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我決定為邵燕祥新作《別了，毛澤東》寫序。多少天，多少次，電腦打開又關閉，久久不能落筆，人發呆，心發怵……像個劣等畫家面對無比遼闊的天空一樣束手無策。邵燕祥和他的詩文，就是那無比遼闊的天空──高邈，溫潤，清澈。兩眼看得到，伸手搆不著。
我們具體相識於何時何地，已然記不清楚了；但相識後的點點滴滴，卻是再難忘卻的。這不是因為我的記性好，而是由於他的才識、性情、氣質總能觸動你的內心。以致於有誰相邀，我總盤問人家：「有沒有邵燕祥和謝大姐（他夫人謝文秀）？」這很無禮──人家做東，你憑啥挑三揀四？但我克制不住，理由極簡單：有他（她）在，會面是享受，回憶有收穫。邵燕祥其人，難用三言兩語去概括。他對人，無論親疏遠近，他對事，無論大小輕重，都有著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斷力。加之個人的天賦和修養，他的情感、思想、意志之表達，決非人們所慣用的思路與方式。因出其不意而令人驚嘆，驚嘆其精神個性何以如此自然地切入到物件世界裡，再呆板的事物都被他生動化了。即使貌似零星隨意的瑣談，也多為心智理性的感悟。
舉個小例子吧。去冬（2006），我們六、七個朋友為大律師張思之先生賀八十大壽。一番爭執後決定──算章詒和請客，由邵燕祥買單。酒杯斟滿，開筵之前，總得有個人代表大家說兩句喜慶話兒吧。誰都知道張思之先生榮辱半輩，風雨一生。諳熟「紅塵」於外，「天理」魂魄於內。通達憂患兩者調和兼具，謀而能斷，迥別流俗。賓客齊集，大家一腔熾烈，可誰都張不開嘴了──這包含著喜悅、誠摯、敬佩的頌壽當如何措辭，真成了一道難題。我說：「誰掏錢，誰開口。」幾推幾讓之後，邵燕祥被眾人推選出來。他起立，莊重地說：「今天聚會於此，我們衷心祝賀張思之先生進入80後（「80後」為大陸對1980年代生人的流行稱謂）。」言罷，舉杯即飲。再往下聽，沒了。
全體愕然，遂大笑。而笑得最燦爛的，就是那位「80後」。從此，我們就「80後」，「80後」地叫著，叫得大律師心裡也是美滋滋的。與邵燕祥相識的人，無不佩服他的詭譎幽默，狡黠嘲笑。一觴一詠，多睿智調侃之語。他的這個特點，常讓我們大感快意。我管它叫「靈氣兒」。我等之輩即使想學，今生恐也難學到手。所以，但凡有邵燕祥在場，我便向他夫人提出申請：「請謝大姐讓讓，我要坐在邵先生身邊，好沾點靈氣兒。」鬧得次數多了，謝大姐事先便把丈夫旁邊的位置留給我。我坐過去，謝大姐時不時笑瞇瞇地補上一句：「他有沒有靈氣兒，我最清楚。」說到這裡，我扭臉看邵燕祥：他臉紅紅的，有點兒難為情呢。
邵燕祥的特殊敏感有如閃電一般輝亮，有人說是源於江浙人的稟賦，而我則認為這種迅捷的反應能力與一個人長期身處高壓環境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這就好像久行夜路者，對異樣的聲音、微小的動靜和遠處的磷火都能迅速察覺一樣。
一次，有個飯局，我和邵燕祥都去了。面對滿桌菜餚，我感慨道：「終日吃喝，若再嫖賭。邵先生，我覺得自己已然墮落。」聽後，他板起面孔對我說：「你這話，跟我說有甚麼用？要說，就跟禁你書的人去講。告訴他們，章詒和已經墮落，只惦記吃喝玩樂。這樣一來，上邊也就不會管你、不禁你的書了嘛！」我在想：他說話為什麼與眾不同？翻譯家藍英年先生認為，邵燕祥的獨特在於，一般人是站在前面看事物，而他偏偏要繞到背後去看，去想，去說。恐怕邵燕祥的思維遠不止於「繞到背後」看事物，而是思想深度與穿透力所致。當然，還必須有與生俱來的智慧才行。
