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希望之聲記者齊月播報)今年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陰險、狡詐、毒辣的權謀，摧殘了中國數以百萬知識精英，更使其中許多人死於非命。《反右運動》所涉及的面之廣，人之多、時間之長以及中共所表現出的邪毒都是駭人聽聞的。對此，希望之聲記者蔡紅採訪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作家以及當年《反右運動》的見證人。通過翔實的史料，我們將共同回顧那泣血的歲月。 連接收聽
1957年的 「反右運動」不僅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了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消滅了他們批評的聲音，給國家的發展方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隨著一大批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被打成「右派」，它們實際上失去了參政議政的功能，淪為中共一黨專政的「花瓶」。最後，「反右運動」鞏固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大最權威的獨裁者的地位。黨外的反對勢力被肅清後，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總之，「反右」為中共發動歷次運動如：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埋下了伏筆。
日前，《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當年的一些「右派」克服重重困難從大陸趕來參加。
鐵流，本名黃澤榮，72歲，《成都日報》的記者，當年的右派，勞改23年，現退休。鐵流在會上說道：我是一個右派，是一個57年受害的當事人。57年我為了一篇小說，八千八百字，關了我整整23，相當於一個字關押我一天。這篇小說是（發表在）共產黨的雜誌。發表是他們經過審查的發表，寫這篇小說是他們發起的敢於生活，最後就為了這篇小說我整整為關押23年。第二個更特別的我不是出生於所謂資產階級的所謂的敵人，我出生於一個地地道道的工人階級的家庭，我是個童工，我參加革命追隨共產黨是15歲，但是我也當了右派。為什麼當右派？因為我發動聲音，發動人格的聲音和正義的聲音，不願意對生活說謊。中國死了，中國死於1957年。正義死了，道義死了，公理死了。留下的是謊言，留下的是假話，所以沒有57年就沒有大躍進，就沒有總路線，就沒有大煉鋼鐵，就沒有文化大革命，也沒有（八九楔誑|）血案。所以我有句話：反右鬥爭是中國共產黨萬惡之首，百罪之源。我們作為現在活下來的人，作為受害者，我們要把這個歷史留下來，留給子孫，留給民族，留給世界，決不讓當局掩蓋這個歷史。
北京當年的61名在世的被劃為右派人士聯署公開信的召集人前北京市公安局幹部任眾先生舉例說到，在我同時期的右派，我就舉當時劃右派和死亡這麼簡單的過程。我是公安局的。當時公安局劃右派，他勞改別人是個能手。內部如果有點波動的話，他就很容易抓住你。我就舉別人一個例子：有個右派比我小三歲，叫孫承（音）。他寫了一首詩，登在《首都公安報》上。他這詩很簡單就是：世上多少不平事，反將不平說是平。一旦隨我凌雲志，掃盡不平未平生。就這麼一個短短的詩，他被槍斃了。孫承是個很厚道，幹活跟牛一樣賣力氣的一個人。他在公安局戶籍處，搞卡片管理的。據說卡片管理還是他一個有創造性的工作，還表揚過他。但這人對人間的故事人間的情感就寫了這麼一首詩，就被打成右派，就下放了。下放以後文化大革命當中被轟回老家去了，農村找典型，說找名牌，他就當了名牌了。地富反壞右當時就成為名牌，就把他來出去了。說拉我幹嘛？先游鬥你甭問什麼，游鬥完了槍斃。他就說我是北京劃的右派，正是因為你在北京劃的右派所以沒有錯。就槍斃了。等到文化大革命後期去落實政策，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去了，但那一找說孫承。說對不起你們來晚了，他已經槍斃了。這件事情就這麼輕鬆的，說槍斃了就完了。這人也就回去了。再沒有人追究誰槍斃了他。所以一個人死很容易，再叨一叨誰去製造的殺人事件的人，不行，沒有人。
中共政府雖然在1978年為幾乎是全部的「右派」平了反，但是它仍然在理論上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這就給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研究和總結歷史教訓設置了障礙。而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們，不少已經逝世，他們中最年輕的也已經年近七十。從這一點來說，為理清真相而搶救他們的歷史記憶刻不容緩。
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針對中共銷毀各種歷史檔案，虛構歷史的行為，提出抓緊搶救歷史記憶意義重大，何清漣首先講了中共銷毀歷史記憶的原因：「中共在1949年以後犯下了許多國家罪後，這個事情中國共產黨一直不想承認，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包括篡改教科書，虛構一種虛假的歷史。近些年來，中共確實是下令給各圖書館和檔案館銷毀一些歷史檔案。文革檔案銷毀很多，還有反右的、土改的，反正各個時期清理檔案的時候，有很多檔案都已經銷毀了。」
