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希望之聲記者齊月播報)今年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陰險、狡詐、毒辣的權謀，摧殘了中國數以百萬知識精英，更使其中許多人死於非命。《反右運動》所涉及的面之廣，人之多、時間之長以及中共所表現出的邪毒都是駭人聽聞的。對此，希望之聲記者蔡紅採訪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作家以及當年《反右運動》的見證人。通過翔實的史料，我們將共同回顧那泣血的歲月。 連接收聽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等六條。
實際上，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更多的人受迫害。
對此，橫河說道，中央發了個標準，怎麼樣定右派。但實際上它發到下面都有指標的，每個地方要完成百分之幾的右派指標，一旦有了指標以後，那個標準就是活的了，指標是硬的，這樣的話呢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定了右派指標以後呢，比如說你們這個部門有十幾知識分子，我現在要定一個又派或者兩個右派，怎麼辦，誰當時發了言的，誰當時提過意見的就定了，如果大家都沒有發過言，大家都沒有去大鳴大放過，那就選一個人。有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人開會的時候誰都不是說誰，然後這個人呢憋不主要上廁所，他認為上廁所呢要比選一個右派出來更重要，他就離開了，回來的時候發現，右派的那個位子就留給了他，因為大家在誰也不好去說誰，誰不在大家就指他了，他去當右派去吧，所以這個人回來以後呢他就變成右派了，很多地方呢是有超額完成任務的，文革的時候大家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事件，是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聶元梓還有一張大字報，是炮轟當時北大工作組的組長常溪萍，常溪萍原來是華東師大的黨委書記，後來呢在文革早期是調到北大工作組，聶元梓曾經專程跑到上海去炮轟他。那麼據我所知呢其實常溪萍這個人呢個人在生活問題上確實是很嚴謹的，個人生活上沒有什麼壞事。但是這個人作了一件最大的壞事，反右鬥爭的時候超額完成右派指標，多打了很多右派。所以對人民犯罪呀其實在很多程度上並不看你這個人個人品質是好是壞，而往往是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忠誠的，認認真真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如果你是真正的認真的執行了黨的路線，超額完成任務，你實際上對人民犯的罪更大。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這還是中共所公佈的數字，據調查統計的數據顯示，真實的數據應該是中共所公佈的數字的五倍。
橫河繼續說道，這些右派呢，他是很慘的。絕大部分的右派，可以說99.9% 的右派吧，是真心真意的替共產黨提意見。幾乎沒有「右派分子」真正是反黨的。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呢就是說，《從「右派」到「民運」到法輪功》。它分析中國民間被稱為「反黨勢力」的這些人，他們實際上原來都不是真正反黨的。他其中分析道，右派他是真心替黨在提意見。當然後來提到就是說，民運它是真正有了一個意識，有一部分的人確實是有了一個民主的主張。他自己也認為法輪功呢是另外一個最不可能反對共產黨的。但是到最後呢，被中共鎮壓以後呢，是真正一個有意識的維護自己權利的群體。因為右派他其實一直沒有有意識的維護群體權利的這個過程。我記得「文革」結束以後，「右派」平反以後，還專門扶出了一個「典型」，叫做曲嘯，還說什麼是「母親打孩子打錯了」，所以沒有關係。記得我一個親戚吧，就是大右派。他一聽到「曲嘯」就一頭的火，就非常非常憤怒。所以這個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很大的悲劇。這些人一直到後來平反的時候也很少有人有真正反對共產黨那種想法的。「反右鬥爭」的整個運動就是錯的。
陳破空認為，我覺得中共第一比現代不如日本鬼子，比古代不如古人。現在連日本方面，都願意為戰爭侵略來進行道歉、認罪、懺悔甚至提供賠償。中國的公民它們的子孫後代，甚至都可以到日本的法庭去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賠償。而現在的日本政府是個民主政府，並不是當時軍國主義者，他都據理做出賠償，而中共連迫害自己的同胞，不要說給同胞賠償，連同胞打官司的權力都沒有。如果有同胞敢到法庭去打中國政府的官司要它賠償的話，恐怕要被抓起來做更多的牢，所以連日本鬼子都不如。再一個問題是連古人不如。 宋代，當時有個宋神宗繼位，太后就委託人到鄉下去問賦閒在家的著名宰相司馬光，說現在新皇繼位，該怎樣治理天下？當時司馬光建議說：讓民間大鳴大放、讓民間提意見，你通過民間的鳴放，知道民間的疾苦，然後就知道怎麼治理天下。結果皇帝這邊就擬定了詔書，但詔書還沒公佈前又拿給司馬光看。這詔書中有幾條雖然是接受了司馬光的意見，但是暗藏了幾條說，如果這些民眾在提意見的時候，不安本分，非其所分的話，就要嚴加懲治，就加了六條標準。司馬光看了堅決反對，要求把那六條拿掉，他說既然你要他提就讓他提，既往不咎，不能夠追究他。結果宋神宗採用了讓民間提意見，士大夫、知識份子上書，他的的確確是誠懇的讓大家提意見，誠懇的接受了。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當時立了三條祖訓，其中第三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和進言之人」，這是宋朝流下來的古訓，所以後面的皇帝謹遵，而且宋朝的那些宰相都遵守。毛澤東這個人，連八百年或者一千年前宋朝的這些古人都不如，那不僅是談不上進步，完全是大大的倒退。歷次運動中國都是如此，的確是如此，可謂罄竹難書。什麼土改、三反五反、土改複查，什麼打擊反革命或反右，一直到後來文化大革命，一波推向一波！中華民族有雙重的悲劇，共產黨統治已經是一個悲劇了，任何國家被共產黨統治，它就是成百萬、成千萬的被迫害致死。而中國共產黨是共產黨陣營裡面最壞的，結果中國人就有雙重的悲劇。當共產黨國家在1956年停止大規模的迫害和侵襲，專制相對減輕，像東歐和蘇聯，專制相對減輕，人民的苦難相對減少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卻在給中國人民加 碼，把苦難、迫害、專制更加碼，向反右、向大躍進、向大饑荒、向文革這樣去推進。所以中華民族何其苦難，雙重的悲劇，這就是我們過去五十年的歷史。