邵燕祥是有鋒芒的，鋒芒在他的文字裡。學者孫郁先生在他的文集《百年苦夢──20世紀中國文人心態掃瞄》裡，對邵燕祥是用詩人、戰士兩種顏色來描繪的。書中寫道：「邵燕祥對橫於觀念世界的諸種病態理性，毫不客氣地直陳其弊。吳祖光與」國貿大廈「事件，人們三緘其口的時候，他出來講話了；佘樹森不幸早逝，人們木然視之時，他出來講話了；作家被誣告，且法庭判作家敗訴時，他出來講話了。
邵燕祥短小的文章，不斷在諸種報紙上冒出其中，把動人的聲音傳遞出來。在他的眼裡，虛假的」聖化「已失去光澤。他用犀利之筆，還原了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的確如此，當下，一飽一暖以後，人人都想「躺」下，連北大教授關心的都是房子、車子、票子了，邵燕祥卻堅持重複著「五四」的聲音。
在這個失去思想活力的時代，他是不倦的風，始終呼嘯著。大雪中，我們眉開眼笑地迎來了2007。大雪中，邵燕祥寫下了辛酸沉重的《新年試筆》。
開年首日（1月1日），他即提醒我們這些快樂的人：今年是何年？是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但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面對半個世紀的暴虐歷史，他責問的是自己。他說：「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面對一個龐大社會群體的慘烈經歷，他寫道：「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聲的中國共產黨，向所有1949年後的無辜死難者說一聲『對不起！』？但我深知，沒有哪一級黨組織授權，讓我來履行這一個道歉的義務，並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我這不又是沒有『擺好自己位置』的嚴重越權嗎？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對於受迫害的死者和他們的親人後代，這有甚麼意義？我一個個體的再深重的負疚之情，與一個以千百萬人的名義行使生殺予奪之權的群體應有的歷史懺悔比起來，又有多大的份量？」
「三千丈清愁鬢髮，五十年春夢繁華。」邵燕祥是通過一種「自我救贖」，來展現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意志與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層又重新「複歸」到體制內「位置」的人。但為什麼我只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犧牲品，而沒有意識到我也是歷史的「合謀者」？為什麼面對過去，我和其他人都很難做到不斷懺悔自身。可見，懺悔不是出於普通人的良心發現，而是來自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文化立場的歷史自覺。
這篇「試筆」給我以極大的精神震動和思想衝擊，一連數日情緒激動，眼睛裡湧著淚。我不由得聯想起1995年在西方發生的一件事。那年是二戰勝利50週年，整個西方社會都在談論一個名字──奧斯維辛。這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記憶到底屬於誰？即誰有資格為奧斯維辛記憶命名？是以猶太人的名義還是以全人類的名義紀念這場大屠殺？結局令人遺憾，各國政要簽署的《奧斯維辛宣言》由於要滿足眾多國家的不同政治訴求，被搞得四平八穩，成了一篇平庸之作。
但無論如何，人家做了，人家畢竟找到了一種方式、一種語言來描述這場難以名狀的災難和痛苦。掉頭看看自家，五十年來，我們這片土地災禍不斷，苦難不絕。時至今日，我們看到了甚麼？我們看到是官方的道道禁令和半個世紀成功馴化的良民。所幸，還有像邵燕祥這樣的人，在喚醒、警示著我們。
