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讀《帝范》審官第四
唐太宗，一代聖明之君，可謂是深諳「治國以禮」之道。禮，法於地，即地生萬物而井然有別，各得其宜；及於人則啟導人們瞭解因等差而必須彼此尊重的道理。《審官》中我們看到，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不只在於選賢任能，而是「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明主無棄士」，「明職審賢，擇材分祿」。其實這正是「禮」的目標，使等差有別的人各有其適宜的位置。至此天下必自然和順，道德仁義，也因循禮而得以發揚光大。
古人說：天下的人如果都能順禮而行，那一定是太平盛世；否則必然是一個紛亂局面，順禮而行一定可以安定，否則就會發生危險，這些道理不是一般人所能窺測臆想而知的。唐太宗順禮而行，並達到禮的最高理想，即適當的等差節度。「委任責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當也」。
有資格製作、講述禮樂的人，可以稱作明聖者，由此看來，唐太宗，堪稱聖明之君，千古帝王的典範，《帝范》更是治國之道的經典之作。
讀《帝范》納諫第五
孔子曾強調，踐行「仁德」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題。修身，這是儒家做人之本；而以誠敬的態度聽取意見則是提高品德的最好辦法。
有「從諫如流」之美譽的唐太宗是歷史上最善於聽取意見並及時改過的帝王之一。他在追懷魏徵時說過：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正是以這樣一個仁德的政治家的謙敬胸懷在《納諫》篇中通過追思古今，對比明君昏主來諄諄告誡太子。其文之旨並不止於「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虛心納諫；還有對下「不責其辯」，「不責其文」的寬宥；更有「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引裾卻坐，顯之以自非」的「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的責已修身之本。也正因為唐太宗的以仁德修身，以仁德化人，才有「忠者瀝其心，智者盡其策」。從而成就了「臣無隔情於上，君能遍照於下」治國平天下之道。
讀《帝范》去讒第六
緊承《納諫》篇，唐太宗寫下了《去讒》篇。對於遠離讒佞的問題，一代賢相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曾寫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歷史有太多的教訓昭示給後來者：「夫讒佞之徒，國之蟊賊也」。
唐太宗在此篇中，以前車之鑒，列舉種種奸佞害國之實；以「良藥苦口」與「忠言逆耳」之形象而深刻的類比，闡明瞭去讒納諫至重之理。
唐太宗見微知著，深知「砥躬礪行，莫尚於忠言；敗德敗正，莫逾於讒佞」，這是帝王修德之根本。而明君偉業的開創，帝王之德的樹立，追根溯源，也許就是從去讒與善納諫開始吧。
然而真正能夠做到遠離讒佞而不從諛，親近賢臣而虛心納諫的，卻是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正是看到這一點，唐太宗在此篇末反復說道：可不誡哉！可不誡哉！足見其拳拳之心及殷切之意。
讀《帝范》誡盈第七
唐太宗在《誡盈》篇中說「故人神怨憤，上下乖離，佚樂未終，傾危已至」。
人神怨憤而國家傾危，那麼神所憤、人所怨的是甚麼呢？
人的天性是靜，是因為有了外物的誘惑，而隨之有了好惡的變化。「夫物之惑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人隨物化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也就是說當人之好惡隨外物而變化，放縱人慾時，也就滅絕了天理，此天所憤也。
人所怨，莫過於孤寡老幼不得其所，無所依靠，這是天下大亂之道。
人神怨憤，究其根本則是為人君者的驕奢，其不僅下擾於民，更上害天理。所以唐太宗看到了一個帝王的儉靜與否關係到國之安危，因此而告誡太子「此驕奢之忌」，要節制對物質的慾望，要淡泊、寧靜。
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誠哉斯言！
讀《帝范》崇儉第八
貞觀十一年，魏徵上《十思書》，告誡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唐太宗把這八個字置於案頭，奉為座右銘。
在《帝范》中，唐太宗以「誡盈」和「崇儉」兩篇來反復告誡太子要」戒奢以儉」，其重可見！
對於人來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這是儒家修身做人之本的要義。否者，不正是本末倒置嗎？
如果一國之君只是表面上重視德性，而心中卻重視財富，就會與百姓發生爭奪，最終只有「財聚民散」，而民散，國將焉存！我們看到，作為聖明之君，唐太宗深知為國者不可以利益為目地，而是要以道義為目地，驕奢之忌，當始於崇儉。
古之重德之士，莫不重節儉，並以此為訓，告誡後人。而歷代明君也無不是以儉自律。「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豈止人君當如此，人人皆當如此啊！
（斗膽說上幾句，懇請批評指正）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