。」丈夫讓我給他寄點錢。裡面的菜很貴，一盤青菜就要15元。這裡的飯吃不飽。再送點外用藥。下四倉看守所見不到陽光。房間裡很潮濕，身上長了濕疹，蚊子咬得很厲害。我流著淚一邊聽著丈夫說著，一邊急忙點頭答應。
過了一段時間，王森寫了一封信由警察轉交給我，內容是他要和我離婚，不想拖累我和孩子。我也回了一封信說，「我同意。」並附上一份協議書。國安局的陳先明打電話不讓我和丈夫離婚，並說5月份就會回來。我想，連見面都不能，還有可能放人嗎？事情很是蹊蹺。我就寫了一封長信轉交我的丈夫，告訴他我永遠是他的妻子，一直等他回來，讓他安心，多鍛煉身體。
在開庭之前，我和母親每天東奔西跑，四處托熟人找律師、找關係幫忙，努力想把丈夫救出來。這中間花了不少的冤枉錢。父親也找了一個市檢察院的人，叫王曉寧的。他說：花兩三萬就可以不起訴王森。我請的律師也說，只要我交了結案費3,000元，就可以放人。一個叫杜正木的人聲稱他的親戚是國安局的的局長符必然，有權利將王森釋放。我們高興不已。他要錢、要東西，我們都盡量滿足。還有一個稱是王森母親的親戚，是市檢察院的，自稱只要花點錢也能放人。就這樣，由於我救人心切，沒有多想，讓一雙雙貪婪的手，伸向了我們本來就不富裕的家，被騙了幾萬元錢。
2001年底，王森的案子由渠縣公安局轉到了達州市公安局。我請的律師也只見過王森兩次。我不被允許去探視。
我被關押到拘留所後，就失去了工作。王森在獄中要花錢。孩子上學需要錢。特別是被那些騙子們騙去家裡僅有的一點錢後，我和孩子們過著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日子。為了不讓孩子們輟學，我丟下兩個幼小的孩子，隻身到廣州打工。不到一個月時，父親打電話說，王森的案子要開庭了。我立即往家趕。但是，由於幾次倒車，還是沒來的急趕上開庭。
父親把開庭那天讓人不可思議、荒誕的場面告訴我。開庭的前一天，國安陳先明通知我父親可以去。當我的父母和王森的父母到庭時，國安雷靜命令守門人堅決不允許進去。王森的母親李登珍質問他們為什麼不讓進去？雷靜說：「我說不讓進就是不讓進！」王森的父母與他們爭執起來。當時圍觀的群眾很多。一些群眾和警察們吵了起來，質問他們為什麼欺負這些老人？並且幫助幾個老人衝進法庭。父親說：「王森、胡明君站在被告席上，帶著手銬。當王森看見父母後，哭著說，『爸爸媽媽別難過，請你們相信我沒有犯法；我也沒有做過對不起你們的事。』看見胡明君非常自信的樣子，沒有一點悲傷。他說，『我沒有觸犯法律。中國憲法本身就允許存在多黨派。我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有言論自由。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王森在法庭上也自己做了辯護，長達一個多小時，詞語犀利，振振有詞，聲音洪亮，激怒了法官和審判員。結果，審判長當場喝道：」判！胡明君被判處11年徒刑，王森被判處十年徒刑。『「當警察給王森他們帶上手銬、拉到警車上時，我們的父母們都著急得大哭起來。王森含著淚水說:「你們都回去吧。共產黨就是這個樣子。中國的法律就是這個樣子。」
當我聽完父親的訴說，我在悲憤和絕望中記下了這段驚心動魄、發人深思的公開審理。什麼叫公開庭審？怎麼不讓親人和群眾旁聽？說王森他們犯法，為什麼不讓老百姓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法？為什麼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要當庭宣判？法律的公正在哪裡？敢問蒼天，為什麼要關押這些為老百姓說話的好人？
事後，國安陳先明說，「王森是判重了些，就是因為他的父母大鬧公堂。」請問，中國的法律量刑還與被告父母的事情有關嗎？在法律量刑上有這一條嗎？真是天大的荒唐啊！我每每想到這些，滿腔怒火燃燒我的心。這也是我不能在沉默下去的原因吧。
王森被判刑後，看守所的警察讓我給他送錢、送衣服，說不久就要將他送到監獄裡服刑，但是，卻沒有告訴我把東西送到哪裡。一天，一個陌生人打電話說：王森被送到南充市川中監獄裡服刑，半月後我去見他。去時，監獄接待室的警察說：根本就沒有王森這個人。我有去找國安局和看守所的人，他們說不知道。我萬分焦急，到處打聽。半年後，一個朋友才告訴我，王森在遂寧市蓬安監獄。我和弟弟前去看他時，他的帳上已經有幾個月都沒有一分錢了，連最起碼的衛生紙、牙膏、肥皂都沒錢買，更不用說買一點有營養的食品了。那時正逢冬季最冷的時候，刺骨的寒風惡狠狠地抽打著地上的植被，樹上枯黃的葉子紛紛落下。王森和胡明君等人被監獄的警察安排去山上打石頭。我看見王森的耳朵、手、腳滿是凍瘡，沒有手套，手被鐵錘、鐵釬震裂了、磨破了。他告訴我說：每當洗手時都是鑽心的痛。我無法形容當時憤怒的心情，想哭都哭不出來。我留下手裡僅有的300元給他，王森的日子才稍好一點。幾個月後，大約2002年，王森和胡明君被從蓬俺監獄轉到了川中監獄。