邵燕祥是有鋒芒的，鋒芒在他的言行裡。一次和他聊天，我說：「現在精簡機構，全國文聯所屬各協會，如我們的劇協（即戲劇家協會）和你所在的作協以及影協（即電影家協會），音協（即音樂家協會）等等，依我看都該統統撤銷。」邵燕祥「白」了我一眼，說：「它們是派出所，豈能撤？」緊接著，他又添了一句：「相比於這些協會，你不覺得青年團、少先隊更該撤嗎？」驚詫，也驚嚇。一語墜地，似熔岩流淌，卻又像浩蕩天風般地直入心底。今天，有幾人能說出這句話來？是漢子的未必能說，不是漢子的未必敢說。
2005年1月17日，一個被廢黜的國家領導人在被軟禁十餘載後，與世長辭了。消息不脛而走。民眾悲情無訴無告，自發地奔向同一個地方：北京東城富強胡同六號。人們一定要去走一回，去看一眼，去哭一聲。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請問上蒼。整條胡同裡站滿員警，停滿警車，還有便衣。年輕的律師浦志強打電話給我。說：「我要去富強胡同！還要送上花圈。」我知道，從1989的夏季開始，小浦就「榜上有名」。所以，我不贊成他前往。說：「紀念一個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繼承他的精神。」電話掛斷，我知道血氣方剛的浦志強是一定去的，或許他就在路上了。
過了一個多月，我把「富強胡同」的事告訴了邵燕祥。他不做任何表態，只是平靜地對我說：「我也去了。」淡然又凜然。「夕陽山外山，春水渡旁渡，不知那搭兒是春住處。」說到春天，無論惜春還是送春，自古以來，文人的心頭都是一片迷離。但「邵燕祥的存在，至少提示我們，中國文人的苦路正長，奮鬥正長，信念正長」──這話是孫郁說的，我曾無數次地默誦以激勵自己，扎掙爬起，苟活下去。
世間有千種人，萬般事，百樣情，各有面目與份量。你如何對待？又怎樣處置？這或許是最能顯露一個人的心腸。袁水拍──一個二十歲成名的詩人。抗戰時期與吳祖光、黃苗子、丁聰一起，在重慶文化界被稱為「四大神童」。袁水拍與另外三個「神童」不同的是，他很快成為中共地下黨員，追隨革命，忠誠革命。1949年後，他進入《人民日報》工作，負責文藝部。
1951年受命同江青一起對「武訓」的歷史作調查，得到毛澤東的接見。後來，調入中宣部文藝處（即文藝局之前身）。處在這樣的位置，勢必捲入一系列的文化批判運動，如批判武訓，批判胡風，批判右派，大小批判文章大多要過他的手。
「文革」爆發，他自然成了當權派，經歷了幾乎無數大小批鬥「戰役」。難忍羞辱的他，選擇了自殺。所幸未死，即不幸未遂。於寂寞中，又不甘寂寞。戰戰兢兢，度日如年，以為只有更加「緊跟」才能倖免於被黨棄置。幾番思量，他終於給「文化旗手」江青寫了「效忠信」，結果在被「解放」後，提拔為文化部副部長，即所謂「上了末班車」。
「四人幫」一倒，袁水拍便跟著倒下。一個詩人，一個幹部，一個隨政治風雲起伏跌宕而上下顛簸的人，雖難以評說，卻成為圈子裡笑談。我的同事就管他叫「袁會拍」，又稱「袁十八拍」。1982年前後，邵燕祥所在的《詩刊》開座談會，有時也請他去，但無人搭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令邵燕祥非常難過，甚至後悔請他出席。經過「揭批查」的全過程，上邊儘管有了結論，袁水拍仍然得不到人們的諒解，鬱鬱以終。在他簡單的告別式上，有兩個人以個人名義送了花圈，一個是朱子奇，還有一個是邵燕祥。
說來恐怕無人相信，我曾接受過邵燕祥的道歉。今年（2007）年初，國家新聞署一個副署長指名道姓地查禁《伶人往事》。我憤極，怒極，提筆寫下了《我的聲明和態度》，表明要以生命維護我的文字。