鐵流表示，儘管我們這群受害者來日不多，去勢已近，但是我們有一種歷史的使命感，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個右派都寫一本書，每一個右派都是一部罪行的歷史。我希望大家能寫。我毫不諱言，我留下的生命，就是要揭露毛澤東，揭露他的罪惡，我的最大希望就是天安門城樓把他的畫像取下來，在人民廣場把他的腐屍給它拖出去，不如此中國沒民主，中國沒有自由。這不僅是右派的責任，也是所有要從事進行民主推進人的事，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何清漣繼續指出，抓緊搶救歷史記憶意義重大：「所以我覺得口述歷史和大家抓緊寫回憶錄都是在和專制者虛構歷史在抗爭。最近成都晚報登的六四廣告，結果一問哪個的登廣告的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麼，從這來看，中共虛構歷史記憶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已經把大家的歷史記憶消解的乾乾淨淨。就是中國人不知道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情。第二個，我覺得是在和死亡賽跑，因為當年的右派大部份都已經過世了，現在留下的右派都是當時很年輕的，只有20幾歲。所以，他們一死以後，這些歷史記憶都會銷毀得乾乾淨淨。所以他們趁這個時期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用實錄的形式寫下來，我覺得對後人是寶貴的資料。」
任眾進一步說道，為什麼我能站在這兒，我願意擔當這個聯絡人，就是在我身上跟大家一樣有一種歷史使命。這種歷史使命就是要承擔起所受難致死的人，他們要說的話，替他們講一講，而且把我們所受的難，要告給後人，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製造的冤家錯案太多太多，必須讓人們覺醒。我以為這是一個歷史任務，我是因為有這種歷史責任，我才願意來到這裡跟大家見面的。我並不怕有什麼後果。我知道很有危險，因為我畢竟從北京來，北京發的短信，都能看到你。遇羅文給我打電話，我都說我已經不去了，實際上我已經簽好證了。為什麼呢？我一旦出來，他們會劫我的。所以我只能說，甚至於我對朋友我都說我不去我不去。實際上我已經很欣喜我能來到這裡。至於回去會怎麼樣，我不在乎，各位。我現在就想再說一句作為我說話的結尾，我們寫書，我希望大家都寫，把自己血跡斑斑的經歷寫出來，我總結的話就是：凝血成文史，留給世人知。
鐵流最後呼籲到，最後我還有一個呼籲，大家知道，儘管我們現在在開會，另外一個右派叫李昌玉，現在同樣受到中共當局的迫害。他的電腦被收走了，他的護照被收走了，他的自費印刷的2000本書《歷史大視野》被收了。現在在中共監控之下。今天我借這個地方呼籲一下，聲援李昌玉。我寫文章就是受他的啟發，他有句話我記得很深刻：即使我們是豬，在屠宰廠被殺也要叫兩聲，我們叫都沒叫。自從我得到他這個話後，我破門而出開始寫文章，不計個人安全。我希望大家為李昌玉呼籲。今天網站上我已經寫了給胡錦濤主席的第三封信，強烈要求不要再對老右派李昌玉進行迫害。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為他呼籲。
反右運動受害者索賠運動發起人之一、山東大學附屬中學退休教師李昌玉，5月份被濟南市公安局國保部門抄家。警方指他非法出版書籍，以及在海外發表反政府的文章，沒收了他存放在家裏、尚未分發的近兩千冊《歷史大視野》，並帶走電腦及其它寫作用品，還傳喚李昌玉到派處所，問話達六到七個小時。
李昌玉在接受本台記者的採訪時說到：我個人寫了很多文章，我們也要對得起這個歷史。我們作為歷史的見證人、知情人、受害者保我們的見證記錄下來，還給歷史。雖然我們受了很多的苦，但這也是一種歷史給我們的恩惠，否則的話，你就不知道，感受不到這些東西了。那麼，我們也要，回報給歷史，回饋給歷史。也可以說，我們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報答歷史。
鮑彤在《論反右派鬥爭的非法性-為反右派鬥爭五十週年作》一文中指出，反右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轉折點。它為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以後繼續無法無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難者主要是知識份子，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受難者就以農民和工人為主了。反右派鬥爭封了黨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傾鬥爭，就來封黨內幹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獄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衛，到了天安門鎮壓，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衝鋒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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