胡平認同的說道，一九五六年、五七年，對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是個很重大的轉折，在那之後大部分共產黨國家，蘇聯、東歐都告別原來那種最殘酷、最野蠻的斯大林主義，走向比較溫和的修正主義的道路。而唯獨中國由於毛澤東，在那之後走上了比原來還要更左、更惡劣的一種變化。從反右，然後是大躍進、大饑荒、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一路發展下來。我覺得就這點來說，中共的這種特殊罪惡，是在所有共產黨國家中比別的還更惡劣這一點，我想對大家是非常重要的一條。
陳破空認為，中共不需這麼做，如果它真的是為了維護政權，為了渡過什麼危機的話。事實上開放言路，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右派，所謂的右派其實不是右派，是左派。為什麼這麼講呢？像儲安平、章伯鈞這些人，他們在所謂的解放前都是從國統區去投奔解放區的，都是左翼知識份子。他們投奔延安、投奔所謂新的解放區，他們是徹頭徹尾擁護共產黨的，結果他們出來提意見被共產黨一下子打掉了。按道理嚴格來說他們不是右派，是左派，這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當時右派提的意見如果共產黨接納了，那是完全可以鞏固它的政權，甚至是能循序漸進的國泰民安。就像歷代統治者剛剛建國，休養生息，修文偃武，讓老百姓過過好日子，它的政權就更鞏固。但是它卻反其道而行之，它本身的政權就是來自於惡，所以它用之於惡、行之於惡。它靠暴力和謊言起家，它的貪婪、它的腐敗、它的暴力、它的謊言、它的專制和獨裁是深入骨髓的，所以它不願意接受任何別的意見。我們看有個區別，當五七年的時候右派提意見，你可以看出每個右派的意見，他是講道理的，他是講共產黨有哪個地方不好；你不能讓人說話或者高幹享受小灶；或者你的生活待遇不一樣；或者說過去國民黨專制，你比他更專制、黨天下等等。基本上右派講的話是講道理。而共產黨當它反右的時候，你看反右的《人民日報》、《文匯報》的社論那些東西，它不是講道理，是漫罵、是辱罵、是攻擊；甚至是把人家個人生活都拿出來扯，說誰又是喪心病狂，誰又是跳樑小丑、誰又是吃了豹子膽、誰又是癩蛤蟆、烏龜、王八…。你可以看到整個共產黨就是完全的流氓嘴臉，它這個執政的一方是流氓嘴臉，而民間反而是謙謙君子，你可以看到這麼一個最壞的東西反而在政權裡待著，中國人民怎麼不遭殃呢？
橫河認為，通過《反右運動》共產黨的整人手段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第一，反右運動為以後中共歷次的整人運動奠定了基礎。因為在這之前，它不是整人，它就是殺，就是消滅一個階級。但是在這裡開始呢，它有一整套的怎麼整人的方式在意識形態上把你搞臭的這一套方式。在全國範圍內奠定了這麼一個基礎。當然，「延安整風」是一個，但是那時候不是在全國範圍內。第二個呢，中國的知識階層、民主黨派，從此以後再也不敢發出聲音來了。也就是中國的知識階層的脊樑徹底被打斷了。另外呢，它政治上反右呢，很快的就轉向了，在經濟工作上也要反右。實際上直接導致了第二年開始的「大躍進」。那麼後面的「四清」運動啊，「文革」運動啊，這些呢，其實都是從「反右」運動開始延伸過來的。所以「反右」運動對後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那麼在「反右」之前，中共曾經有一段時間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在這之後，就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了。這就是毛澤東後來創立的所謂「繼續革命」的理論。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那麼對中國整個經濟，對中國整個社會和中國的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危害那是不可估量的。
蘇教授對中共的流氓嘴臉說道，對於這場殘酷的、大規模的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中共至今不但不去認罪，反而一直捂著蓋著。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們、民運人士們近20年來一直在做著對於過去歷次運動中死亡和受迫害人數的調查。對於「反右」運動，中共自己承認給四十萬人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我們目前調查出的數字，是至少60萬。在各個領域和學科中，有作為、有貢獻和有名氣的知識分子，被劃成了「右派」。而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難道只是為了搞出60萬「右派分子」嗎？這對於殺人成性的毛澤東來講，肯定是不滿足的。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中指出，毛澤東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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