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按︰暴君要的是奴役，公民要的是自由。跟暴君不需要講反省，因為根本目的就相反。自由人不能指望不出暴君坯子，不能指望暴君良心發現，但是可以多多少少準備一下自己，使「受騙上當」不成為自己的墓誌銘。不是明君，而是負責任、有正義感的個體公民，才是自由的最終保障。】
聽說過這樣一則伊索寓言，說一隻在天上飛翔的鷹被箭射落， 臨死前發現那支箭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最不可思議的「文革」發生四十年了。除了那些先後死去的，大多數經歷過這場革命（如果這也算得上一場革命的話）並且還活著的人，如今要麼不願意再提起當年，要麼以一個受害者的形象回憶「文革」，記錄「文革」，很少有人對這場所謂的革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反省。近日讀文革五大領袖之一的《聶元梓回憶錄》，「文革」中上海的重要人物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也都不同程度地把自己打扮成了「文革」的受害者。好像除了那一個或幾個這場革命的發動者以外，當時的幾億中國人全都成了受害者。我覺得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利於我們總結歷史教訓，以避免再發生類似的革命。
革命開始的那一年我十一歲，在上海讀小學四年級。因為可以不上課了，有一段日子我幾乎天天站在繁華的南京路上，看佩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們給路人剪小褲腳管、尖頭皮鞋，看情緒高昂的革命群眾砸商店牌匾換店名街名，心中有一種從未有過的高度興奮。在學校裡，見到同班同學強迫我熟悉的老師嚼粉筆喝墨水等行為，雖覺得有些過分過火，但內心深處確實有一種痛快的刺激。記得當時的舊市委不允許小學生進行革命串聯，我還跟著遊行隊伍唱過「我們也要革命大串聯，上海市委為啥不答應」的歌。我曾經為父母參加單位的造反隊而得到偉大領袖的支持感到自豪；曾經為自己因描摩著名的「群丑圖」（文革初期一張醜化劉少奇鄧小平等被打倒的領導人的漫畫）逼真受到鄰居的讚揚而沾沾自喜；曾經站在市中心的商廈陽台上灑下一大迭搜集來的革命傳單而自以為為革命立了功；曾經聽到收音機裡的最新指示而徹夜難眠；我曾經寫過批判電影《戰上海》《兵臨城下》的大字報和吹捧革命樣板戲的文章；曾經在學習會上大談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心得體會；曾經相信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曾經為毛澤東周恩來的去世感到天之將傾悲痛不已……而當時一些人已經覺悟或正在開始覺悟。
我的徹底覺悟很晚。回想「文革」這十年，我的全部言行雖然遠談不上助紂為虐，甚至沒有直接傷害過一個人，但我無法否認自己曾經是這個集體愚昧集體盲從集體無意識的民族中的一員，是這個龐大的不正常的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不起眼的小零件，一滴無足輕重的潤滑油。承認這一點使我羞愧，但我無法改變這一點。我的大學畢業論文《老捨的悲喜劇》，可以看作我比較徹底的覺悟。我從大作家老捨先生四九年後寫的許多歌頌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喜劇劇本，到他在「文革」開始不久投太平湖的自殺悲劇，揣摩剖析老捨先生施害和受害的心路歷程。在那篇論文裡，我就是引的那則聽到過的伊索寓言，一隻在天上飛翔的鷹被箭射落， 臨死前發現那支箭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
有人總結說， 「文革」最大的特點就是幾億中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人。其實，四九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又何嘗不是如此。今天你是受害者，明天你有可能就是施害人。反之亦然。而且常常是兩種角色同時扮演。一些在「文革」中自我結束生命或被結束生命的受害者，已經不可能再說話了，而大多數活著的人不願重提「文革」，有的是痛之太深，不忍重揭；有的則是怕究之太深，傷及自己。但是，假如人人都是受害者而非施害人，那麼江青也會說是受了毛澤東的害，毛澤東還可以說是受中國文化之害呢。不是有不少「文革」的研究者大談毛當初發動「文革」的動機還是好的嗎？
中國人，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不管你在那個年代裡遭遇過什麼，做過些什麼，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本懺悔錄。反省一次自己吧，只要你說的是真話，心裡話，你就對得起那段歷史了。不要把這些話帶到火葬場去，不要等執政者開禁的那一天，也不要盼「文革博物館」建成的日子。固然，圓明園、黃山、昆劇是我們中國人珍貴的文化遺產，但比較而言， 「文革」的特殊價值更無法估量。西方學者有將中國的「文革」和德國的「納粹」並列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應是有它的道理的。
－－原載︰《博訊》，2007-05-27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5/2007052722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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