「聲明」裡，我說我是研究人員，是民盟盟員，是孤寡老婦。邵燕祥支持我的立場，但笑話我用「孤寡老婦」形容自己。沒多久，他看到了我發表的《淚向下滴，血朝上湧──胡發雲「如焉」序》一文，立即來信。說：「詒和：你好！讀了你為胡發雲寫的代序，極其感動。特別是你追敍平生的時候，我後悔向你開玩笑，說你自稱『孤寡老婦』是『哀兵之計』，這一定傷害了你的感情，向你道歉。但我還是要勸你再不要這樣想，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給自己不良暗示。你應該像關漢卿『不伏老』中唱的那樣，做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予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你應該像伏尼契老太太寫的《牛虻》那樣，『無論我活著，或是我死去，我都是一隻快樂的牛虻』，這其實是從一位英國詩人那裡套下來的，只不過那首詩的中譯，似是『快樂的蒼蠅』，有點煞風景罷了。其實，以你的一生，以你近來寫作的貢獻，你已經不愧為『一粒銅豌豆』，『一隻快樂的牛虻』」。
人自有一份心裡的端正和莊嚴。邵燕祥的道歉，正是出於他的端正與莊嚴。向別人道歉，恰恰是對人的自身的肯定──「忠實地生活，忠實地愛人（巴金語）」。由此，我更加敬重邵燕祥的人品。想想吧，現在還有誰道歉？政府每天都在報刊上提倡大陸百姓學說「奧運文明用語」，其中就有「對不起」一句。我們的百姓似乎很難學會道歉，也別怪罪他們了，自有人民政府以來，政府向人民道過歉嗎？老師不會，學生怎會？最後，要說的是邵燕祥對我寫作的幫助。從《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一文開始，我便把初稿寄給他，請他批評指正。
當我第一次收到他返回的「一陣風」原稿的時候，真嚇了一跳。凡標點錯誤、用詞不當、提法不妥處，都逐一標示並加以解釋，還附上一信。信中寫道：「此次，你筆下復活了馬連良。我相信，還有多少善良的、也許難免有缺點弱點的亡靈等待著你，等待著你使他們復活……」談到我的寫作，邵燕祥說：「我想，固然有家學淵源為你打底，還多虧中國共產黨給你的特殊鍛鍊，多年鐵窗，家破人亡，從體力到精神的摧殘……『玉汝於成』，你證明你已對得起這個時代的熔爐和煉獄了。」信的末尾，他言道：「你也留下了千古絕唱，是你啼血而成。為了這，你也要拂去那時時襲來的悲涼和傷感。」──邵燕祥字字句句，如夏日夜晚的颯颯細雨，每一滴都打疼了我的心。望著父母的遺像，大慟。多少年了，我一人獨自面對，獨自行走，前無去路，後失歸程。外表堅硬，內裡空虛。快要坍塌的時候，就哭著撲在父親的遺像前，尋求天堂的回聲。終於，有像邵燕祥這樣的人走近我，叫我不要再哭泣，要留點氣力，長點精神，明天還要活，還要寫，還要去關心比自己更為不幸的人。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別了，毛澤東》一書，是邵燕祥從1945年到1958年的自述，平樸而有質地，細密而又深入，鋒利而無尖刻。自述的跨度，前後一共十三年。故他自稱是「流水十三章」，因其間經歷的各種運動，使國家方向和個人命運都發生了逆轉，便又叫「大彎路」。生活是長河，多少歸人、多少過客，來去匆匆。其中，很多人不知緣何而來、緣何而去，連人的含義都沒來得及弄明白，就走了。邵燕祥是弄清了自己的來歷，也認準了自己的去處的。所以，他堅定地說「別了」！人活到這份兒上，才稱得上「自由」了！我從這部書裡，看到的是一個中國文人的清正本色、讀到的是一個當代詩人的痛苦靈魂。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