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題記：非常遺憾！我被中國大陸警方以「危害國家安全」理由，拒絕辦理香港通行證，不能參加「國際筆會2007年亞太地區會議」，同時失去與亞太地區作家交流的寶貴機會，現在只能以文會友。請海外諸位會友瞭解大陸異議作家殘酷的生存境遇，和極為艱難的寫作狀態。我們依然堅守良知和批判立場，不會放棄自由寫作。我在遙遠的、冰封雪飄的中國西北部預祝此次盛會成功！
這是我為此次會議準備提交的論文梗概。
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劉 水
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有一句名言：「是懦夫把自己變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而且這種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來，不再成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為英雄。要緊的是整個承擔責任……。」
寫作，源自自己內心與現實的劇烈衝突和撕裂，並且不願意保持沉默，這是我個人寫作的精神動力。這個制度將我們拒斥在體制之外，對此我沒有任何留戀，我們被這個可恥的政治戴上「異議作家」的帽子，我非常自豪！為中國這個暗黑時代發言，是我們存在的價值和承載的道義責任。中國異議作家是以個人身份邊緣化為標誌的，先是身份邊緣化然後才是寫作的邊緣化，而不似西方自由作家的寫作姿態和立場的邊緣化，他們並沒有身份的不同，這有本質不同。異議作家意味著不能在中國大陸發表、出版任何作品，並且隨時面臨被政府戴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遭受監禁、隔離、驅趕、封殺的殘酷現實。
而任何真實的、有勇氣的寫作，都起源於作家對此時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熱烈關懷，並堅持用自己的心靈說出對這個世界的正義判詞。東方是一個擁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機制的民族，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經驗一進入到這個機制里，都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輕化，從而進到空無的境界里。這種消解機制所帶來的麻木性，使得體制內作家和那些逃避言論禁錮的作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往往是輕鬆的，閒適的，遊戲的，缺乏緊張的衝突，作家一進入寫作，就採取人格虛化的辦法，迴避心靈與現實的正面相遇，從而把心靈的壓力減輕到最低限度。於是，頹廢的經驗，生存的殘酷性，慾望的襲擊，使一些人的寫作充滿了精神軟弱帶來的屈服性。作家不再是現實的抗爭者，而是成了被現實奴役的人。他們會在一些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場景面前忍氣吞聲。
這種被奴役的原因在於：作家對現在的境遇失去了憤怒。如同一個作家對過去失去了記憶，對未來失去了想像，會將存在帶進暗昧之中一樣，作家對現在若失去了憤怒，則會將存在帶進軟弱之中，從而使寫作被無關痛癢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淺薄的過日子精神所左右。憤怒，就是對現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滿，是一種拒絕與現實和解的姿態。我個人的憤怒，是源於我的家庭背景、我個人的四次政治犯監禁和精神的困境。我們經歷著現實的獨裁、苦難和危險，由此，心靈就更加渴望向終極攀援，渴望自我價值實現以平息這種怒氣，而平息個人怒氣的最好方式，就是個人性的書寫。
我希望個人化的寫作能承擔作為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而這個時代和國度的寫作和出版自由仍被嚴厲禁錮，文學的藝術性這對異議作家太奢侈。反抗政治迫害，反抗言論禁錮成為我們書寫文字的迫切主題。為反獨裁政治發言、為警察特務迫害發言，為醜陋社會發言，在被中國政治屏蔽的公共領域發言。吶喊，我們的喉管被割斷，被政府的種種非法行為剝奪說話權利、生存權利；憤怒，我們的血流進了沙漠，無聲無息，遭受庸俗哲學和世俗觀念的嘲弄。這一切使得我們既作為卑微者而存在，又作為殘暴制度的見證者和記錄者而存在。肉體和精神遭受雙重碾壓，只因我們不甘於沉默。
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看到這樣的景象：輕蔑寫作而注重榮譽，淡漠作品而傾心於作秀，規避文學而企求權力，以此獲得名利，這同樣的可恥。
如魯迅所言：「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我們的肉體和精神在自己的祖國流亡，以至生命消失。
2006年10月23日
2007年1月6日修訂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