自從丈夫轉到川中監獄後，我們見面更困難了。一次，我早上8點就到了監獄的大門口。接見室的一個女警察不給我開接見登記表，說要請示獄政科，而獄政科說要請示監獄局，還要雙方的領導都簽字才能給我登記表。整個手續辦下來要四個多小時。如果他們中的一個環節辦不成，我就只有白白跑一趟。就算一切都順利的話，每次去探視，都要無故被拖到下午4點多鐘。每次去我都要先送東西、送點錢，再去見丈夫。每次都有警察坐在他的身邊，而我的身後總是坐著一名女警。他們都事先準備好紙和筆，記錄下我們夫妻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常常被這種特殊的待遇搞得思緒紛亂，最後除了說一些家常話，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每次見面不到30分鐘，警察們就開始催促，快點講！我們要下班了！每次都是這樣，高高興興的去，抹著淚回來。記得有一次，我們什麼都不說，對視傻笑好幾分鐘才開始說話，問他，「身體怎麼樣？還有錢嗎？每天是怎樣過的？是否有人欺負你？」就是這樣簡單的問候，也是常常被他們打斷。我覺得這樣太受制約，讓人氣憤，好幾個月都沒去監獄。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沒有錢。
2003年王森在監獄中得了嚴重的糖尿病。我幾次去找有關部門，三次用特快專遞寫申請給四川省監獄管理局、成都市監獄關局、南充市管理局的夏政委、監獄長、獄政科。每次都寫上我的地址、電話。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連一個回復的電話都沒有。我非常痛恨那些不讓王森保外就醫的掌權人。他們不准許我和王森提出治病的請求。王森病重，這是鐵的事實。允許給病重的服刑人員保外就醫，監獄管理條例上有著這一條啊。難道制定這個條例只是做擺設的嗎？我越想越不明白，我的丈夫有被法律制裁的義務，難道就沒有在法律保護下治病的權利嗎？在丈夫病後，他每天記錄著病例情況，他也幾次寫申請、打報告。管教幹部和獄政科的人說：王森思想頑固，不思悔改，表現一般，像他這樣的政治犯不夠資格保外就醫。
我要問：政治犯在獄中身患重病，就沒有享受保外就醫的權利嗎？就沒有規範治療疾病的權利嗎？我作為妻子，不能眼看著丈夫的身體一天天在監獄中耗損下去。我花那麼多精力，幾次三番地寫申請，准許與否應該給我一個答覆。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用此方式寫出來，表達我心中壓抑很久的憤怒。
時至今日，我丈夫的病已經拖了兩年了。在這兩年的每個日日夜夜，我都活在恐懼裡、焦慮中，擔心他是否能承受病魔的折磨，是否能活著回來與我們母子三人團聚；恐懼他在獄中病情的發展，給他身體造成的傷害和承受不了病魔的傷痛。
自從王森入獄以來，我從沒有收到過他的任何信件。我不知道，政治犯連寫家書的權利都要被剝奪嗎？我每次給丈夫寫的信不知道他是否能收到。我的經濟條件不允許每個月去看他，但我期盼著能夠知道他的身體狀況，可川中監獄就是不允許王森給我寫信。我不清楚監獄管理條例上哪裡有這麼一條：禁止政治犯與家屬通信。中共政府的人道主義精神從哪兒體現出來呢？丈夫被無辜關押，難道他們的妻子連給丈夫治病的請求也不行嗎？
我真的快被這個政府逼瘋了。我沉默了五年。但是，我再也不能這樣沉默下去了。我不能讓他們把我逼瘋。我還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讓我的孩子們成為沒人撫養的孤兒，成為無錢上學、流落街頭的流浪兒。我還有年近70的公公體弱多病，常常無故暈倒，每次去看望王森回來，都幾天吃不下飯。白髮蒼蒼的婆婆，常常是眼淚泡著飯吃，視力模糊，身體每況愈下。
