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日訊】(亞洲時報記者張一2月1日撰文)中國廣東東莞區級、中級兩級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中，提倡對民事部分進行調解，並對作出經濟賠償的被告給予從輕處罰，在一搶劫殺人犯賠償被害人家屬5萬元（人民幣，下同）後，判其死緩的做法惹來極大爭議。有人擔憂，在中國目前監督機制不健全，司法審判不透明的現狀下，「以錢抵刑」極易被濫用，導致出現徇私枉法，使得有錢人重罪輕判、有罪判無罪，損害司法公正，同時也使法院易藉此斂財腐敗，成為又一個新的司法腐敗地帶。
據1月31日廣州《羊城晚報》報道，2005年11月，王某、賴某、周某參與搶劫，並導致蔡姓事主死亡。事主家屬提出刑事訴訟的同時，也提出附帶民事訴訟索償。法官獲知受害人家屬生活陷入困境後，多次安排雙方調解。被告王某同意先行賠償原告5萬元，原告表示滿意。被告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法官根據雙方意見，對王某從輕處罰，一審判處死緩。
據報道，像被告人王某一樣通過補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獲得刑事減刑的判例，在東莞兩級法院已超過30宗。東莞兩級法院對外聲稱，希望通過對這種賠償機制的探索，再輔以國家賠償，從而使被害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維護。
針對社會輿論對東莞「賠錢減刑」的質疑，2月1日上海《新聞晨報》援引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梁聰稱，「賠錢減刑」不僅是為了維護受害人的利益，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少殺慎殺」原則。從今年起，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復核權，對主動賠償受害人損失的，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梁聰聲稱，以往的刑事審判不是特別注重對被害人的賠償，被告對賠償採取消極態度，處於弱勢的受害人或其家屬因得不到補償，往往陷入生活困境。法院從人道的角度出發，幫助受害人解決實際生活問題，並化解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間的恩怨，只要罪行不特別嚴重，沒有引起民憤，不違背法律的精神，就是值得提倡的。
同時梁聰否認了「有錢人犯罪可以因此獲得減刑」的說法，他反覆強調，「賠錢減刑」的前提是符合下述三個條件，和罪犯有錢沒錢無關：首先，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好，並主動對受害人做出經濟賠償；第二，法官要徵求受害人或其家屬的意見，他們同意調解，願意接受經濟賠償並在一定程度上諒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調解；第三，要看被告人罪行的嚴重程度。如果社會影響惡劣，比如此前的幾起「滅門案」，即使被告人賠錢，也不可能獲得減刑。
此外，東莞兩級法院提倡「賠錢減刑」做法，得到一些律師的肯定，認為這種做法符合法律的功能和社會趨勢。
上海廣懋律師事務所律師江清漢對《新聞晨報》指出，「罪犯用經濟上的付出來表現自己的認罪態度，法律給予一定的寬容，這符合法律精神。受害人以財產補償來彌補受害人或其家屬的心靈創傷，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社會的振盪或矛盾。如果罪犯有悔罪表現，罪行也不足以處以極刑，為什麼一定要用一個生命來警醒他人呢？」但對於那些嚴重的案件，比如連環殺人，用多少經濟或物質的付出都不足以彌補，就不能「賠償減刑」，因為這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東莞法院以及律師的說法並未能使眾多網民信服。有網民質疑，此舉是人治而非法治，這樣意味著在內地有錢人犯罪，受到的處罰會比無錢人輕。
中國因為是處決死囚最多的國家之一長期受國際社會抨擊，今年元旦開始，最高法院實施收回死刑核准權，要求將死刑減至最少，令各地法院「凡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同時在部分地區試點推行「刑事和解」，令罪犯通過經濟賠償獲得寬待，以獲得免死的機會。
有人認為，東莞的做法如果能在嚴格監督的情況，無疑是體現了重視生命，對減少死刑和保護人權以及育罪犯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但是有人也擔憂，在中國目前監督機制不健全，司法審判不透明的情況下，「以錢抵刑」極易被濫用，導致出現徇私枉法，使得有錢人重罪輕判、有罪判無罪，損害司法公正、社會正義，成為又一個法院腐敗地帶。
因此，有意見指出，在內地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推行類似東莞法院以罰錢免除死刑的「刑事和解」宜小心謹慎。首先，在法院推行「刑事和解」的同時，應加強社會宣傳和教育，使民眾有正確的認知。因為中國人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認為「殺人償命」，「賠錢減刑」很容易使民眾造成法律失去嚴肅性和公正性的錯覺，從而對懷疑司法的公正公平，最關鍵的是容易使社會誤導成「犯罪有錢就可以減刑」的觀念。
再者，諸如司法不公、司法審判不透明、缺乏完善的監察機制，以及法官質素不高等一直是國內司法系統令人擔憂的問題，實施此類「刑事和解」急需嚴格監督。目前一些內地監獄已開始出現犯人以賄賂的手法 「花錢減刑」的監獄腐敗行為。一旦「賠錢減刑」被一些不法之徒和司法界敗類濫用，就成了有錢人「花錢抵罪」妙招；同時，一套嚴格監督機製還可以防止司法機構藉此斂財。否則「賠錢減刑」的做法，最終淪為一塊新的司法腐敗之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