我的女兒自從她的父親被抓走，一直沉默寡言，不喜歡交往。因為家中生活困難，總是擔心今後上不了大學。幼小的她過早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一方面要照顧弟弟，還要分擔我的憂愁。她說，「媽媽，我的初中同學有的因家裡生活困難，去到餐廳當服務員；媽媽，你別自己太辛苦了，別拿身體開玩笑。沒錢上學，我不怪你。只要我們一家人在一起就行。」聽著她的話，我的心裡很難過：一個15歲的少女心裡，是在怎樣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啊！我只能安慰她：「清兒，不管怎樣，只要在學校一天，都要抓緊學習，只有知識才能提高自己，我們一起努力吧。」我真不忍心因為我的無能給孩子們的成長造成傷害。
每逢過年，家家戶戶都在買年貨、買新衣服，而我們母子三人只能買點最便宜的雞肉。女兒總是將兩個雞腿分別給我和她的弟弟，說，「媽媽辛苦。弟弟小需要營養。我不喜歡吃雞肉。」我強忍住眼淚，把雞腿夾給女兒。她在學校裡不捨得吃葷菜，常常吃幾角錢一袋的方便面，將我給她的伙食費買一些學習用具。有時她陪我上街，看見五顏六色的服裝，問她喜歡什麼樣的衣服，她總是說，「我最喜歡穿校服，別浪費了錢了，省一點錢給爸爸吧。天氣冷了，給爸爸買雙棉鞋吧。」女兒太懂事了，為母親分擔生活中的痛苦和困難，總是想著她的父親，這讓我很欣慰。每逢假期她從不出門，在家照顧弟弟。我因為沒有正式工作，常常在外邊東跑西跑幹臨時工。
2003年，是我們一生最慘淡的一年。4月王森身患糖尿病，病情非常嚴重，體重急劇下降，從148斤下降到94斤，臉色蒼白，手腳麻木、無力，骨瘦如柴，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監獄裡不通知我。過了些日子，我去看他，才知道他在監獄裡輸液。我去找國安局的王局長和尤平，求他們讓我去作抵押，要王森出來治病。他們說：如果王森告訴他們想知道的一切，就放王森出來治病；如果不配合的話，就休想保外就醫。王森斷然拒絕了他們的條件，至今，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左胸陣發性疼痛，視力模糊，糖尿病很嚴重。他說：「你回去照顧好兩個孩子吧。我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放棄自己的信仰。」我哭得說不出話來，只能使勁的點頭。
由於長時期經歷著精神壓力、生活壓力、和警方的壓力，我的身體變得很糟糕。同年4月至2004年10月，我連續三次做手術，身體幾乎垮掉。接踵而來的貧窮和疾病，給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兩個孩子沒有錢上學，面臨著輟學。家中沒有錢買糧，我們面臨著飢餓。許萬平大哥（民主黨成員）看到我們一家面臨著絕境，拿出僅有的2,300元救助。就是這樣一位好人、善良的人，結果被政府判處12年徒刑。
2004年國安局的警察說：「許萬平幫助王森孩子，就是支持王森的反黨行為，是違法的。」他們還強迫我14歲的女兒寫證詞，證明我們曾經接受了許萬平的幫助，作為給許萬平定罪的證據。而政府這樣做也是把我們一家逼上絕路啊！
當一個人長期生活在一個不公正的環境裡，僅僅訴諸言詞是不夠的，而必須付出具體行動，以行動來譴責種種暴行，捍衛人的權利和尊嚴。我堅信，時代的浪潮會沖刷出一條民主之路。雲開霧散的日子總會來臨。為人權、自由、正義抗爭的勇士們會永遠值得我們敬重的！
（2006年8月）
【背景資訊】
王森：現在四川省南充市川中監獄地十監區服刑。
2000年11月23日，萬源市青花鋼廠陰雲密佈，寒風肆虐，5,000多名工人對政府以工齡500元每年的廉價補償將工人趨逐出廠強烈不滿，自發組織工人及家眷維堵210國道。警方則用高壓水槍、警棍，毆打寒風中的工人，同時抓捕了大批工人。為了聲援萬源市青花鋼廠工人，王森強烈要求釋放被抓的工人，解決工人的吃飯問題，同時以中國民主黨四川省巴中地區委員會的名義，將抗議書以傳單的形式張貼、散發。由此，國安租一間房屋在王森的住房對面，對王森及妻子（魏心玉）進行24小時秘密監視達半年之久。2001年5月31，警方在杭州將王森以貪污公款為由抓捕，關押回達縣看守所。達州市檢察院以涉嫌煽動國家政權罪起訴。最終，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將王森判處十年重刑。
(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